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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基督新教在华宣教200周年专辑 汇编/楚延庆 目录 1．外国来华宣教士部分名单（1807——1949） 2．羊城暗哨：基督教最初在中国 3．基督教入华的第一位先锋、中文圣经译者 4．马礼逊为中国近代的科学、技术、教育做出过巨大贡献 5．马礼逊的翻译和著述工作 6．基督教和儒教在十九世纪的接触——米怜 7．一个极具争议性的人物——郭士立 8．最早来华的美国宣教士——裨治文 9．西方宣教士在广州的联合组织 10．中文圣经的问世 11．从英华书院到马礼逊学校 12．教会学校的竞相设立 13．东印度公司 14．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澳门 15．不能以马礼逊来华作为基督新教来华标志 16．三幅历史图片 1．外国来华宣教士部分名单（1807——1949） 马礼逊、米怜、裨治文、郭实腊、雅裨理、伯驾、布朗、雒魏林、罗孝全、理雅各、晏玛太、戴德生、倪维思、嘉约翰、杨格非、丁韪良、傳兰雅、林乐知、狄考文、花之安、谢卫楼、李提摩太、明恩溥、梅子明、李佳白、福开森、胡美、卜舫济、乐灵生、穆德、文幼章、赛珍珠、司徒雷登。 2．羊城暗哨：基督教最初在中国 1807年，伦敦传教会特派25岁青年牧师马礼逊，赴中国广州建立传教桥头堡。马礼逊一到羊城就发现，清廷海禁未开，别说建立桥头堡，只要他敢说出传教二字，立即处死。他只好潜居广州十三行，那是清廷惟一允许洋人驻足之地，昼伏夜出，希望找到愿意相信上帝的华人，为他洗礼。当年清廷还有一条禁令：华人也不得信洋教，违禁者同样是个死。马礼逊像个秘密地下工作者，花了7年工夫，这才有个叫蔡科（一说名蔡高）的广东人愿意入教。马礼逊高兴地划着小船，夜航而至澳门海滨一个山泉边，为蔡科秘密施洗。又4年，华人梁发和妻子相继受洗；再4年，一个叫屈昂的华人也接受了洗礼。总之，马礼逊在华传道25年，发展的信徒，就这4个人。不是他不努力，实在就像他说的，环境太过恶劣。例如，梁发在广州街头秘密派发基督教小册子《劝世良言》，被官府拘捕，挨了30大板，又交了罚金，这才捡回一条命。屈昂也一样，他也是散发《劝世良言》，让儿子放哨，结果官府抓人，爹跑了，儿子被抓，死在狱中。 传教成绩不好，马礼逊汉语却学得不错。来华前，师从华人容三德，马礼逊学过点中文，浅尝辄止，水平不高。来华后，想拜儒者为师，却没人敢教。原来当年的清廷，不仅海禁，而且文禁，敢有将我华夏煌煌文化传授给蛮夷者，死！于是马礼逊仿效明代来华传教士利玛窦，穿上儒服，留出长指甲，蓄起长辫子，吃中国饭菜，所谓“服御饮食，与华人同”，一派从骨子里热爱汉学的姿态，终于感动了一位儒者，愿意教授他汉学。但儒者不留名，且每次登门授课，都身藏毒药，准备一旦被清廷拘捕，立刻服毒自尽。 英汉双语俱通，马礼逊开始将《圣经》译为汉语。这件事又花了7年时间。从事翻译工作，只要能忍饥挨饿，没多少钱也能做到，要印刷出版，那就没钱万万不能。后经伦敦大英圣经公会等三家机构赞助，这部名为《神天圣书》的《圣经》汉译全本才得以面世。 马礼逊在华传教，取得的最大成就，是编著《华英字典》。这部字典如今已很难见到，据周振鹤先生《英汉词典与传教士》一文介绍，“《华英字典》是世界第一本英汉·汉英对照字典，篇幅巨大，内容浩繁。英汉部分对所收的每一个词条都有丰富的例解，并大量收录了成语、俗语，使读者得以透过字面放眼深厚的文化背景。”例如，“在对英文的例解中，作者常举《论语》、《红楼梦》中的句子为例句，如Learn（学习）的例句是‘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Face（脸）的例句是‘平儿自觉面上有了光辉’。”更为难得的是，该字典旨在为洋人传教士学习中国语言文化、了解中国社会政治、熟悉中国风俗习惯服务，所以华夏文化的独特之处，亦能跃然纸上。例如，“解释Actor为‘做戏的、装扮做戏的人’之后，进一步讲到‘分作生、正生、武生、旦、丑、末、正旦、婆脚、花旦、跌旦’，并在Drama一词后将传统戏曲的‘十二科’也一一列出，以与西洋戏剧相对照。”这确实很体贴读者，就是现代字典的编纂者也常常做不到。因此项成就，马礼逊堪称西方汉学第一人。 在华25年，马礼逊最大的痛苦是孤独。他可以隐身十三行，妻子却不能入境，常年独处澳门。马夫人原就体弱多病，夫妻长期分离，更加抑郁寡欢，生有一子，又不幸夭折，马夫人痛苦不堪，几年后病逝澳门。一连串的打击，令马礼逊悲痛莫名，萌生退意：“我的勇气与耐心差不多消失殆尽。这里孤寂难忍，我希望到自由和可以享乐的地方。”他总算没有退缩，“上帝要我留下，要我以正确的思想、恭敬的态度，打好这场传播福音的前哨战。”但直到1834年在广州去世，马礼逊做出的最大贡献，还是翻译《圣经》，编著《字典》，开办“英华书院”。他的传教工作，除屈指可数的4名中国信徒，只有一人间接得其所惠：1836年，广州乡试期间，信徒梁发再次冒险散发《劝世良言》，洪秀全得到一本。7年后，洪秀全重新发现了这本弃置的福音书，“潜心阅读，遂觉大悟”，自行洗礼，跨出了他创建太平天国的第一步。 3．基督教入华的第一位先锋、中文圣经译者 远在十七世纪，曾有一位传教士范礼安数度尝试进入中国而告失败，在他临终前，遥望中国大陆发出沉痛的呼声：“石头啊！石头啊！你几时才为我主裂开呢？” 似乎“中国”这块巨石，惟有用自我牺牲和属灵智慧，才可把“它”摇撼。但谁能有如此勇气呢？马礼逊作到了！ 马礼逊于一七八二年诞生于英国北部的一个小镇，幼年就聪颖超人，有极强的记忆力，曾于一夜间背下圣经中最长的诗篇119篇，并毫无错误。只可惜在青年时期所过的是一个荒唐的生活：酗酒、狂欢、放荡、污言秽语已习以为常。感谢神，使他不久便对这种生活厌了，十六岁的一天，他真正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和意义。 廿余岁的马礼逊，忽然得到神的呼召：“去！向远方的中国人传福音。”这呼召简直把他吓一大跳，他说：“神啊！中国在哪里？我对它一无所知，你怎么会要我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呢？”然而神的呼召是持续而坚定，毫无回转之余地。他只好立即开始前往中国的准备工作，首先须解决的是如何学习中文，他先祷告后才上街去，正好见到一位中国人迎面而来，他紧握那人之手，拜他为师，即刻开始了艰苦的中文学习，在完全没有辞典，没有任何语言学方法的协助下，实在极难，几次想中途而废，然而来自神的呼召与异象：“去！传福音给中国人。”形成一片紧锣密鼓，无法逃避，只好咬紧牙关，吞下泪水，对自己说：“为了神的呼召，为了向中国人传福音的异象，无论有多大困难，我都要学会中文。”马礼逊就是凭信靠神的心，去排除万难，走上献身为中国的道路。 在一八三四年以前，中英两国的关系完全由东印度公司垄断，为商业利益，东印度公司一向禁止宣教士搭船前往中国，更不准留居。马礼逊惟有先乘船到美国，辗转来到这块陌生的土地，迎接他的不是热烈的双手，乃是东印度驻澳门代表的冷酷警告，加上天主教神父们的妒忌，连在澳门居住也极困难，但马礼逊置之不理。 马礼逊既踏上中国，便入乡随俗，穿著中国式的服装，留长指甲，蓄着似“猪尾巴”的长辫子，吃中国饭菜。又因经济困窘，租了一货仓最下层的潮湿房间，空气混浊，家徒四壁，就在此地为中国开展了伟大的事业。 要感动中国这块巨石，马氏不但面对孤单冷漠，还有被驱逐出境之危险，况且澳门神父也虎视眈眈，在重重压力下，他只好加入东印度公司成为正式职员，使他没有一点时间去传福音；另方面，在英国的同胞对他的受聘并不谅解，认为他已放弃了宣教的使命。在此内外交迫下，不但他孤单痛苦的工作，更加上心灵熬炼，可是马礼逊一点也没有退缩，相反地，他是勇往直前。 本来在孤单的工作中，与玛丽·莫顿结婚可以令他稍有安慰，但依照清廷的定例，他的新婚妻子必须留在澳门，而马礼逊的公务亦使他一年中有半年要留住广州。马夫人身体很弱，再加上夫妻长期分离，使她心情抑郁寡欢，更不幸的是他们的长子一生下来便告夭折，使他们的心情更加痛苦，因而马夫人的身体越来越坏，只好带着女儿返回英国。一别六年，后再于澳门全家团聚，使马礼逊欢喜不已，只因公务缠身，不得不独自返回广州，不幸马夫人在同年不堪病魔缠身，死于澳门，马礼逊因而痛苦难言，岂料一年后他的挚友米怜亦离世回到天家，一连串的打击，令马礼逊悲痛莫名，他曾这样说“……我亲爱的玛丽既死，现在又加上了米怜……我并不埋怨……只是为了剩下我一人而深感寂寞，但上帝曾经支持起我的软弱……我希望将来我也死在我工作的地方。”他感情的丰富却增加了他的痛苦，以致常不住的呼喊：“……我的勇气与耐心，差不多已消丧殆尽了……这是一处极孤寂的场所，我希望到自由和可以享乐的地方……”他似乎已经软弱、灰心、甚至略带抱怨，然而终其一生他没有退缩，反而在货仓中完成了伟业。 虽然外国人购书悬为严禁，但为了多买一本书，多学一些中文字，甚至节衣缩食，多付几倍的价钱亦在所不计，他孜孜不倦的研习中文，终于给他带来了成果：“使徒行传”、“路加福音”先后译成中文，还有“真道回答”、“英华文法入门”、“中文法程”、中国第一本“华英字典”等，他更热心于英国设立一东方语文学校，力主在牛津与剑桥大学内设立中文讲座，又于马剌甲设立了第一所英华书院，以培育中文人才。 当然，在成功的背后，必定有一番辛酸血泪，为了印刷圣经及这些书籍，一方面时刻面临清廷深严禁令的威胁；另方面东印度公司因怕他这样做会违反禁令、影响中英贸易的进行，而把他撤职；最大的不幸，并不是闭关自守的清廷或东印度公司的百般阻拦，而是一群白蚁――原来他叫人刻成的书板，因怕被人发现而藏之于屋隅，却被白蚁蛀了大半，这无异是晴天霹雳，心中所受的打击，真是无可言喻！ 马礼逊拼尽了他生命的全部，终于在一八三四年息下了世上的劳苦，他的遗体埋葬在澳门，诚如耶稣所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马礼逊虽然死了，但是他的影响力却直透历史的层层帷幕。他自己曾说：“为完成这伟大的任务起见，我不怕长期工作，谢绝社交，持以耐心、毅力、镇静，及不偏激的判断.....惟希望以正确的思想、恭敬的态度、战战兢兢、小心翼翼，而期得免误传上帝之圣言。” 是的！马礼逊的确是一位把基督福音带来中国的先锋，他的英雄故事不是写在沙尘滚滚的战场上，而是写在一块充满敌意、猜忌、与孤寂痛苦的土地上，以他生命的血泪播种，以至于开花结实累累，怪不得每当我们提到这位已逝世百多年的传教士，都会肃然而生敬。 4．马礼逊为中国近代的科学、技术、教育做出过巨大贡献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年1月5日出生于英国，他是第一位有历史记载的来中国传福音的基督教新教(Protestant Church)宣教士。1807年9月8日，马礼逊乘美国货轮“三叉戟”号由纽约抵达中国广州，他在中国工作二十余年，1834年8月1日逝世，安葬在澳门。 200多年前，年轻的马礼逊，忽然得到上帝的呼召：“去！向远方的中国人传福音。”马礼逊听从上帝呼召，刻苦学习中文，辗转来到中国，他和中国人生活在一起，穿中国人的衣服，蓄中国人的长辫子，吃中国的饭菜，住在潮湿的房子里。1814年马礼逊为中国人蔡高施行洗礼，中国有了第一位基督教新教教徒。1819年马礼逊将《圣经》全部译成中文，并于1823年出版，中国有了第一本中文圣经。马礼逊在中国艰辛地工作了20多年，终于在中国撒下了福音的种子。 1807年马礼逊来到中国，同时也将西方近代印刷术传入中国。1815年马礼逊出版了期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这是第一个汉文近代报刊，是中国第一份民间报纸。1818年马礼逊在马六甲办了英华书院，尽管英华书院不是设在中国本土，但它是第一个面向华人的新式学校，是中国第一所洋学堂。1820马礼逊在澳门开设中西医合作诊所，这应该是中国最早的具有西医性质的新型医院。1823年马礼逊出版了一部重要的汉英对照字典《华英字典》，《华英字典》是中国历史上出版的第一部中英大字典。 1834年马礼逊在澳门去世，1836年广州的美国商馆成立了“马礼逊教育协会”，并由协会成立了马礼逊学堂，马礼逊学堂是最早设立于中国本土的新式学校。马礼逊学堂是一所专门针对华人的学校，教授的课程有天文、历史、地理、算术、代数、几何、初等机械学、生理学、化学、音乐、作文等。在这里学习的中国青年接受了近代的科学知识，马礼逊学堂为中国培养了最早的科学、技术、教育等人才。 1847年马礼逊学堂的容闳（hong）、黄宽、黄胜留学美国，他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留美学生，1872年又在容闳的努力促成下，第一批中国幼童留美，他们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 如果把利玛窦看作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开创者，那么第二次中西文化交流的开创者当属马礼逊，而且由马礼逊开启的这次文化交流，层次更深，影响更久远。 5．马礼逊的翻译和著述工作 马礼逊（1782——1834年），生于英国那森伯兰的摩帕司，青年时期即立志献身教会和传教。加入长老会后，曾从师于黎德罗牧师飞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及系统神学，并在伦敦师从华人容三德学习中文，在大英博物馆阅读了中文圣经译本。 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一月在伦墩接受圣职后，当年奉派于伦敦会赴中国传教，从纽约乘三叉号帆船横渡太平洋，经爪哇、澳门，于九月七日抵达广州。当时，马礼逊面临着两大困难：其一，清廷禁教令不准传教士进入内地；其二，华人不得信教，且不能教洋人习中文，违者处以极刑。所以，马礼逊只能潜居于允许外国人经商居住的广州十三行内，学习中国语言文化。为了合法地居留中国，马礼逊于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受聘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翻译员，从事极为有限的宣教工作，经七年尝试，收益甚微。在这一时期，他的最大成就是编写了一本华文字典——《五车韵府》，从事翻译圣经、撰写福音传单等文字事务。而经其施洗的华人信徒，仅得一人，即广东人蔡高（蔡阿高）。 嘉庆十九年（1814年）七月一日，蔡高在马礼逊的主持下，于澳门海滨的一个山泉边秘密受洗入教。后来得到米怜牧师襄助，将传教基地转移到南洋的马六甲，建立了对华传教的后勤基地。两人共同完成了《旧约》的汉译工作，在马六甲创办了印刷所，雇梁发等为印刷工人，并引导梁发信教，并将其按立为中国基督教第一位传道人。他辗转于澳门、广州和马六甲等地，和米怜等在马六甲创办了英华书院、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与英文刊物《印度支那拾锦》。英华书院是近代传教士开办的第一所中文学校，马礼逊曾任该院牧师。曾协助麦涤逊创办了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份英文报——《广州记录报》。 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马礼孙被委任为英国商务总监律劳卑的中文秘书兼翻译官，相当于副领事，同年八月，逝于广州，安葬于澳门基督教坟场，后在广州建有马礼逊纪念堂（基督教青年会长堤会址）。在译经和撰著方面，马礼逊对中国基督教会的信仰和生活以及中西文化交流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于1813年独立用汉语译完了《新约全书》，又与米怜合作于1819年11月完成了《旧约全书》的翻译，1823年在马六甲将全本圣经以《神天圣书》之名出版，他是将全本圣经译成中文的第一人。第二类是有关信仰生活、教会组织与崇拜的著作，如《神道论赎救世总说真本》等；教会史和圣经史的著作有《古时如氐亚国历代略传》等；《西游地球闻见略传》、《华英字典》和《中国一览》、《广东省土语字汇》（1828年）等则是近代早期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重要作品。 6．基督教和儒教在十九世纪的接触——米怜 米怜（Milne, William, 1785-1822）是基督教（以下简称耶教）在十九世纪到东方传教的先驱人物。他于1813年7月4日抵达澳门，同年7月16日抵达广州。由于当时中国教禁未解，以致他在华的活动殊为短暂。米怜的主要事业是在马六甲展开，他的事业都环绕“传教于中国”的目标而建立。一些学者因为马礼逊（Morrison Robert ,1782－1834）偶然批评米怜“向少数欧洲人传教”，便对他蔑视而使他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又由于享年不长，米怜的声望大半为马礼逊所掩。实则米怜在耶儒接触史上有不容忽略的贡献。米怜的活动虽在南洋，但他的事业所涉及的耶儒接触问题，却对中国本土有重大意义。 米怜在华的时间虽短，但始终和潜居在广州的马礼逊维持密切关系，故对华联系从未中断。止由于教禁，不能在华直接传教，他不得已在马六甲办书院和刊物，同时协助马礼逊汉译《旧约圣经》。米怜汉译《圣经》是一项客观的开创性的事业，它对耶儒接触甚至中西文化交流皆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晚年依儒教典籍确定以“上帝”为“God”的译名。为日后在华耶教士修订汉译《圣经》所采用，其意义亦至为重大。至于他的其他文教活动也时常涉及儒教。米怜的文教事业虽然只是一种手段，因为他的主观意愿是要藉此达到传教于中国的目的，但在客观上，他却开启耶儒在中土接触的契机。 米怜在客观上触发耶儒接触之机，其事颇为吊诡。他鉴于儒教的神学、哲学和法政各系统都对耶教的传播构成障礙，于是在自己主持的书院大力提倡儒教经典的研究，也在他所主编的期刊亲自撰文阐述儒教的各种思想和意识形态，以期揭发儒教的缺失，而动摇它的各个系统，最终则以耶教取而代之。套用一位著名传教士的话，此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如果和马礼逊相较，则马礼逊对儒教虽颇轻蔑，尚不至企图从根本上动摇儒教的各个系统。米怜在企图动摇儒教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手段常随机制宜。在他以汉文撰写涉及耶儒的文章，因以华人读者为对象而投鼠忌器，常援儒入耶，穿凿附会；至于英文的有关论述，则肆无忌惮，对儒教批判不遗余力。其手段虽殊，但以耶代儒的目的则始终如一。米怜对儒教的批判，偶而虽能发聋振聩，对儒教社会不无贡献，但由于米怜的传教对象大都是东南亚华人，他们多为社会低层的民众，所以米怜所接触和揭发的儒教弊病也大体属于意识形态的层次。他常有意把儒教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混为一谈，甚至以儒教的意识形态代表儒教的思想，以贬低儒教思想的价值，此则不免流于主观的偏见。 儒教思想虽然因受米怜歪曲而可能使人误解，但由米怜大量的英文日记、书信和论著，多少可以让他所属的伦敦传教会甚至西方社会了解儒教的意识形态，以及这些意识形态所变现的文化习俗，而且米怜尽其心力办理书院，主编中英文期刊以及大量搜集儒教典籍，以供学者研究，此种种文教活动必然在客观上提供某种方便，从而开启人们接触儒教的契机。此一贡献，不能因为他主观上的传教意愿而加以忽视。 耶教不欲在中国土地生根则已，如欲在中国土地生根，则它和中国文化主流的儒教接触，必须借鉴佛教，而从更广的文化层次着眼。但以耶教独断的宗教性格，殊难期望它在文化层次和儒教接触而取长补短。它充其量只在细节上接受儒教的形式，如米怜为取悦于儒教学者而采用朱熹注释经典的方式，以从事《圣经》的汉译。米怜也允许在他所办的华人义学校舍悬挂孔子像，但在根本教义上，则绝无回旋妥协的余地。米怜曾宣称，中国的异端哲学不足以引导人获得关于真神的知识和尊崇。然则作为中国哲学主流的儒教，对耶教的教义自然也没有任何助益可言。米怜的立场可说是耶教独断主义的典型，米怜固不愿虚心吸收儒教宗教和哲学的精华，遑论在更广的文化层次撷取儒教的优点。 至于儒教虽有宗教宽容的精神，但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门户未开，对国外一切事物采取深闲固拒的态度，加以二千多年来讲华夷之辨而形成的文化优越感，促使儒教自晚明以降，即把基督教视为异端邪说。处此形势下，十九世纪初期的儒者雅不愿把马礼逊、米怜等人苦心孤诣所译《圣经》平心静气加以评估，以便取其长而补己短，更谈不上在较广层次择取耶教所代表的西方文化精华。当时一般儒者大概只秘密充作传教士如马礼逊和米怜的汉文教师、译经助手、论述润色人以及宗教读物分发者。这些都是为稻梁谋的被动角色。此外，没有大儒以平等地位对外来耶教文化作从容而相应的交流。 总之，耶儒在十九世纪初期的接触，如以米怜个人所反映的事实，及当时儒者因应耶教之道言之，则双方在文化层次都不愿虚心、真诚以了解对方，终致未发展为相与取长补短的双程交通。即因此故，上述米怜有关方面的贡献，其影响力对当时而言，遂不免大受限制。 郭士立，又称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是德国人，受荷兰差会(the 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派遣于1827年来到东印度群岛(今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在那里开始学习马来语和汉语。不久，又转往新加坡、泰国一带，继续学习汉语文。从1831年开始至1838年，他曾不下十次去中国东南沿海活动，最远到达中国东北的奉天(今沈阳)，以及朝鲜和日本。 郭士立是一位极具争议性的人物，他一方面是宣教士，在文字宣教和街头布道方面都很有恩赐；另一方面，他也从事了很多遭人非议的活动。中国的历史书里有许多对他的指责，认为他为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贸易和西方列强的侵华战争搜集情报，是一个“披着宗教外衣的间谍”。不幸的是，他自己写的日记和传记中，也有很多记载似乎证实了这样的指控。 他第一次去中国沿海是1831年，那次他从泰国出发，经福建、浙江、山东，一直到达天津，之后于同年12月13日返回到澳门。他所带回来的信息显然引起了东印度公司的极大兴趣，因而很快就决定资助他再次北上，并有一位该公司高级职员林赛陪同，另外还带了一名制图员。 这次他们于1832年2月27日从澳门出发，经厦门、福州、台湾，一直到朝鲜和日本，这才于同年9月5日返回，历时七个月。他们沿途探测航道、测绘海图、收集文化、经济、商业、政治及军事方面的情报。当然，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对于推动传福音的事工也是必要的。但是，他所做的似乎并不是单纯为了传福音的工作。这一点，有郭士立自己的日记为证： “1832年6月30日，上海我们巡视了（吴淞口）炮台，察看了这个国家的防务内部组织。炮台是一个极为巨大的结构。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作了布置，可是最蹩脚的军队也能攻破它，因为他们不懂得炮台工事的技术，全部依赖于壁垒和围墙的厚度。……火药质量低劣，炮的保养和使用都极坏，点火口太宽，制造得不合比例，我确信有些炮对炮手们要比对他们所瞄准的敌方更加危及性命。” 读到这里，我真不知该作何感想！假如他真的是为传主的福音而来，那他为什么对中国的军事设施如此感兴趣呢？联想到那时离鸦片战争爆发只有几年的时间，联想到英军对中国几处口岸炮台的摧毁性攻击，有谁还能对郭士立牧师的“贡献”有不同的解释呢？ 从郭士立的行为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传教士也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也会有普通人常有的弱点和局限。他们当中也会有一些信仰不纯正、行为有缺失的人。在中国和西方列强发生直接利益冲突，甚至爆发战争的时候，也一定会有一些西方传教士，背离自己的职责及对神对人的信实，采取一些与自己的身份不相符的行动。对于这样的事情，西方教会史家，特别是一些原驻华传教士都有相当多的反省，我们中国基督徒更没有必要一味地为之遮掩。 正当马礼逊在中国艰难地开辟福音工场之时，美国的肢体也开始为中国的福音事工作准备。成立于1810年的美部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通过英国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协助，了解中国工场的进展情况和发展前景，并派人赴英协商合作事宜。1820年，美部会聘请马礼逊担任该会的通讯会员，为他们提供有关信息和协助。1829年，该会聘请了刚从神学院毕业的裨治文(Elijah C Bridgeman)为第一位派往中国的宣教士。 当时在广州经商的美国人奥立芬(D. W. C. Olyphant)是一位热心的基督徒，他答应为裨治文提供去中国的旅费，并让他免费住在广州的商行里。于是，裨治文便于1829年10月从纽约出发，搭乘奥立芬公司的商船远赴中国，同行的还有美国海员友好协会（American Seaman’s Friend Society）派往中国担任美国海员军牧（Chaplain）的雅裨理（David Abeel）。经过135天的航程，他们于1830年2月25日到达广州。 裨治文在广州一落脚，就开始努力学习中文。很快，他就向英国的传教先驱马礼逊学习，从教育和文字工作入手，展开他的宣教活动。他先创办了一所男童学校，又在奥立芬的赞助下于1832年创办英文《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该报从1832年5月至1851年12月每月出版一期，共出了二十卷，记载了鸦片战争前后二十年间西方在华宣教士关于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调查研究，同时提供了有关当时西方人在中国的活动情况、中外关系的演变以及宣教工作的推展等方面的重要史料。1833年，又有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on)受美部会差遣来到中国，成为裨氏的得力同工。 到了1834年，在中国“医疗传教”的“开山鼻祖”伯驾医生（Dr. Peter Parker），同样受美部会差遣来到广州。伯驾受过正规的医学和神学训练，来到远东之后先在新加坡学习中文兼行医一年，然后于1835年回到广州，开设眼科诊所，专治白内障之类的常见眼疾，以此为传福音的切入点。他的工作赢得了普通百姓的好感，在打破国人对西方宣教士的疑惧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在向中国人传播当时最先进的西方医药知识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1836年，美国浸礼会差会（General Missionary Convention of Baptists）的首位宣教士叔克（J. Lewis Shuck）夫妇来到澳门，次年又有罗孝全（Issacher W. Roberts）自费来到广州宣教，但数年后正式成为美国浸礼会差会属下的宣教士。此外，美国圣公会差会（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Protestant Episcopal Church）的两位宣教士也在1835年到达广州，但均因身体不适的理由辞职返国，直到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于1838年前后来到广州，才真正开拓出了一片属于美国圣公会的在华宣教工场。 9．西方宣教士在广州的联合组织 在鸦片战争之前，西方宣教士是不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传教的，但西方商人却被准许进入广州，长期设置商馆，派员驻守。西方商人中有如美国人奥立芬(D. W. C. Olyphant)这样热心的基督徒，极愿协助宣教士在广州及周围地区从事宣教活动，并出资支持各国各宗派的宣教士成立联合组织，共同推动宣教及慈善事业。 西方宣教士在广州成立的第一个联合组织，是“广州基督教联合会”(The Christian Union of Canton)。该会于1930年问世，首期会员共七位：马礼逊、雅裨理(David Abeel)、 裨治文(Elijah C Bridgeman)都是发起人。联合会决定设立一处仓库和图书馆，并且着手编印中文圣经课本，供中国学生使用，另外还为《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筹措了第一年的经费。不过，这个组织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后来就再没有关于它的任何记录了。 第二个联合组织，是成立于1834年末至1835年初的“实用知识传播会”(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其目的是向中国人传播西方当代实用知识和基督教信仰，成立后不久就出版了《世界通史》、《英国史》及《伊索寓言》等书籍。但该组织同样未能长期发挥作用，四年后便消声匿迹了。 第三个联合组织，是“马礼逊教育协会”(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在马礼逊于1834年去世后不久，他的一些朋友想为纪念他而发起成立一个永久性组织来传承他的名字。他们认为马礼逊在开创中国基督教教育方面贡献卓著，因而设立「马礼逊教育协会」便是对他的最好纪念，也是继续推动在华基督教教育发展的需要。为此，他们于1835年设立该协会，专事推动基督教学校的英文教学以及西方当代文理学科和圣经知识的传授。首笔捐款共筹得4，860英镑，用于支持各基督教学校，其中之一就是郭士立牧师所设立的小学。后来，该协会又聘得美国宣教士布朗(Samuel R. Brown)，并于1839年在澳门成立了一所“马礼逊学校”，该校后来迁至香港(1849)。值得一提的是，有位先在郭士立牧师的小学读书，后来转入“马礼逊学校”学生容闳(Yung Wing)，曾随布朗牧师于1847年赴美国留学，并取得耶鲁大学的学位，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赴美留学生。容闳学成回国后，又在取得朝廷大员支持下，于1872年选召120位小留学生赴美求学，开创了近代史上中国人留学海外之先河。另一位与容闳一起随布朗赴美求学的黄宽(Wong Fun or Wong Foon)，在麻萨诸塞州读完中学后，转赴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医学，学成回国后在广州基督教医院行医，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本民族西医。这两位一个在教育方面，一个在医药方面，分别作出了出色的成就，由此也见证出西方宣教士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直接与间接的影响。 第四个联合组织就是成立于1838年的“中华医药传教会”（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首任主席是柯列治（T. R. College），伯驾医生、裨治文、赖伊（G. T. Lay）等任副主席。该会的宗旨是用当时最先进的西方医药帮助贫病交加的中国人，用爱心的服事见证神的爱，在医治的过程中向病人及家属传福音。该会也在把西方先进的医药知识传递给中国人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0．中文圣经的问世 大家都知道，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把圣经译成现代德文，从而让每一个德国信徒，都能够直接通过神自己的话语，来寻求神的真理。后来的宗教史家都一致认为，这一点正是宗教改革成功，乃至全世界的近代化产生强烈冲击的地方。现代民族语文圣经的出现，打破了罗马天主教神职人员对圣经真理的垄断，使普通信徒不再单靠神父们的解释，就可以凭着神所赐的悟性来领受神的旨意。其结果，就是欧洲近代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大解放。它不但使普通信徒摆脱了罗马教廷的思想禁锢，也使欧洲的宗教信仰和学术思想，从中世纪的封闭状态中解脱出来。 因此，新教(更正教)宣教士，禀承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这一传统，每到一地，必先将圣经译成当地当时的通行语文，好使当地人直接从圣经中认识上帝和祂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这一点，正是他们为当地人民所作出的最大贡献。在中国也是这样，第一本完整的中文圣经，就是更正教宣教士奉献给中国人的。 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最早把部份圣经译成中文的，是远在唐朝的景教宣教士。据考证，唐代景教译本有《阿思瞿利容经》(福音书)、《传化经》(使徒行传)、《宝路法王经》(保罗书信)、《启真经》(启示录)、《浑元经》(创世记)、《牟世法王经》(摩西书，可能是出埃及记)、《多惠圣王经》(大卫王的诗篇)，等等。这些译本虽未能流传下来，但仅从标题的译法看，就知道受了佛教用语的很多影响。咋一看，几乎分辨不出是基督教的圣经，还是佛教经典。 除景教外，天主教宣教士也翻译过部份或全本的圣经。最早的中文圣经，出于十六世纪在中国宣教的耶稣会修士之手。 马礼逊于1807年来到澳门后，由于满清政府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使他一时无法进入中国本土。但他一点都不气馁，相神必定会为他开路。所以，毫不迟延，草草安顿下来之后，马上开始学习中文。很快，他便决定亲手翻译圣经。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在后期到达澳门的同工米怜(Milne)的协助下，终于在1819年完成了全部新旧约圣经的翻译工作，并于1823至1824年间出版。 此外，英国浸信会派驻印度的宣教士马士曼(John Marshman)，也想着要为中国人准备一本圣经。他和一位担任澳葡政府翻译官的亚美尼亚人拉沙(Joannes Lasser)一道，花费了十六年的功夫，于1822年完成了“新旧约全书”的中译本。 后来，又有英国圣公会宣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德国宣教士郭实猎（又称郭立士）(Karl Fariedrich Gutzlaff)、美国公理会宣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eman)和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合作翻译，于1840年前后完成的全本圣经，其中的新约部份题目为《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经太平天国删改后采用作钦定经书。 到了1853年，又出版了米怜、麦都思、施敦力(Stronach)、布朗(Brown)、马儒翰、裨治文、理雅各布(James Legge)和克陛存(M. S. Culbertson)等人合作修定的所谓“代表译本”。由于参加者对神的名称有分歧，因而出版了“神”版和“上帝”版两种不同的译本。 1890年，上海在华宣教士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准备出版一本全国通用的中文圣经，并于次年成立了三个委员会，分别负责文理（即文言文）、“神”版和“上帝”版三种译本的翻译工作。其中，“代表译本”于1904年出版了新约部份，“文理译本”于1906年出版，而于1919年出版的《国语和合译本》则成为最受欢迎，也流传最广的中文圣经译本。至此，“神的话语”正式成为中华文化体系中的一个无法忽略的组成部份，默默地发挥着净化心灵，匡正世道的功效。 11．从英华书院到马礼逊学校 19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势力的进一步扩展，海外传教事业也随之兴盛。当时中国海禁未开，西人传教仍被禁止，但是也有为数不少的西方传教士受不同宗教组织的派遣秘密地来中国沿海一带进行传教活动。1807年9月4日，25岁的英国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1782-1834）受基督教新教伦敦会的派遣，搭乘美国商船，碾转来到澳门，然后进入广州。他是伦敦会选定的第一个到中国开辟新教区的传教士。因不能公开传教，他只能隐匿于广州的美国商馆，暗中随人学习粤语和中国官话，了解中国情况，作各种传教的准备。1813年，伦敦会派遣另一名传教士米怜（1785-1822）前来协助马礼逊工作。鉴于清廷的传教禁令，他们决定将传教重点暂时放在南洋一带的华人身上，然后徐图向大陆发展。 兴办学校，传播西学，是传教士藉以扩大影响，进一步达到传教目的的重要手段。1815年马礼逊提出创办马六甲（今雅加达）书院的设想，得到有关方面的支持。学校最终定名为英华书院（The Anglo-Chinese College），于1818年11月11日在马六甲奠基，同年开学。米怜任院长，马礼逊任校监。 根据马礼逊、米怜等所拟《马六甲筹组英华书院计划书》介绍：书院涵盖中学、小学范围。以中、英文交互进行教学，一则造就欧人学习中国语言文字，二则让素习中文的中国、印支及中国东部诸藩属如琉球、高丽、日本等民族的学生，皆能以英语从事西欧文学及科学的学习。在课程上，对于欧籍学生，除必修中国语文外，根据学生的志愿选修宗教、文字、经济等科目；对于本土学生，以英国语文教授地理、历史、数学及其它有关学术和科学的各种科目，如时间许可，还教授伦理哲学、基督教神学和马来文等。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英国霸占香港。为更便于向华人传教和传学，1843年英华书院正式迁往香港，次年更名为英华神学院，1856年停办。 英华书院尽管不是设在中国本土，办学目的也只在“为宣传基督教而学习英文与中文”，但它是第一所主要面向华人的新式学校。该校毕业的部分华人学生，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批西学的知情者。从传教士方面说，英华书院也为鸦片战争后教会学校的大量设立积累了经验，探索了路径，准备了人才。 马礼逊学堂是最早设立于中国本土的比较正式的教会学校，因纪念马礼逊而得名。1834年8月，马礼逊在澳门去世。1836年9月28日，在澳门、广州等地的外国人的倡议和筹备下，在广州美国商馆正式成立了“马礼逊教育协会”，标榜学会的宗旨为“以学校或其他方法促进或改善在中国之教育”。协会成立后的一项重要事务就是筹备成立马礼逊学校，并先期招生男童二人，附读于伦敦会女传教士郭士立夫人（其丈夫郭士立为德国人）1834年在澳门创办的女塾，后来对中国近代留学教育作出重大贡献的爱国人士容闳便是其中之一。以后的四、五年内，协会招收的学生虽有所增加，但没有独立设校，一直附读于郭士立夫人女塾。1839年初，因清政府厉行禁烟政策，中英关系紧张，英国蓄意发动战争，女塾因此停办。8月，英人撤出澳门。1839年11月，独立的马礼逊学校始在澳门成立，由美国人布朗（1810-1880）主持并任教师，除增添新生外，原附读于郭士立夫人女塾的学生也陆续来校复课。 1842年11月，马礼逊学校迁往香港，成为香港开埠后的第一所学校，随校迁港的学生有11名，至1844年学生发展至32名。学生按程度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班，课程包括中文科和英文科，英文科计有天文学、历史、地理、算术、代数、几何、初等机械学、生理学、化学、音乐、作文等课目，中文科计有四书、《易经》、《诗经》、《书经》等课目。中文科由华人任教，英文科由英美人任教。1847年1月，布朗离港回美，1850年马礼逊学校因故停办。 在马礼逊学校接受教育的学生中，容闳、黄宽、黄胜三人于1847年在教会资助下随布朗至美国留学，成为中国第一批留美学生，在以后的“西学东渐”中发挥了作用。其中容闳对中国近代教育影响最大，1872年在容闳的努力促成下，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第一批留美幼童终于成行。 马礼逊学校是一所专门针对华人办学的学校，它以丰富的西学课程，充实了在此求学的中国青年，开阔了他们的知识视野，形成了他们的近代社会观念的基础。有些从此出发，更进一步成为近代中国不可多得的高层次西学人才。 12．教会学校的竞相设立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其他西方列强接踵而来，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凭籍不平条约的保护，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华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到1860年，天主教耶稣会在江南一带已发展教徒7.7万余人，有传教据点400余处，传教士约50人，天主教小学90所；基督教传教士约100人，教徒约2000人，设于五口的基督教新教小学就达50所，学生1000余人。 早期的教会学校集中在五个开放通商的沿海城市和香港。大多附设于教堂，规模小，开始时一般不满10人，有的只有两、三个学生。程度低，绝大多数是相当小学程度的学塾。办学目的是为“传播福音开辟门路”，在中国人中培植一批传教助手，从而扩展传教的范围，加快宗教影响的速度。招生对象以贫苦人家的孩子为主，有些学生父母已经信教成了教徒，还有一些无家可归的难童。为吸引学生，早期教会学校多免收学费和膳食费、甚至还提供衣服和路费等。 早期教会女学堪称是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先声。教会女学在招生时更加困难，这第一层原因固然是受中国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影响；其次是中国的门户刚刚开放，国人对西人的文化教育生活还很陌生；更重要的是，西方列强是以鸦片和大炮与中国人民相见的，这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和仇恨。尽管传教士是以慈善的面目出现，但要消除中国社会对教会学校的疑忌还必须费一番努力。1844年，伦敦会女传教士爱尔德赛（Aldersay）创办宁波女塾时，便引起当地民众的种种猜疑，有人说她是魔鬼化身，已杀死自己的孩子，现在又来算计别人的孩子；有人说她是借办学为名骗去孩子用作制鸦片、挖眼睛炼药水之用。有的教会女学还采取发给津贴，以弥补女儿不能在家助理家务的办法来拉拢家长。在传教士的种种努力下，全国教会女学生的人数呈增长趋势。爱尔德赛所办的宁波女塾，1845年只有学生15名，到1852年学生增至40名。 早期教会学校程度虽浅，但一般都设有数学、天文、地理等课程，在教学方法上也有别于传统蒙学，有的学校还开设外语课程。从中毕业的学生常在当时日益纷繁的中外交往活动中充当通事（译员）的角色。 13．东印度公司 东印度公司是指十六至十九世纪葡萄牙、英国、荷兰、丹麦、法国等欧洲殖民主义国家对印度和东南亚各国经营垄断贸易、进行殖民地掠夺而特许设立的公司。这些国家的东印度公司不仅享有贸易独立权，还有权代表政府订立条约和和约，有权组建军队，有权发动战争，他们享有独立国家的主权，拥有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0年，以后通过阴谋和战争，占领和统治了孟加拉国和印度，之后又占领了新加坡、缅甸（部份地区）等国，由一个商业强权 变成了一个军事和拥有领土的强权，英东印度公司在1833年以前一直垄断着英国对中国的贸易。到了十九世纪初，随着产业革命后世界市场的扩大，为了适应新兴工商资本迅速发展的需要，东印度公司作用逐步下降，它的特权相继取消。但是，它对英国在印度领土的管理权，一直保留到1858年该公司被撤销为止。 道光十三年（1833年）英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专利权因期满而被撤销。英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特权被取消后，来广州十三行贸易的英国商人从原来统一由英东印度公司组织而变为散商，英国政府特派出官员与中国政府交涉商务事宜，使原来商人与商人之间的交涉一变而成为政府间的交涉，由此而埋下了中英两国冲突导火线的种子。 14．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澳门 澳门虽然面积不太大，人口不太多，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成为中西文化互相了解沟通的窗口和中西文化互相交流汇合的桥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澳门是16－17世纪东西方国际贸易的重要中转港 1498年葡萄牙人达·伽马开辟了从大西洋绕过非洲好望角到达印度洋的新航路。1510年葡萄牙用武力占领印度果阿，1511年又占领东西方交通要冲马六甲，垄断了印度洋东西方贸易。葡萄牙人还成为最早侵略中国的西方殖民者。1517年葡萄牙舰队入侵广东，盘踞屯门，1521年被中国军队驱逐。1535年明朝政府将管理外贸的市舶提举司迁到澳门，澳门从此开始成为开放的贸易港。1553年葡萄牙人用行贿和欺骗等手段获准在澳门居住和贸易，1557年更是建屋筑墙修炮台非法占据。16－17世纪澳门的葡萄牙商人垄断中国对外贸易几乎达一个世纪之久，澳门成了葡萄牙欧亚国际贸易的重要中转港。葡萄牙大帆船队从里斯本启航经非洲好望角到印度果阿，再经马六甲海峡到澳门，又从澳门赴菲律宾马尼拉或日本长崎。它用欧洲的银元、毛织品、机械制品，印度的棉织品、东南亚的香料等商品在澳门换取或购买中国的生丝、绸缎、药材和瓷器，运回欧洲，或运到马尼拉、长崎换取黄金、白银。葡萄牙商人从中获得巨额利润，也造成了澳门一度的经济繁荣。后来由于荷兰、英国先后夺取海上霸权和中国、日本的海禁政策，澳门贸易才逐渐衰落，然而鸦片和苦力贸易仍有发展。鸦片战争后中国沿海五口开放，香港崛起，澳门的东西方国际贸易重要中转港地位最终被香港所取代。 二、澳门是西方基督教早期向中国传教的前沿据点 1557年葡萄牙强占澳门后天主教传教士就接踵而来，1568年卡内罗来澳门担任第一任主教。1576年罗马教皇格里哥利十三世下令在澳门设立东亚第一个教区，负责中国、日本等地区的传教事务。1579年与1582年耶稣会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和利玛窦先后到澳门，先学习汉语，准备礼物，然后从澳门到广东肇庆等地建造教堂传教，开始了天主教在中国内地的传教事业。据澳门教区统计从1557－1644年，澳门天主教徒从400人发展到4万人。1594年耶稣会士在澳门开设圣保禄修道院作为天主教在东亚传教和培训的总部。据西方学者统计1581－1740年间有483名耶稣会士从澳门进入中国内地。有些人如利玛窦、汤若望等还进入了北京宫廷，对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19世纪初，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也以澳门为前沿据点到中国传教。 三、澳门是早期西方文化科技输入中国的基地 西方传教士是最初向中国传播西方文化的先锋，他们的很多活动是以澳门为基地进行的，通过著述、翻译、办学、行医、办报刊以及赴内地传教等各种方式，传播西方文化与科学技术知识。如1582年从澳门进入内地的利玛窦绘制了《万国舆图》，是传入中国的第一张世界地图。1610年到澳门3年后进入内地的艾儒略编写了《职方外纪》、《坤舆图说》，进一步向中国人介绍世界地理知识。1569年传教士在澳门设立医院，用西医西药为人治病，这是西洋医学传入中国的开始。死于澳门的熊三拔写了《药露说》，传播西药学。被称为“佛郎机铳”的西洋枪炮以及西式教堂建筑、教堂壁画，风琴等西洋美术音乐也都是从澳门传入内地的。1614年传教士金尼阁从罗马教皇那里得到西方图书7000部。1620年他和22名传教土一起将这批图书送到澳门，后来又将其中一部分送至北京献给中国政府。 19世纪初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也以澳门为基地来中国传教和传播西方文化。如马礼逊1808年到澳门开展传教和文化教育出版活动，他把《圣经》翻译成中文，并写成传教小册子。他写的《杂文编》、《祈祷文赞神诗》等中文书也在澳门出版。他的儿子马儒翰1814年生在澳门，曾奉父命修改《圣经》汉译本。1939年澳门为纪念马礼逊，开办了马礼逊学堂（1842年迁香港），继马礼逊之后，英国传教士米怜、美国传教士遴为仁、雅稗理、罗孝全等也来到澳门和中国内地活动。罗孝全所著《真理之权》、《问答俗话》等中文书也在澳门出版。鸦片战争之后，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才转移到香港、广州、上海等城市。 四、澳门也是早期向西方介绍中国和传播中国文化的桥梁 16世纪前西方人对中国了解很少，主要信息来自神话般的《马可波罗游记》和一些商人水手的传闻。1535年澳门开埠后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到澳门，并从澳门进入中国内地。他们一方面向中国人传播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又向西方人介绍中国和中国文化。传教士到了澳门和中国各地后就向欧洲教会和亲友寄回有关中国的信札，除了汇报传教业绩外，还描述中国的社会文化和当地的风土人情。如利玛窦就写了许多中国札记。1613年比利时籍传教士金尼阁从澳门乘船回欧洲，在漫长的路途中把利玛窦生前写的中国札记从意大利文翻译成拉丁文，并加以整理编辑，1615年在德国出版《利玛窦中国札记》，并改名为《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他还在欧洲各地巡回演讲，引起很大轰动。1645年在澳门担任过耶稣会会长的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出版了《中国通史》，也向欧洲人介绍中国历史与文化。18世纪出版的《耶稣会士通信集》，其中16－26卷收集了不少在澳门或从澳门到中国内地的西方传教士的中国信札。 19世纪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来澳门后也办报、著书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如马礼逊1812年翻译出版中国的《三字经》、《大学》等书，并编写介绍中国的《中国一瞥》（1817）、《父子对话：中国的历史和现状》（1824）。为了帮助西方人阅读中文，马礼逊还编了《中文语法》（1815）、《华英字典》（1823）。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也在广州与澳门出版的《中国丛报》（旧译《澳门月报》）上用英文翻译《三字经》、《千字文》、《孝经》等中国文献。 五、澳门是中国人开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的窗口 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并向西方学习，摸索救国救民的思想和道路，澳门成为他们的一个重要窗口。 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探访夷情”就是从澳门开始的。他认为“澳门地方，华夷杂处，各国夷人所聚，闻见最多，尤须密派精于稳实之人，暗口坐探，则夷情虚实自可先得。”另外他还聘译员翻译澳门的外文报刊“其中所得夷情实为不少，制驭准备之方，多由此出”。林则徐组织翻译的“澳门新闻纸”包括原在广州后迁澳门出版的英文《广州周报》（又称《澳门新闻录》）、《广州纪事报》（又称《澳门纪事报》）等，还有新加坡、印度、澳大利亚、英国的报纸。林还把这些资料分类整理选编为《澳门月报》，共分五辑，即论中国、论茶叶、论禁烟、论用兵、论各国夷情。并分送皇帝和有关大臣参阅。后来魏源编《海国图志》，其中“夷情备采”部分，也是采用澳门报纸上选译的资料。 洪秀全最初接触西方基督教是看了在澳门传教的马礼逊培养的第一个中国传教士梁发写的《劝世良言》。他还向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学习基督教，而罗孝全则是1838年抵澳门传教，1847年在广州认识洪秀全，1860年还曾到南京担任太平天国的“洋务丞相”，协助办理外交。 被称为“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容闳，1835年7岁时进入澳门郭士立教会小学读书，1841年13岁时又入澳门马礼逊学校学习。1847年随校长美国传教士布朗赴美，1850年进入耶鲁大学，1854年毕业，1876年又获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位留美并获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后来他向清政府建议派幼童留美，并担任驻美留学生监督，在中西文化教育交流中作出杰出的贡献。 著名维新思想家郑观应是广东香山人，19世纪80年代中期后常居澳门郑家大屋，并在此写作提倡学习西方与改革的名著《盛世危言》。 伟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的故乡翠亨村离澳门仅37公里，少年时就多次去过澳门。12岁时经澳门乘船前往檀香山，开始接触西方文化。1883年孙中山回国又经澳门到香港读书，澳门成为他往返省港必经之地和与朋友们聚议革命之地。1892年孙中山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前往澳门行医一年左右，在镜湖医院任医生，并开设中西药局，提倡西医西药。他写的《致郑藻如信》刊登在澳门《濠头月刊》上。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也是由澳门流亡国外的。 六、澳门是一座以中西交汇和兼容为特色的城市 澳门中西交汇兼容的特色表现在许多方面。如种族方面澳门有数以万计欧亚混血儿，而在香港则少见混血儿。语言方面，澳门葡语方言以葡语为基础，还吸收了汉语、马来语、西班牙语、英语等成分。宗教方面，除西方天主教基督教外，也兼容东方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教堂与寺庙并立。民俗方面，婚丧嫁娶，兼行中西仪式习俗。建筑方面更是中西合壁，葡人在高地建洋楼教堂，中国人则在低地建平房宅院。 综上所述，澳门在历史上由于各种原因曾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起过重要作用，成为中西文化交汇之地。在今年回归祖国之后，澳门应该继续发扬这个传统和特色，在促进和加强中西文化交流融合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5．不能以马礼逊来华作为基督新教来华标志 1807年1月，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启程取道美国来华，9月8日抵达广州，开创了基督新教在中国大陆的传教事业。此后，马礼逊1807年来华即成为宗教界和学术界共认的基督教新教来华的标志。然而，马礼逊并不是最早来华传教的基督新教传教士，因为早在明末清初，荷兰传教士甘治士、尤罗伯等就已经来华传教了。 据美国学者史文森研究，“1624年荷兰商人首次来台经商，1630年首批荷兰传教士抵台展开福音工作。1627—1664年间在台之传教士约有37位，他们主要工作对象是山地人，甚少向其他华人传教。台湾第一位传教先锋名甘治士（GeorgeCandiduis），可惜有关他的传教生涯记载不多。尤罗伯牧师（RobertJunius）于1627年加入他的工作行列。尤氏的传教工作颇有成果，曾一次使17000名原住民归向基督，并且有4000人受洗。”到17世纪下半叶，台湾南部和中部百分之六十的原住民已受洗入教。在传教过程中，传教士亦曾为原住民创造了一种罗马化文字，以便语言文字交流。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把荷兰人驱逐出境，荷兰人在台湾的传教活动随之停止，因而他们在台湾的传教为时不长。此后，直到1865年才有英国长老会的马雅各医生（Dr.JamesMaxwell）与二位中国同工抵达台湾南部。1872年又有加拿大长老会的马偕医生（Dr.GeorgeMackay）抵达台湾北部传教。 鉴于上述史实，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马礼逊来华不应作为基督教新教来华的标志，而应以17世纪20年代荷兰传教士在台湾的传教活动作为基督教新教来华的标志。 将马礼逊来华作为基督教新教来华标志滥觞于西方传教士。1907年，在华基督新教差会举行第三次传教士大会，纪念基督新教来华100周年。这次大会规模空前，影响深远，自此马礼逊来华即被当作基督教新教来华的标志。西方传教士之所以将马礼逊来华作为基督新教来华的开端，不外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英美差会在来华各国差会中的特殊地位以及马礼逊与英美差会的特殊关系。英美差会是近代最早来华的新教差会。五口通商前，来华的新教差会9个，其中英美差会6个，可谓先声夺人，执在华外国差会之牛耳。马礼逊代表的正是英美两国的基督新教差会。马礼逊来华之初，原拟购票乘坐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遭该公司拒绝。他不得不转道美国，要求美国方面给予协助。在纽约，马礼逊得到基督教的帮助，还谒见了美国国务卿麦迪逊，得到麦迪逊致广州美国商馆的亲笔信。美国国务卿要求美国商馆给马礼逊一切方便，帮助他在中国立足。从那以后，马礼逊一直保持着与美国方面的密切联系，向美国有关方面报告在华活动情况，还曾多次向美国呼吁派遣美国传教士来华。当第一批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于1830年抵达中国时，马礼逊及时为他们提供了最需要的帮助。由于这种特殊关系，马礼逊得到英美两国差会的支持与尊敬。二是对中国的领土主权淡漠。 中国学者对于基督教史的系统研究始于民国时期。20世纪20年代，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基督教的“非基督教运动”，教会又一次陷入危机。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规定教会大学必须向政府注册立案。与之相应，规定教会大学宗教课程为选修，宗教活动自由参加，必须加强中国文史教育等，以促使教会大学“中国化”与“世俗化”。这一变革促成教会大学中国文史研究热潮，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也应运而生，并涌现出一批著名学者，如执教于燕京及辅仁大学的陈垣、洪业、张星烺以及先后任教于福建协和大学及沪江大学的王治心等，他们的研究结出了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最初成果。 基督新教界教会史研究者首推王治心。王治心为清代贡生，后为监理会信徒，早年曾主编著名基督教刊物《兴华报》及《文社月刊》，并在金陵神学院、福建协和大学任教。1934年，王治心又应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邀请出任沪大国文系主任。1940年出版《中国基督教史纲》，这部著作被公认为国人撰写的第一部较具系统的中国基督教通史。这部著作摒除宗派成见，系统叙述中国基督教史，涉及唐元两代的景教、元代天主教、明清天主教以及马礼逊来华开始的新教各派的传布，并及太平天国宗教，在宗教界与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述及基督新教来华时，王治心认同西方传教士的观点。他说：“劳勃脱·马礼逊（RobertMorri son）谁都不能否认他是更正新教在中国传教的开山祖。”中国宗教界和学术界之所以沿袭西方传教士的观点，也不外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对西方传教士的追随，二是对中国领土主权同样的忽视。在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刚刚起步、中国基督教界还没有完全达到“自治、自养、自传”甚至还没有脱掉“洋教”帽子的时候，中国基督教界学者沿袭西方传教士的观点是不足为怪的。 值得称道的是，后来的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如曹琦等在《世界三大宗教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6月版）一书中说：“基督教新教之来华，始自十九世纪初叶，远比天主教和东正教为晚。虽然十七世纪，新教曾有过入华的尝试，时荷兰政府在武装入侵我国台湾后，曾派遣教士赴台活动，传教二十余年，发展教徒千人左右，但至1622年（应为1662年——引者注）郑成功将荷兰殖民主义者逐出台湾，新教限于在台的活动也随之终止。而十九世纪则不然，它持久地、深入地在大陆产生了影响。十九世纪为基督新教传入我国开辟道路者是英国伦敦宣教会教士马礼逊。”这段文字重视了早于马礼逊的荷兰基督新教传教士入华事件，不足之处是仍然持“基督教新教之来华，始自十九世纪初叶”的观点。卓新平等主编的《中国基督教基础知识》（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1月版）对这一问题有更好地处理，相关叙述有：“17世纪，基督教开始来中国台湾传教。”“马礼逊（RobertMorrison）是英国基督教伦敦布道会派遣第一个到中国大陆的基督教传教士。”但该书还是同意“基督教入华传教的历史通常以1807为开端”。因此该书以伦敦会为欧洲第一个派遣传教士入华的基督教传教差会，1827年派遣传教士来华的荷兰传教会为欧洲第二个派遣传教士入华的基督教传教差会，而忽略了17世纪来中国台湾传教的荷兰传教士。 应该说，1807年马礼逊来华对于中国基督教史确实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开创了中国基督教史特别是基督新教在华传教的新局面。它的历史地位与座标的准确表达应该是：马礼逊来华是基督新教在中国大陆传教的开端，或者可以说是十九世纪基督新教来华的开端，但不能说成是基督新教来华的开端。 16．三幅历史图片 （上图为设于马六甲的英华书院） | 
发表于 2020-6-12 14:3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