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波尔：新教参与现代多元社会公共生活的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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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2017-04-25 大国 大国US
（说明：本文是James Bratt的《凯波尔：现代加尔文主义者与基督徒民主人士》一书的引言的第一部分。凯波尔是荷兰著名的神学家、教育家，曾经担任过荷兰首相。本公众号将有选择地发布《凯波尔》一书的内容，敬请关注。译者：张大军）

即便他已经成为历史的存迹，亚伯拉罕 凯波尔仍然显得不同凡响。凯波尔1870到1920年间在家乡荷兰的作为构成了一份让人惊叹的成绩单。他写作了两万多篇报纸文章、几十本小册子以及大量的多卷本专著。他编辑了两份报纸，一份周报，一份日报。他是一所新大学的发起创立人之一，并在那里任教授。他还是一个新教派的其中一位创立人。如果仍嫌这还不够的话，他在荷兰另外领导了一家主要政党达四十年--并且有四年时间担任荷兰首相。

不过，对于我们目前这个宗教和文化碎片化的世界，凯波尔最有意义的贡献是他提出的让宗教信徒带着信念所赋予的全部能量进入公共生活的路径，同时充分尊重宪制政府下多元社会中其他人的权利。他并非右翼十字军战士：他试图让宗教信念能跟上现代发展的进步解放浪潮，并同时确保其追随者能以保守的态度坚守自己的传统。他教导他们如何利用那一传统来反对其世俗化对手--不过也是为了促进自我批评和重建。他催促他们重新估价他们与当代生活的调和关系，并反思超验上帝掌权之下的正义和自由意味着什么。简言之，他是一位宗教改革家，有点像宗教战士，即便他不符合我们有关信仰推动的公共生活样式的成见。

鉴于在当下时代（尤其在美国）凯波尔被提及的背景，这一点可能尤其让人感到吃惊。有时，当基督教右翼势力诉诸于“基督教世界观”与想象中的美国基督教根基时，人们能从那里听到对他的某些原创观念的被大大稀释了的解释。不过，凯波尔能够而且也应该在其他场合被提及。更为温和的福音派人士在重新规划教育、学术和政治行动方面已获益于凯波尔。更偏向左翼一点，在伍德罗 威尔逊和小马丁 路德 金的美国自由派传承中，也有类似于凯波尔设想的东西。更广泛地说，全世界的观察家们可能会想，凯波尔的一生是怎样启发某一信仰--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以及基督教，还包括所有世俗的“替代性宗教”--的追随者与持有其它信念的人们既能在负责任的公共生活中相互竞争，又能和谐相处。


基督教世界观

在此之前，有关凯波尔生平片段的文字曾以英文出版，有些出版物非常有益。然而，英文出版物中从来还没有一本有关其全部生平的完整、多方位的传记。正如本书试图展示的那样，凯波尔的一生值得人们详细了解，既是为了理解其中的很多成就，也是为了揭示这位典型的上帝之子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现代性传统

作为荷兰新加尔文主义的始作俑者，凯波尔在一个有着巨大历史影响的小国培育了一个微小然而却很有影响的宗教支派。经由主张宗教与全部公共生活的相关性，他让两者之间的结合大放异彩--这样的结合不是指狭义的“教会与国家”，而是指宗教与政治、宗教与文化、宗教与社会。对于凯波尔来说，加尔文主义是一种世界宗教，事实上是一种形塑世界的宗教。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将自己的巨大能量施展于许多领域，致力于提出新鲜实在的方法，让宗教在现代社会发挥作用。

前面那句话中的三个形容词对凯波尔的工作非常关键。首先，他的工作属于现代事业。凯波尔出生于1837年，当时荷兰的国运正处于低点。在他于1860年代开始其职业生涯之际，荷兰的现代化势头正旺：快速一体的交通和通讯系统、城市化及初步工业化、宗教的去建制化、义务初等教育、科学地位提升而且高等教育走向世俗化、而且政治生活中选举产生的议会崛起并超越世袭王权。凯波尔的天才之处表现在，他以令人称奇的创新手段证明传统信仰在这一现代化背景下的重要作用。他创立了荷兰其中一家最早的大众传播报纸，首家大众型政党，以及一家有基督教特色的大学。他为替代性的基督教公立学校系统提供观念和政治支持，并鼓励成立基督徒工会（它后来成为荷兰最大的工会）。最富有争议的是，他分拆了传统的国教会-即荷兰改革宗教会，目的是重新夺回在他看来已因其建制地位受到削弱的有关教义、治理和生机的全备体系。

这些都是适应一个新时代的全新做法，针对的是世俗和宗教反对人士。反对人士有三种：恋慕旧时光和老办法的传统主义者、想要将基督教限定在新秩序范围内的世俗人士、以及希望通过将信仰变成鲜有公共影响力的纯粹私人事务以避免上述不愉快场景的温和派人士。凯波尔认为，上述所有方案连同世俗主义都侵害了基督信仰的纯正性或者现代公共秩序的公正性或者同时侵害了两者。他反复强调说，历史上的基督教有坚固持久的圣经根基，针对世俗人士的抵制和现代派的稀释，作为其表现形式的可靠的信经或信仰告白需要加以保存、再造和重新确认。与此同时，他理解历史上的基督教与所有其他人类文化成果一样具有深刻的历史性--也即随着时间演变并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受特定历史阶段的影响。换句话说，凯波尔认识到，基督教中的加尔文主义或改革宗传承是一个传统。针对拘泥于字面解释的人以及现代派的批评人士，他说这一传统需要根据时代的要求加以更新。他说道，让我们“回到传统的生机勃勃的根基，”“将它洁净并浇灌它，以便它能再次发芽并开花结果，这样做是要充分回应现代社会中的实际生活状态以及未来时代的需要。”然而，可能会成为激烈争论的问题是，“回应”在什么地方变成了“附和”？或者在某一特定情形中，何为永恒的“原则”以及何为其相对的“表现形式？”在其充满冲突的一生中，他的许多英勇的斗争就是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在他试图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凯波尔获得一些关键的概念性突破。

同样富有争议的是，凯波尔坚持，宗教人士的积极作为要与现代-也即多元-社会政治秩序合拍。对他而言，多元主义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本体论上的。他认为，人类社会由自主的“领域”组成，一个社会的健康状况可根据这些领域按照上帝赋予的发展准则相对独立运转的程度加以衡量。根据这一标准，他自己奋斗的目标是除净教会所受的残余的国家控制，并让高等教育免受教会与国家的控制。另一种多元主义是宗教性的，源自上帝的救赎之工，正如本体论上的多元主义来自创造之工一样。现代欧洲与亚洲各个传统社会一样，人们都生活在一个共同的政体之内，却有着不同的基本信念--历史上这些信念被称为宗教，不过也可以被理解成首要原则、核心价值或终极归宿。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社会的不同之处在于试图避免其中的某一种“世界观和生活观”获得官方的优待或尊崇。凯波尔说，无优待是件好事；实际上，这乃是真正的加尔文主义的立场。后半句主张让他卷入与世俗人士们的论战，而前半句主张则激怒了荷兰的某些传统主义分子，因为他们留恋改革宗为国教的日子。


具有突出荷兰风情的改革宗教会

凯波尔最富创意的举动是拆去崛起中的现代政权的想当然的宗教“中立”的面纱，暴露出其世俗主义霸权的真实面目。并且他设计了一种体制，在其中，分别忠于荷兰各具特色的不同信仰团体的人士--改革宗或再洗礼派人士、罗马天主教徒或犹太人、自由派新教徒或劳工社会主义者--都能无可辩驳地在公共事务中亮出他们的主张，同时还不会试图垄断所有的公共事务并压制其他人。不过，凯波尔认为，这两种类型的多元主义互为补充：一个遵循相互尊重的原则、宗教立场最彻底的政体也最有利于一个生机勃勃、自主发展的社会的繁荣昌盛。

简言之，凯波尔教导说，现代社会中的宗教多元主义必须被尊重，不过，信仰的个人化和私人化也必须被避免。每一个信仰群体（包括世俗主义人士）必须被赋予相应的合法融入和参与所有公共生活领域的手段，特别是在政治代表、教育资助以及媒体准入方面。凯波尔会心满意足地说，让百花齐放；让它们以各自的美引人注目，让主耶稣在最后的日子对付那些撒播在麦子中的稗子。这种看待政教关系问题的方式与那些我们现在常常听到的人士的做法不同。这种模式对全世界那些面临着类似冲突的国家具有不小的参考意义：从加纳和尼日利亚到土耳其和以色列、印度和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韩国，以及可能是最为不幸的例子：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