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约的《箴言》里，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的“皇家学校”，然后在以利亚时代，出现了“先知学校”。但对一般民众来说，所谓教育，就是“家庭教育”和以崇拜礼仪为中心的公共教育。直到以色列人被掳巴比伦后，以色列人中才出现了普通教育的学校。 因为在被掳的巴比伦，圣殿没有了，以崇拜礼仪为中心的公共教育没有了，祭司没有了，献祭止息了，他们面对一个身份的危机，或者说在信仰和文化上“被同化”的危机。这时，先知耶利米写信给在巴比伦城外犹豫的以色列人。这封信是神的百姓在异教和异邦文化中展开“基督教教育”的开始，是《申命记》6章的“教育大宪章”在被掳时代的应用和延续： 经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至减少。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要被你们中间的先知和占卜的诱惑，也不要听信自己所作的梦，因为他们托我的名对你们说假领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29章4到9节 这段经文的主旨，就是耶和华命令被掳的以色列人进入异教的城市,然后杂居在不相信上帝的人群中间，努力形成一个“新的信仰共同体”。这个新的信仰共同体，不但要抗拒在信仰和文化上的被“同化”（一是在知识上拒绝假先知和占卜，二是在生活中拒绝杂婚），而且在这种弱势和被殖民的状态下，神还应许他们要开枝散叶，继续增长。 有趣的是，有人恰恰以中国是一个无神论国家，以各种社会条件（特别是政治和法律上的）的危险或不适合，来质疑甚至反对基督教教育。但我告诉你们，“教会学校”恰恰是在巴比伦出现的，而不是在耶路撒冷出现的。为神的儿女提供普通教育的教会学校，恰恰是“被掳巴比伦”的必然和必需的结果。在新约的视野下看，就是“直到地极”的福音使命的必然和必需的结果。新约教会，在这一点上与被掳的犹太社区是类似的。那就是身体上的“杂居”，和信仰及生活上的“分别”，同时并存。 一、学校的出现：巴比伦的新信仰共同体因此，在巴比伦出现了一个从此被称为“犹太人”的“新信仰共同体”。犹太人相信和遵循先知耶利米所传递的这一“生养众多、不至减少”的命令，从被掳巴比伦开始，在之后数百年的散居中，有四个因素或四个方面的复兴，形成了这一新的信仰共同体： 1、会堂；2学校；3、文献；4、律法 其中，学校成为了新的信仰共同体得以维系、铸造和传承的主要方式。逐渐地，每座城市中都建立了犹太会堂。而每一间犹太会堂都设立了学校。在《塔木德》中记载，直到第一世纪的迦玛列，建立了在天下各城巡回的“督学”制度。有一次，督学来到一座城市的犹太社区，说，请把你们社区的保护者叫来。大家就把警察和保安叫来了。督学说，不，不，城邦的保护者不是城邦的统治者和警察，而是我们犹太学校里的老师们。因为是他们延续了这个城邦，使这座城邦的记忆得以延续，使犹太社区的信仰、身份认知、历史文化得以延续。所以犹太社会的保护者是教师，而不再是祭司了。 从巴比伦开始，每个犹太会堂都附属一个学校，因为要保存记忆，所以大量的文献、著述得以产生，先知和拉比的写作开始被整理，律法（妥拉）重新被研究。结果，你会发现犹太人的文化的高峰和教育的出现，甚至整个共同体的凝聚力，恰恰源于他们最不像一个共同体的时候。在救赎历史的脉络中，“被掳巴比伦”及其后犹太人被抛散在万国之中，乃是对新约时代的教会的预备和预演。五旬节后，耶稣基督的福音也开枝散叶，流传在各城各乡。教会，是在福音中从一个形形色色的大共同体中被呼召出来的人群。在“外貌”上，这些被召的人最不像一个共同体。这是一个外在“杂居”、内在“凝聚”的共同体。因此，正如犹太学校是随着被掳巴比伦而产生的,基督教学校也是随着五旬节圣灵降临后、福音传到地极而产生的。 在巴比伦时代，首次出现了类似现代教育的三类分期的学校： 1、Beth Hassepher （圣经书房），类似今天的小学，孩子通常从4岁开始学习，主要的学习方式是记忆和背诵。 2、Beth Taimud （问答书房），类似今天的初中。主要的学习方式是问答或通过问答对知识予以说明和解释。通过问答的方式进行教育，是这个阶段的特点。 3、Beth Hammidrash （研究之家），类似于今天的高中。这个阶段最主要的学习方式就是研究和讨论，是思想力的养成。 这是最早的古典教育的模式。它有两个特点。 第一是以经典为中心。对犹太人来说，就是以“妥拉”为中心。所有的学习，都是为了使“妥拉”成为犹太人安身立命之根本。换言之，是“妥拉”使一个人成为一个人。语言、逻辑、记忆、思考能力、想象力、写作和演说，这一切能力的培养都是为了使上帝的子民更深地进入“妥拉”，或使“妥拉”更深地进入一个犹太人的全部生活。以“妥拉”为中心的教育，意味着信仰教育优先于职业教育，意味着对教育来说，认识人是谁（Who are you）是比认识人能做什么（What are you doing）更首要的。同时，这一以经典为中心的教育也意味着，神的儿女必须为永世而学习，而不是为今世而学习。既然“夏虫不能语冰”，那么基督教古典教育就意味着，第一，不是对夏虫的教育。第二，是关于冰的教育。用20世纪著名的古典教育（博雅教育）的倡导者、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的话说，教育决不是就业为导向的，教育必须是“永世主义” （Perennialism）的。 第二个特征是文法、逻辑与修辞的三分。当然，这是以后来在古希腊、罗马文化与基督教传统结合之后出现的观念来回溯了。犹太人散居万国之后，一个最重要的文化上的变迁是“希腊化”。因此，犹太的学校教育，后来是受到过希腊文化的影响。不过反过来说，譬如殉道者游斯丁认为，柏拉图是读过《摩西五经》的，希腊哲学受过犹太启示传统的影响。这些脉络太复杂，我们不需要讨论。总之，最近几十年在美国得以复兴的“基督教古典教育”，与这一被称为“三艺”的最初模式是很相似的。小学的阶段更加注重文法的积累（记忆跟背诵），初中的阶段开始侧重训练逻辑（问答与理解），然后到了高中阶段就侧重于修辞的训练（研究，演说、写作）。我们呢，基本上到了研究生阶段才开始做研究。本科生基本上不具有思想研究的能力。高中呢，还在死记硬背。这就是中国的教育现状。教育的目的，是在真理之上建立他的良心自由，同时培养他的思考能力。我们的习惯，都是需要一个简单的答案。我们当然坚持真理是有答案的，这是我们与无神论者的迥异，但我们要么被教育为在一切问题上都不相信一切答案，要么被教育为在一切问题上都坚持一个标准答案。 譬如昨天有位姊妹问陈牧师，在改革宗教会，弟兄可不可以留长头发？如果你只想要一个简单的标准答案，你就还没有能够真正进入这个问题的能力。昨天晚上，我们举行了一场辩论会。结束后也有一位姐妹我，这样就完了？最后的答案是什么？到底哪一方是正确的呢。我说，你说呢，到底哪一方是正确的？这是上帝要问你的问题，不是你要问我的问题。有一天，每个人都要就自己的全部生活，和生活中的全部选择，亲自向上帝交账。保罗说，很多问题他也不清楚，更何况我们。但到了那一天，就要面对面了。如果你问我，你为什么会得癌症？或者为什么大地震偏偏发生在四川，我都没有答案。我当然有圣经的真理可以教导，但我没有个别的和具体的答案。约伯的三个朋友偏要给出答案，我怀疑他们都在中国的公立学校上过学。圣经告诉我们真理，但圣经并不告诉我们全部问题的答案。你是否应该和张弟兄结婚，这世上竟无一人知道。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因信”去生活的原因。如果有一个人知道答案，你就不需要“因信”而生活了，你因他而生活就可以了。 在新约中，耶稣教育门徒的最主要的方式，就是问答。有两种，一种是公开的、大段的讲论，好像马太福音，从“登山宝训”一直到“橄榄山讲论”。除此之外，他在个别的、小组的、私人的场合，主要教导方式是问答。有人统计过，在福音书中，耶稣一共问了门徒超过100个问题，别人也问了他很多问题，你有兴趣也可以去统计一下。你发现主耶稣的回答很有意思，如果今天的牧师都像耶稣那样回答问题，弟兄姐妹多半不答应。因为耶稣回答问题的主要方式，都是不给答案，至少不正面的和直接的给答案。 但我必须强调，我们今天读圣经，一定要确信，第一，这并不意味着耶稣的回答是模棱两可的，他的回答和教导总是清楚、明白的。并不是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第二，但是他的基本方式，的确不是直接给出答案，就像“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耶稣最后的话是，“你就照着去行吧”。这算什么回答？难道主耶稣要这个人去靠行为称义吗？难道是告诉那个人如果他也能这样爱邻舍，他就可以上天堂吗？我们透过仔细的解经，知道主的意思不是这样。但耶稣这样就算回答了。 因为我们非常缺乏思考和研究的能力，所以常常把教义变成教条。改革宗是强调教义的，但我们的教育方式相当缺乏“问答”的训练。通过问答使教义对每个人构成挑战，不但是理智上的，也是灵性上的，同时是实践性的和关系性的挑战，你的整个人就开始具有思考和研究（包括悔改）的能力。最后一点，就是所有教育的结果，都是让受教育者亲自的、和独自的在上帝面前负责任。而不是代替他给出答案。如《歌罗西书》所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戒各人，教导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 在第三讲，我会继续这个议题，因为路德和加尔文所开创（其实是继承）的一个重要的教育方法，也是教理问答。有教会的同工问我，《小要理问答》要怎么教呢，我说所谓问答，就是一问一答。《小要理问答》的意思，不只指向教育的内容，同时也告诉你教育的方法。教《小要理问答》，就要一边教，一边答。而且通常不要直接给答案，不然就太便宜那些提问的人了。 二、初代教会的学校：亚历山大和安提阿到了第三世纪，首先在东方教会，一度形成了两个很重要的学校或学派，即亚历山大学派和安提阿学派。这两个学派，对基督教神学和基督教教育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亚历山大学派基本上走柏拉图路线，安提阿学派走亚里士多德路线,他们都在基督教信仰的传扬上，有一个希腊化的过程。因为走柏拉图路线，到《迦克敦信经》中，基督的神人二性的教义的确立，其中对基督的神性的认识及阐述，主要来自亚历山大学派的贡献。对基督的人性的确知和表达，则主要来自安提阿学派的贡献。他们其实都有偏差，连在一起就对了。圣灵使用他们的努力，使教会明白了“基督神人二性”的福音真理的根基。 在释经的方法论上，走柏拉图路线的就偏向灵意解经的发展，亚历山大的俄利根是其中的集大成者。走亚里士多德路线的就偏向文法解经。同样，在文法解经的基础上，这二者的精髓还是要会通。在巴比伦时期，犹太的会堂学校，按今天的标准，还算不上普通学校，因为学校提供的主要是宗教教育。亚历山大和安提阿的学校也类似，它们刚开始的时候都是“要理问答学校”，也是主要提供宗教教育的学校。不过，在概念上需要两个澄清。第一，按着不信之人的划分，教会学校（尤其是强调以圣经和基督教经典为中心的古典教育学校），在本质上都是“宗教学校”,也首先是“宗教学校”。因为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事就是认识上帝，而其他的一切事也都服务于认识和侍奉上帝的目的。第二，在欧洲福音化之后的历史上，尤其是在西罗马帝国覆灭之后的欧洲史上，所谓“普通学校”首先就是教会学校，并没有教会学校之外的普通教育的学校。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亚历山大和安提阿两个学派的努力，他们使基督教信仰在希腊文化中获得了表达，也藉助希腊文化（包括稍后一点的西方教会藉助拉丁文化）使基督教信仰获得了神学的和哲学的表达。这一过程和结果，标志着“基督教教育”在异教文化中的形成。从此，教会学校从“宗教学校”演变为“普通学校”，因为所有的知识都臣服于圣经的知识。 因此，我们今天所倡导的“基督教教育”，就是指包含普通教育在内的、但在本质上属于宗教教育的“全日制”的教会学校的教育。简单地把“宗教教育”和“普通教育”分开的、或简单地将所谓宗教或圣经课程与其他课程分开的教育观，在本质上是“反基督教”的。不过是中了中国《宪法》中所确立的“宗教与教育相分离”、这一魔鬼邪恶诡计的计而已，或是跟着当代西方“政治正确的自由主义”这一魔鬼另一邪恶的诡计随波逐流的结果罢了。 此外，在方法论上，亚历山大学派重推理，安提阿学派重归纳。亚历山大学派更看重逻辑，安提阿学派则看重修辞。用我们的话说，亚历山大学派更务虚，在基本教义的形成上，为教会提供了诸多重要的哲学化的表述，不过出异端的机会也比较大。安提阿学派更务实，历史与政治学的氛围较形而上学更浓厚。而在东方教会这两大学派之后，西方教会在学术上兴起。“三一论”中的主要概念——“位格”和“本质”，均来自拉丁教会的神学家的思考。 在这个过程中，基督教信仰结合古希腊的文化，形成了“七艺”的古典教育系统（苏炳森校长的讲座会重点介绍这一古典教育理念）。在文法、逻辑和修辞之外，再加上数学、地理、天文和音乐。最重要的是前三个，它们的涵义是很广泛的，包含了历史和政治学。有人说，“七艺”是柏拉图就提出来的，其实柏拉图语焉不详，真正形成“七艺”的教育系统，是欧洲基督教化的结果，是在基督教学校的教育实践中形成的。并且，基督教的“七艺”，是以一驭七，以圣经真理及初代教会的核心教义（三一论和基督论）为俯瞰人类知识全局的巅峰。这就差不多奠定了未来的中世纪大学的基础。知识的基础是人文学习，之上是神学教育，标准和信心是启示的真理。知识与信仰不可分，也无法分，这就是基督教古典教育的观念。 你知道，我们并不是在各类学校中谈“基督教学校”、在各类教育中谈“基督教教育”而己。我们是在谈，欧洲历史上的学校或现代意义的教育到底是怎么产生的，说到底，它根本就是从教会产生的。 三、学校的重现：中世纪到了黑暗时代，蛮族不断入侵和摧毁着罗马帝国的废墟，学校基本上消失了。直到查理曼大帝在8世纪末，积极地振兴教育和文化，他建立了宫廷学校，并下令每一座修道院都必须建立一所学校。查理曼的努力，被历史学家称为欧洲史上“文化的再生”。 这样慢慢进入中世纪，欧洲到处都建立了主教的座堂学校（cathedral school）和修道院学校（monastic school）。对黑暗时代之后的欧洲来讲，所谓学校就是教会办的学校，学校就是这样再一次地，从教会的肋旁而生。就像对清末的中国而言，所谓现代学校就是宣教士所办的学校。 在中世纪的教会，形成了一个二元系统。一个是主教系统，在313年之前，主教是基督教世界的典范人物，所谓主教就是主要的受苦者，不像后来成了主要的贪污者。那个时代的主教，第一，他们首先是神学家，所有大公会议的参加者都是主教和主教的助手，他们基本上也都是神学家。第二，他们是为主受苦的，殉道比例很高。但313年米兰敕令后，教会合法化，主教的社会评价就随着教会的世俗化开始走低了。后来大家认为主教就是好吃懒做的人，信仰走向腐败。到了中世纪末期，有人说，要我相信任何一件事都是有可能的，但要相信一位巴黎主教会得救则是绝不可能的。这时候，基督教世界开始出现另一种典范人物，就是修士，虽然他们在职位上不是主教，但大家认可修士是属灵的典范人物。于是，几百年后，修道院系统和主教系统，就成了中世纪的教会及基督教教育的二元系统，尤其是在格里高利一世成为历史上第一位由苦修士和修道院院长出身的教宗后，教宗必须首先是修士，就成为一项传统。当然，除了上述原因外，修道院院长成为与主教并列的基督教世界的领袖，还与封建制的扩展有关。这个离题较远，我们不讨论。总的来说，从九世纪到十三世纪，修道院承担了整个西方文化的保存和教育工作。所以整个欧洲的现代文化，是从教会学校开始的，而在中世纪，学校主要是从修道院出来的，直到大学的出现。 我这里介绍两套书，一是欧洲议会编的四卷本《欧洲大学史》，其中第一卷是中世纪大学史，它称大学是“从欧洲产生的、始终保持其结构及社会功能不变并扩展到全世界去的一种人类机构。这个机构是从中世纪的教会产生出来的”。大学是教会教育的产物，我们回顾了被掳时期的犹太会堂学校，到初代教会的要理问答学校，到查理曼大帝之后的座堂学校和修道院学校，直到中世纪大学的出现。我们不只是说美国最好的大学是清教徒办的，中国最好的大学是宣教士办的，而且“大学”的观念和制度，本来就是“教会学校”的产物。 第二本书是美国学者查尔斯•哈斯金斯的《大学的兴起》。其中描述了最早的一批大学如巴黎大学的起源。作者这样介绍说，“大学的根源要在巴黎圣母院的大座堂学校在去寻找”。因为在12世纪初，在法兰西到低地国家，“最活跃的学习中心，都是那些依附于大教堂的座堂学校”。 我曾提到20世纪的政治哲学家沃格林的一句名言，他说：“历史就是大写的基督”。那么我进一步说，“教育就是大写的基督”。不但历史的轨迹如此，圣经的教导如此，我们的信仰和盼望也在于此，愿荣耀归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 被称为“大学之母”的是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最早的大学都是法学院，博洛尼亚是这样，牛津也是。一群教师和学生聚集在那个小镇上授课、游学，教授法律（当时主要是教会法），然后在他们“散步一英里”的范围内，获得主教颁布的自治权后，脱离封建制的司法管辖，这样“大学”就形成了。博洛尼亚大学，在传说上于1088年建立，距今九百多年的历史。这是最早的大学，不过很多历史学家不太同意这个年代,认为定得太早。 这取决于我们对“大学”的定义。博洛尼亚本来就有这么一间教会学校，大学是从这所教会学校产生出来的。第一，大学意味着一种教育的阶段和方法。我们提到的“三艺”，是从小学到初中、高中，小学以文法为主，初中以逻辑为主，高中进入修辞为主。这就意味着，高中毕业的意思，就是指一个学生具有完全的自修能力和初步的研究能力了。我们教会在一次退修会上，也做过一次昨晚那种模式的辩论会。我跟弟兄姐妹讲，如果你们把孩子送到归正学堂，他们初中毕业就能达到你们昨天晚上的辩论水平。这意味着，一个学生到了高中毕业，基本上就不需要再通过上课来获得文法和逻辑的知识了。他完全可以自己读书，之后跟老师见面，然后提问题、回答问题，又布置读书，之后又来讨论，提问题，问答问题。这个就叫大学。 牛津在它悠久的历史中，直到20世纪的现代教育转向之前，都还保持着这样的古典教育的风范。大学教育都是自己读书，然后大家一起喝茶，辩论问题，每周到教授的书房见一次面，跟他聊一聊，他甩几个问题给你，再布置几篇阅读材料，你又回去自己读。但是我们根本没有经过这样的教育。我们的大学，按这个定义来判断，最多只能算高中。在犹太人的会堂学校中，高中阶段的老师，就称为“拉比”。拉比是在拉比学校学习的，相当于我们的神学院，就像保罗在迦玛列门下一样。 界定大学的第二个标准呢，就是脱离封建制的管辖的“自治”。为什么很多历史学家还是认为1088年是大学诞生的日期呢？因为这一年在博洛尼亚出现了一个独立于当地座堂学校和主教系统的、自主地进行法律教学的自治团体。所以人们就把那一年称为博洛尼亚大学的诞生。因为这个团体获得了主教的认可，成为一个师生的自治共同体，这就是大学的意思。这个自治体最早首先是学生的自治体，然后才是教师的自治体。那么就这个定义来说呢，我们的大学也不是大学，而是党校，或者是政府附属的进修校。 另有一种说法，称1208年成立的巴黎大学才是最古老的大学。因为在取得自治权这一点上，巴黎大学的诞生是更明确的。举个例子，现在大学里有很多社团。我们的逻辑是这样的，先有一个大学，政府任命一个校长，然而学生要成立一个社团，便到他那里去请求批准。但是大学的诞生其实是反过来的，先有一群学生组成一个社团，而这个社团在得到认可后就叫大学。如果把大学定义为“数个由不同专业的学生社团和教师行会所组成的单一的法人团体”，换言之，大学的意思就是一个联邦制的师生社团。那么“巴黎大学”是最符合上述三个定义的、最古老的大学。 牛津大学要晚一点。1209年，学生和老师团体向当地的主教和政府罢课，希望效法巴黎大学，也取得独立的自治权，脱离主教座堂和封建领主的管辖。抗争好几年之后，他们于1214年取得了类似于巴黎大学那样的独立法人地位，这就是牛津大学的产生。所以半开玩笑地说，大学的第四个要素就是学生运动。大学是抗议的产物。 之后，中世纪的大学越来越多，基本上只有四个学院，文学院、法学院、神学院和医学院，其他的学校都叫职业学校，到了现代才被纳入到大学的概念里。“文学院”的意思就是本科学院，所有学生进入大学后，都是文学院（文理学院），接受社会与人文教育，学习历史、哲学、逻辑、修辞、语言和政治等。这些都是为“如何做一个人”预备的，而不是直接为“如何做一件事”预备的。但一个人若是接受了“如何做一个人”的最好的训练，他未来做任何事，都能成为第一流的人才，这个叫文学院。换言之，本科的意思就是“不分科”。分科就不叫本科，而是“专科”（即我们的研究生教育）。文学院毕业后，你如果要成为研究型的人才（而不是为了推迟就业或提高就业的起步价），你才进入更高深的教育，法学院、医学院和神学院。 中国的大学制度，是宣教士为我们建立的。但在中共的1952院系调整中，这个由基督教会为中国奠定基础的大学制度，几乎被彻底拆毁。所有的人文教育，不是被分拆，肢解，就是被捆绑、洗脑。所以我倾向于认为，1952年后的中国，根本就没有“大学”了。只比高中还要高的另一种高中，以及大量的职业培训学院。譬如说，我们有法学院的本科生和医学院的本科生，这是莫名其妙的概念，法学哪来的本科？连人类社会的经典都还没有读过几本就来学法律？社会还能不糟糕吗？甚至还有专科的法律生呢，你就知道中国司法水准有多么低下了。他们不是把“法官”当“祭司”，而是把法官当保安。 古典教育的意思，就是让所有人都要接受人文教育。特别对教会来说，在人文教育的基础上，蒙召学习神学是教育的最高峰。在某个意义上，所有的人文学科都叫预科，就是预备去更深和更直接地认识真正的“宇宙真理”。 这就形成了中世纪基督教教育的一个金字塔结构，第一，它包含了普通教育。而现代教会包括一些神学院所讲的“基督教教育”，已主要是指主日学教育和信徒的成人教育。但是从历史上看，基督教教育是包含普通教育在内的全人教育。在此基础上，它的一切努力的最高方向都指向神学院，即培养教会领袖和人类知识的“祭司”的教育。神学院的教育，是以圣经的研读和神学训练为中心的教育。为了明白上帝的道，你需要先学语言、历史、哲学、政治、法律及其他，你要通过这一切来预备和训练你教导圣经的能力。所以在古典大学的建筑分布里，你可以看到一个众星拱月的布局，所有的学问最终都指向神学，最终也达到神学。包括在新英格兰地区建立的许多常青藤大学也是这样。譬如耶鲁大学，它的校徽，上面写的什么？是希伯来文的“乌陵”跟“土明”，就是旧约中的祭司在耶和华面前用来决断人间是非的。我想这很好地表达了“基督教教育”的理念和异象。耶鲁老校区也在一座山上，山脚下是法学院,然后是其他学院，不断上山，最后山顶上是神学院。这幅图画很形象地表达了基督教教育的框架、知识划分的概念和中世纪以来的传统。 大学出现后，中世纪社会就形成了三种社会性的权力结构，就是王室、教会和大学。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取得自主权之后，大学就开始成为王室和教会之外的第三种重要的社会机构。 我们可以对应主耶稣基督的君王、祭司和先知三重职分来理解这个结构： 1、王室——君王 2、教会——祭司 3、大学——先知 这和旧约时代的以色列社会权力结构是类似的。教育由谁负责呢？不是君王，而是祭司和先知。这几届的中共常委选出来后，都请几位“大师”去中南海上课，讲法律、政治和历史。这也算一个进步。因为常委并不是“先知”，“君王”不是上帝的代言人，作王是要先接受上岗训练的。在传统中国，儒家扮演着某种“先知”职分，所以他们的最高理想就是成为“帝王师”。帝王本身不是师。但现代国家主义兴起后，政府抢走了教育者的身份，这与“君师合一”的极权主义是一致的。而且这种局面不但在当代中国，在当代美国也以另一种版本存在。但在《申命记》第17章18-20节，清楚指明了君王登基后，是一个受教者，而不是一个祭司面前的施教者： 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利未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 在中世纪早期，王室代表君王的权柄，教会代表祭司的权柄，大学代表先知的权柄，这就形成了欧洲社会的三元权力结构。这是中世纪的鼎盛时期，非常辉煌，并非那么黑暗。到了中世纪晚期，从这三层结构中可以看到两重争战。第一重争战，就是横贯整个中世纪的君王与祭司之争，“君王佩剑，祭司烧香”，这是圣经的教导。但是君王也想烧香，祭司也想佩剑，于是他们打来打去。我在神学院教教会史时，用了金庸的八个字来形容，叫“宝刀屠龙、号令天下，倚天不出、谁与争锋”。整个中世纪就是教会与王室的“倚天屠龙记”。君王有一把屠龙刀，教会有一把倚天剑。这是第一重政教关系之争，和教育的主题有关系，但关系不大。第二重是先知与祭司之争。首先是教廷内部的一些“先知”，就是那些修道士。通常，他们一开始会受到教宗的反对，但如果他们势力过大，形成一个属灵运动，就像克吕尼运动，或圣法兰西斯的托钵修会，教宗就会给他们一个合法地位。因此，修道运动始终是教廷内部的一种改革运动。修道运动虽然也带着教育的功能，但从来与教会系统之间出现决裂。 直到大学出现后，大学里的教授们，就取代修道士（虽然多数教授都是修道士，而很多修道士也是教授），成为基督教世界中一种新的属灵的典范人物。或者说，成为挑战祭司权力的“先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改教运动，宗教改革的主要力量来自大学，就像旧约中的先知站出来，斥责君王，也斥责祭司。改教运动是大学兴起的一个结果，标志着大学与教会的二元结构的决裂。 宗教改革运动基本上是一场大学的运动。从中世纪后期的改教先锋,一直到第二代改教家加尔文。被称为“宗教改革的晨星”的威克里夫，是牛津大学的教授；被称为捷克之父的殉道者约翰•胡斯，是布拉格大学的校长；伊拉斯谟是剑桥大学的教授；加尔文毕业于巴黎大学，他被法国驱逐逃亡，就是从巴黎大学开始的。只有马丁•路德毕业于莱比锡大学，是威登堡大学的神学教授。你会看到，牛津、布拉格、巴黎、剑桥，这些都是从那时到如今，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大学。只有路德读书和教书的大学，稍微不如前几位。 这些改教家都接受了当时最好的教育，不但包括神学和圣经的教育,也包括人文教育。你没有办法把他们的信仰装备与人文教育分开来。他们中至少有三位读过法学院。他们是当时基督教世界中的“先知”。上帝使他们站在大学的教席上，向教廷发出先知的呼声。 基督教教育的异象，不只是办归正学堂。西方教会花了几百年，最后从教会学校中蹦出了大学。很多弟兄姐妹问，归正学堂的学生，高中毕业后怎么办？高中毕业就上大学呗，让我们为此祷告，也让我们为此受苦吧，求主使我们在十年之后，便能重建基督教大学。 为什么教师是整个城邦的守护者？为什么在中世纪，大学跟教会、王室构成了一个三元的社会结构？中国教会的神学院建设，必须实现三个目标，一个是本地化，它不能是外来的，它必须建立在地方教会的根基和土壤之中，它要构成当地基督教社群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第二是大学化，它不只是要培养面向当下的牧会的工人，它必须成为面向未来的学术的中心，它必须成为一个思想的中心，它要形成自己的学派。 它要扮演基督教世界中的“先知”，因此它必须成为整个基督教教育体系的一部分。第三是国度化。不过有了本地化，才能谈国度化，不然就危险了。同样，有了本地化，才能谈大学化，不然就容易脱离教会，变成了世俗化。 两年来，我们在“华西圣约神学院”里尝试开办“基督教人文课程”，也就是基督教的博雅教育或通识课程。现在，我们把这部分课程剥离出来，成立了“华西圣约人文学院”。现在是一年12门课。我们的目标是经过5到10年,成为开办四年本科的文理学院。下面跟教会的高中接轨，上面跟神学院接轨。在此之前，我们也希望开办“基督教教育硕士”，我们以基督教古典教育的观念，来设计这个培养教会学校老师的学位。由神学院和人文学院合作，以圣经和神学为中心的神学院课程占三分之一;以基督教经典和人文素养为中心的人文学院课程占三分之一；最后，以教育学和教育实践为中心的课程占三分之一。这不是一个专业导向的教师培养模式，而是以上述“基督教古典教育”的教师培养模式。 在被掳于异教文化的命运中，主曾经这样鼓励先知耶利米。求主今天也如此激励和应许我们： “成就的是耶和华，造作为要建立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耶利米书》33章2到3节
| 
发表于 2020-6-23 19:1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