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lor=var(--weui-LINK)][url=]丽泽哲学苑[/url]
摘 要这是胡塞尔与耶格施密特修女于1931--1938年之间的谈话记录。当时，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影响下，胡塞尔越来越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耶格施密特修女是为数极少的坚持与其来往的朋友。在耶格施密特修女每次谈话之后记撰下来的这些记录中，有胡塞尔对其现象学和哲学的反省，也有他对德国以及欧洲时局的忧虑，还有他对他的那些学生和朋友的评论，特别还包含有胡塞尔在其公开发表的著作中极少谈及的对于基督教的思考。可以说，这些珍贵的谈话记录给人们勾勒了胡塞尔晚年的思考和生活状况，也在很大程度上使胡塞尔的形象更为丰满。
胡塞尔（1859年4月8日-1938年4月27日）
[color=var(--weui-LINK)][url=]我的父亲母亲三宝 - 直接影响[/url]
在胡塞尔生命的最后几年中，随着国家社会主义悲剧的最初迹象已经变得可见，在弗赖堡，甚至在我回君特施塔尔的圣利欧巴修道院(das Kloster St． Lioba in Günterstal)的有轨电车上，我在每一次会面后立刻以日记的形式把我们的谈话记录在散页的纸上。作为一个老练的史学工作者，我清醒地注意到这一事实：我是唯一的联系人和胡塞尔以出自其人格魅力和对人的信任而传达给我的内容的“传播者”(traditor)。我想把他的话保留给新的时代。
在胡塞尔去世后5个月的1938年9月，他的遗孀马尔汶(Malwine)女士让比利时方济各会的神父H．L．范·布雷达(鲁汶胡塞尔档案馆的创始人)来找我，因为他正为他的博士论文搜集有关胡塞尔个人的信息。考虑到当时世界政治的危险局势，范·布雷达神父坚决要求我在第二天晚上用打字机记下我的回忆。这些回忆是一份历史文件、一个小小的原始资料，没有文学的加工——而且也不指望它们成为别的什么。
”1931年4月28日
访问到将近晚上，差不多两个小时。我试着很快让胡塞尔在谈话中占据主导。有时我提出反对意见，由此迫使他澄清困难的问题。
胡塞尔
“修士的生活，一般而言基督教的生活始终游走在危险的边缘。它容易堕落，但总是再次挺立。它有一个目标：看到上帝那里的世界，它没有否定世界。当然，这是有危险的：人们可能由此变得太着迷于这个世界(weltselig)或者把爱的事业还有虔诚置于庸碌之中。”
他接着谈到印度教。他热情地向我推荐他刚读过的罗曼·罗兰论甘地的书。
胡塞尔
“与基督教相反，印度教有涅檗；它否定世界。每一个主动性都招致被动性，因此有停滞不前的危险。但每一个被动性——作为出发点：上帝那里的静止——再次要求主动性：爱的事工。”
我说：“就像托马斯说的。”胡塞尔接着说：
胡塞尔
“对，世界上所有的伟大人物都这么说。每一个决定都已经是意志的主动性。通过主动性而获得的一切带来被动性，因此是危险的。因此这意味着一切获得物都须再一次地激活。”
我们谈论宗教生活以及修会生活的感召。我说：“要过宗教的生活，人们必须被感召。”胡塞尔说：“更好的是：人们必须被召唤。这是纯粹的恩典。我没有达至这个领域的通道，尽管我自年轻时起就始终是上帝最热情的追寻者之一。真正的科学是真诚的、纯粹的；它具有真正谦虚的优点，但同时有批评和决定的能力。如今的世界不再了解真正的科学；它堕入了最狭隘的专门化。这在我们那个时代是不同的。讲学厅对我们来说是教堂，而教授就是传道士。”
我告诉他，我们年轻时如何在大学中、在考试和生计之外追求真正的科学，并以纯粹的热情服务于它。当然，识得比考试更高追求的只有非常少的人。于是我得出结论：“我们也为科学燃烧过。但您对科学可以拯救我们的世界并将我们的世界引向更高是怎么想的？因为它始终只对少数人存在。”胡塞尔说：
胡塞尔
“真正的科学引出无私和善。如今甚至完全唯物主义的或自然主义的学者(自然科学家)都可以献身于他们的科学，甚至毫无信仰的数学家。因为科学是好的，即使它不引向宗教。另一方面，不可能声称最终导向宗教和上帝的科学就不是真正的科学。任何形式的教育(不只在学校里的)都必须推进真正科学的成果并在实践上转化它们以更新世界。这是您必须做的，阿德尔君迪斯(Adelgundis)修女。灵魂的困苦是巨大的。最好的事情始终都是爱——对邻人真正的、实践的爱，它的基础在对上帝的爱那里。后者并不总在忏悔中被发现。宗教经常声誉扫地的原因是信教的人根本不是内心虔诚的。有多少次仅仅是假装，就有多少次例行公事和迷信！
真正的科学一定是普遍科学，它包括基于自主性的全部明见性，宗教也被包括在内。在这个领域中基督教也有其位置。从这样一种现象学已经领会的普遍科学出发，人们最终获得一个导向上帝、绝对者的目的论的发展。”
对于我的问题：他是否真地相信绝对者(他之前否认过)，他回答说：“那些是相对性，而我们必须有勇气正视相对性。它们也可以是明见性；例如，对原始民族的人来说，逻辑学具有与对我们来说完全不同的明见性。最终我们可以限制自己并理解这一事态；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地去想。这终究就是，我如何在意识中体验没有在我自己的身体中经验的另一个人的痛疼。作为科学的现象学就是为无法像您这样通达信仰的人存在的。许多在晚年才遇到宗教的人怎么办呢？他们不再发现与宗教的人格性关系。”
我对礼拜仪式问题和现象学感兴趣，因为毕竟礼拜仪式是恩典的力量(opus operatum)，并且可以展现为像现象学还原这样的东西。胡塞尔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对他来说，宗教的效应只有通过个体和他们对神圣性的追复体验才可想像。他对阿维拉的特蕾莎(Theresia of Avila)比较熟悉，他在埃迪·施泰因由于特蕾莎的作品而改宗皈依天主教时，对之做了一些研究。胡塞尔始终把托马斯和神秘主义者理解为宗教生命的主观表达，就他们是宗教的一种表达和反映而言。胡塞尔对于我的异议——正是在其客观性中(在圣礼中)礼拜仪式与现象学一致——回应说：
胡塞尔
“最危险的错误在于相信主观错误最好是通过客观真理来克服。不，只有彻底的主观主义可以克服主观主义，只要我们完全严肃地对待它，而不对它视而不见。”
他接着谈到卡尔·巴特，并且给我看了一期《在时间之中》(Zwischen den Zeiten)杂志。我们也谈到希尔德布兰德(Dietrich von Hildebrand)和埃迪·施泰因，他们的生命成长特别地感动他：“即使人们在世界观上分道而行，人们还是可以继续喜欢彼此。就像埃迪[·施泰因]改宗后所表现的那样。相反，希尔德布兰德在他改宗后退隐了。非常奇怪的是，我的一些学生都进行了彻底的宗教抉择，他们或者变成了非常虔诚的新教徒，或者皈依了天主教。他们与我的关系并未因此而有任何改变；这个关系还是具有相互的信任。另外，我随时愿意为真理而彻底争辩。我始终准备好认清我的错误并背弃自己。”
卡尔·巴特(1886-1968年)
“生活是沉重之轻和轻之无限沉重。"
在我要离开的时候，我们谈到《新约》和《旧约》。他指向他的书桌，上面有本《圣经》，然后说：“还有谁能理解《旧约》？如今我喜欢的是先知耶利米和以赛亚。在我年轻时的某一刻我就不再想理解《旧约》了。它在我看来如此的无意义，但情况并非如此，不是吗？”
”1933年12月5日
“殉难是教会的原则。在我看来，对于教会来说，它是无与伦比的，而这本身是需要教会再次反思的。但如今教会是否仍可得到民众的支持，以至它可以在一场新的文化斗争中引领他们？或者它是否不再敢进入这样一场斗争？教会是不是也许不应该选择两个恶中较大的恶并且不应该与德国缔结宗教协定？对于科学，殉难也会成为通向拯救的唯一可行道路。只有精神的英雄、彻底的人也许可以再次拯救科学。教会始终通过理性和信仰的综合来替代合理性。但相当多的人只是表面上虔诚；确实，他们曾内在地相信并且在他们的天主教信仰上坚定不移，但如今他们都沦丧了！同样地，科学不再是人们内在关注的事情；否则他们现在不会那么随便地把它抛弃！在科学中也会有殉难者。因为如今如果任何人想致力于纯粹科学，那他必须有勇气成为一个殉难者。
胡塞尔
您看，教会和科学拥有相同的目标：上帝。一些人在敬神和仁爱之路上达到祂，另一些人则在精神探求和一种道德生命之路上达到祂。但二者都被怀疑论和各种形式的诡辩所威胁。教会由此变得过于政治化、世俗化；科学则堕入唯物主义以及无基础的理性主义。如今在每一个秩序的歪曲和欺罔中，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胡塞尔
”1934年2月23日
胡塞尔说：“一个基督徒的价值总是在他可以成为一个殉难者时被决定。但你们(天主教徒)中的许多人把精神生命看作天堂中一场有赞美诗和熏香的首演的包厢座位的免费门票。因为神职人员严重缺乏教育，宗教改革作为急需改革的天主教会的最大幸事而获得如此轻易而迅速的成功。今天，神职人员确实已经大量地学习，在拉丁语和希腊语以及其他领域中受到很好的教育，但却在神学院里事务太多，而对个体中的神性之充满责任的人格性生活和体验太少。——一个问题：埃迪·施泰因一定充分认识到经院哲学明显被平衡过的精神约束。这从哪儿来的呢？在阿维拉的特雷莎那里真的一点痕迹都没有吗？”我说：“这对局外人来说无疑是一个谜：每一个真正的经院哲学家差不多也都会是一个神秘主义者，而每一个真正的神秘主义者差不多都会是经院哲学家。”
胡塞尔说：“奇怪，她(埃迪·施泰因——作者注)在其美妙的透明和活泼中极尽视野的清晰和广袤，但同时她拥有别的转向、内心的转向和她的自我的视角。”我说：“是的，在上帝那里这是可能的，但只在那里可能。”胡塞尔说：“她(埃迪·施泰因——作者注)是完全真诚的；否则我会说这一定是被谋划的、矫揉造作的。但最后——在犹太人中存在着彻底主义和对殉难的爱。”胡塞尔这么说时提到作为加尔默罗会修女的埃迪·施泰因的生活及其心性(Mentalität)。
后来他问：“我也可以有时不去柏意龙(Beuron)吗？”我说：“当然。”胡塞尔说：“噢，我可能是太老了。我不能再改宗了。”我说：“但您不需要这么做；没人期待这样的事或者试图促使您改宗。毕竟，就像您曾告诉我的，您处在恩宠中。这是根本的东西，而且这完全够了。”事实上，他曾极为严肃地向我提出这个奇怪的问题(这对他确实是一个萦怀的事情)：“阿德尔君迪斯修女，我不也处于恩宠中吗？”
”1934年5月3日
胡塞尔造访圣利欧巴的修道院(在君特施塔尔)。这是他的一个恳求：与他妻子一起为了感谢我给他75岁生日所写的一封信来拜访。他带了花。他特别想多听一些关于施泰因在科隆的加尔默罗会隐修院的授职仪式的情况(Einkleidung，1934年4月底)。我朗读了一个参与者寄给我的报道。胡塞尔听得很专心投人。他不时打断我，提一些关于教会机构和习惯的问题。让他真正满意的是施泰因被尊重，既被教会、也被修道会尊重。在我看来他就像一个对女儿嫁人一个新家庭而忧虑的父亲。他带着父亲般的自豪补充说：“我不认为教会拥有具有施泰因这种素质的新的修女——感谢上帝，她被允许在科隆的加尔默罗会隐修院继续她的工作。”
我注意到他很遗憾没有出席科隆加尔默罗隐修会的授职仪式。他真诚地说：“我本应该是新娘的父亲。阿德尔君迪斯修女，真遗憾至少连您都不在那里！”当我回应说我完全付不起火车票时，他立刻说：“我会很高兴给您钱的。”接着我不得不给他看特雷莎的照片，[这样他可以看到]修会的衣服。他拿走了一张小照片，以及我们本笃会修女在圣利欧巴的授职仪式和修道誓言(Profess)。接着他说：“我想非常仔细地研究这个。”
我们接着谈到了当下，尤其是我们时代的精神低谷。但他突然这样打断自己：“但不，我们怎么能在这里在修道院谈论这些事呢？这是另一个世界，它自己的世界，处在这个罪恶的时代之外。这里就像在天堂。”
然后我不得不为他打开图书馆的书橱。他尤其对教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拿出一卷奥古斯丁的书。在参观圣餐礼拜堂和唱诗班时，他显然很高兴并且在内心被感动。我们走人花园。胡塞尔好像在沉思；他甚至丢下我们，过了一会才回来。他突然抓住我的手，急切地问道：“您也为人们提供灵魂上的帮助吗？”我说：“是的。”胡塞尔说：“噢，太好了。阿德尔君迪斯修女，现在我知道了，在我灵魂受忧心和烦恼所困时我可以去哪里了。我会去圣利欧巴，您会安慰我。那时我会与一位教父一起在花园里一个安静的角落里的某个地方坐下来。实际上，我还根本不了解他们。”
奥古斯丁
”1934年12月31日
胡塞尔说：“您的来访是结束这一年的好办法。”他谈到贝尼迪克塔修女(Benedikta，即埃迪·施泰因)的来信——她写到了邓·司各脱，并说：“现在他是一个神秘主义者，比托马斯·阿奎那更有过之。现在，教会在成长，而且神职人员正从世俗化和政治化中向真正的内在性发展。至此为止教会避免了文化斗争，因为它为了确定有其信众首先想完成去世俗化过程。教会想要的，我也想要，那就是把人性(Menschheit)引向永恒(Aeternitas)。我的任务是尝试通过哲学来完成它。我至今为止所写的一切只是准备性工作；它们只是方法的创立。遗憾的是，在生命过程中人们根本不能抵达中心，抵达根本的东西。如此重要的是，哲学再次从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被引向根本的东西，引向真理。关于终极存在、关于真理的问题一定是每一真的哲学的对象。这就是我一生的工作。
托马斯·阿奎那
我会继续是一个离经叛道者。如果我年轻40岁，那么我可能让您领我去教堂。但您看，我现在这么老了，而且因为我一直做每件事都那么彻底，每一个教义我需要至少五年。您可以算算要达到目标我得多大年纪了。您仍然会保留对我的友谊吗？
您可以看到在我的书桌和工作台上总是放着不同版本的《新约》。在许多年前我病得很严重时，贝尼迪克塔修女坐在我病床前，为我读《新约》。”
我说：“是的，您也可以叫我来，如果您生病的话，即使是您最后一次生病。”胡塞尔说：“哦，我完全可以想像在我死的时候您会在那里，并且在永恒开始时为我读《新约》。”
”1935年4月8日
为祝贺胡塞尔76岁生日而造访。他非常感动，泪水湿润了双眼，几乎说不出话来。这时许多朋友和学生已经不与他来往——第三帝国中反犹太人态度的后果。他对我将在5月1日进行的修道誓约非常感兴趣且十分热衷，当我向他发出郑重的邀请时，他说：“八天前您不会看到我这么高兴。因为，为了即将在维也纳和布拉格进行的演讲，我非常焦急不安到底能不能在这个节日场合出现，而在那里对我而言非常重要。不，我应该推迟演讲；无论如何我都要参加您的这个仪式。但现在一切都是好的。直到秋天我才会去那里。”他恳求我解释誓约仪式(Profeßritus)。随他所愿，我留给他一个副本，他想留着它仔细地研究。
”1935年5月1日
胡塞尔和他的妻子准时来参加我在圣利欧巴永久修道誓约仪式。他们从优待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切，而且后来我听说，他们也以最大的兴趣和最深的敬虔跟随着神圣的行为。在大约两个半小时的仪式结束后，我被叫到图书馆，他们——被感动而情绪激动，胡塞尔几乎落泪——向我致意并表示祝贺。他给了我一张他的大的签名照，而他的妻子给了我一朵极美的、盛开的马蹄莲。
突然他摁住自己的心口，开始眩晕。我们给他喝了一杯葡萄酒，艰难地扶他起来。他带着温和的微笑，低声说：“我是太高兴了，这太美了。”
”1935年9月4日
“在宗教中是情性的正直，在哲学中就是智性的真诚。我一生都在为这种真诚而战，实际上是搏斗。别人早就满意的地方，我一再重新追问并仔细检查背景中是否确实没有一丝不真诚。我所有的工作，即使是今天的，也只是一遍遍地检查和审视，因为我提出的一切毕竟都是相对的。人们必须有勇气承认并且说那些人们昨天还认为是真的，但今天看起来是错误的东西就是这样的错误。这里没有什么是绝对的。我在许多年前对我的学生方济各会修士P．君说过这些。他非常聪明，在哲学上也紧跟我的步伐，不过只是到某个点上。但他没能发现转身宣布某些东西是错误的勇气。对他来说，即使在哲学中，也只有绝对之物才是有效的。在此我们分道而行。
胡塞尔
感知行为不是意义的承担者，感知没有意义。
人们如此不理解我，这让我感到深深的遗憾(这时胡塞尔变得非常严肃和坚决，几乎有些激动)。自从我的哲学发生巨大变化以来，自从我的内在转向之后，没有人再与我同行。1901年出版的《逻辑研究》，只是一个起步者小小的开端——而如今人们只是根据《逻辑研究》来评价胡塞尔。但在它出版后的许多年我真的不知道该往哪里走。我自己都不清楚，但是若如今每个人仍还在这本书上停滞不前，那将是不幸的。它只是一条道路而已，尽管是一条必经之路。即便是施泰因也只陪伴我到1917年……人们甚至声称我后退到康德那里。人们如此地误解我！因为人们看到，我的现象学是唯一与经院哲学有联系的哲学；也因为在许多神学家研究我的《逻辑研究》时——但遗憾的是也没有研究后期作品——他们声称我起初转向宗教，而后又堕入无信仰！
胡塞尔
无论如何，我曾相信——今天这不只是信仰，今天它是知识——就是我的现象学，只有它是这样一门哲学，这样一门教会可以使用的哲学，因为它结合了托马斯主义并扩展了托马斯哲学。为什么教会如此固守于托马斯主义？如果教会有活力一些，它一定也能在现象学上进一步发展。上帝之言始终都是一样的：它是永恒的。但哲学解释依赖于每个时代各自生活的人。因此它是相对的。请您想一下，托马斯的背后是无信仰的亚里士多德，他建立在亚里士多德之上。托马斯自己那么聪明又富有创造力，他独立推进了很多。但没什么比新托马斯主义更没有创造力了(胡塞尔几乎没说法国新托马斯主义什么好话)。它的背后只有托马斯，因此变得僵化了。天主教哲学有一天必须超越所有这些。我有一个任务、一项使命，这是上帝交托给我的。我必须实现它，我就是为之而生的。我每天循序渐进地对新的东西进行研究，现在已经35年了。我几乎没有时间把我的手稿整理出版。除了E．芬克(Eugen Fink)，过去四年来我没有能谈论我的想法的学生。当时我也完全不可能谈论我的想法。因此我很痛苦，但也无法避免。我70岁(现在76岁了)就没有学生圈或在大学授课的可能，我缺乏想推进我思想并出版我的著作的学派。先知是上帝之口。非常直接。他不是一位老师，他不工作。在真正的、通常意义上他没有任务。”
我回答说：“但先知也是一个人，上帝分配给他的指示充满他。他害怕地感到他人性的弱点(耶利米)并被净化(以赛亚)；因为在他之中不只感召和仁慈，自然也在起作用。他可以承担这个任务，或者自己拒绝它。您是一位先知，顾问先生(Herr Geheimrat)，因为您对这个时代有话要说。您对人们有使命！”
胡塞尔说：“我的使命只是科学。我想用科学服务于基督教的忏悔。也许以后人们会认识到我后来不得不做些改动，而在这么做时我仍然对自身是真诚的。
我的学生分成两类——公羊和绵羊。在忏悔或宗教信仰问题上，公羊想把我看作与他们一样，但最终不是自由的、放松的、客观的、真实的、真诚的。绵羊——我与他们相处得相当好，无论他们是严格的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在宗教方面给我拥有自由人格性的权力，因此把我看作如我所是的那样并且尊重我。因此我一直与他们相处得这么好这么久。阿德尔君迪斯修女，自1916年以来的许多年间，我们的友谊从未产生裂痕，因为您从不试图在宗教上攻击我。”
在接下来的谈话过程中，他说到洪堡(Wilhelmvon Humboldt)以及后期歌德：“当时他们选择了这么精彩的方式来谈论事情，即深刻且聪明的、但又不是太深奥或科学化的。这是做哲学的好方法，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最终它是最佳意义上的表现主义。今天没有人再有任何精神的方式方法；一切都建立在感受、冲动和印象上，没有任何理性的基础。”
我说：“帕斯卡为处于感受和理性之间的东西留下了空间，他将之称为心的逻辑。”胡塞尔说：“是的，不以冷酷的理性而以与性情(Gemüt)类似的冷静、清楚的方式思考和判断(不是一种感受)事物是非常好的。”
”1935年12月
我在胡塞尔家呆了一小时。他们热烈而愉快地谈论他们在布拉格演讲中感受到的友好和高度理解。然后我留下单独与大师在一起。在我打算离开时，他开始转向哲学工作并娓娓而谈，至少谈论了45分钟他的哲学，这期问我们都站着。他最后简要地说：“人的生命只是通向上帝的道路。我试图不用神学证明、方法或帮助达到这个目标，即不用上帝达到上帝。可以说，我必须把上帝从我的科学的此在中排除出去，为人们开辟通向上帝的道路，这与您通过教会拥有对信仰的信心不同。我知道我的前行对我可能是危险的，如果我自己不是一个与上帝紧密相连的人，不是基督的信徒。”1935／1936年冬季，胡塞尔病得很严重。他得了一种不是完全无害的胸膜炎。他恢复得相当慢。因为我整个冬天都在巡回演讲，所以直到他77岁生日那天，即1936年4月8日我才再次见到他。
”1936年4月8日
他看起来相当痛苦，尽管充满活力、容光焕发，他接受了我的祝贺，几乎带着年轻人的热情大声地说——实际上甚至在我说话之前，就像这热情已习惯于预先注入快乐一样：“您必须和我们一起去拉帕洛(Rapallo)；我们八天后走；医生规定我去南方疗养。请求你们修道院的院长同意这次旅行。我需要一个护士和一个可以与之谈论我思想的学生。这完全会是一个美好的时光，我非常期待这几周。但您必须来。”1936年4月15日，我和胡塞尔的女儿艾丽(Elly，即Elisabeth——译者注)一起经高特哈特(Gotthard)到了米兰。17号晚上我们到达拉帕洛。
”1936年4月20日
雨天。关于舍勒和海德格尔的谈话。胡塞尔说：“我只是现象学之父。人们(新经院哲学家们)认为我被困住了。但对于新经院哲学家的源头——您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只熟悉由施泰因翻译的《论真理》(De veritate)；但我又把它放在一旁了，因为我不会走除了我自己的道路之外的其他道路。我花了很多年才看清，我是被引导的。我从未真正学习过哲学，而只学了数学和自然科学。面对绝对和启示时，我与经院哲学一样，鲜有止步不前。”
喝茶时，他谈到他的工作，即谈到他当时带在身边的工作。他把它称为“我一生工作的预备阶段”。他说，他毫无喘息地致力于此，从早到晚，更谈不上星期天或一个假期的空闲。我们一致认为这是错误的。
喝完茶，和胡塞尔一起散步，他站不稳，由人搀扶着。他伤心地说：“我失去了我的祖国，我被遗弃了。真正的哲学与宗教的自身思义(Selbstbesinnung)一样。”
Romano Guardini
“embraced not only a spiritual inwardness, but the whole man, body as well as spirit.”
接着我们谈到R.瓜尔蒂尼(Romano Guardini)，胡塞尔对他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评价很高。瓜尔蒂尼是他所理解的基督教作家之一，他与他有一种内在联系。他带着极大的同情读了他的书《上帝》(Der Herr)。相反，他严厉地拒绝T．哈克(Theodor Haecker)。晚餐后，讨论天才概念。胡塞尔也想接受破坏性精神是一种天才，不过他否认大多数圣徒是天才。这像是他心中的反抗，当那个下午他宣布他非常希望什么时候读一下写得很好的圣徒生平时我越发对此反抗感到惊奇。应他的要求，我给了他H．巴尔(Hugo Bal)的《拜占庭基督教》(Byzantinisches Christentum)，它比许多圣徒传记写得好得多。
”1936年4月21日
当我和往常一样早上从教堂回来时，胡塞尔在花园里向我走来并说：“我坐在阳光下读《新约》。”他给我看了他儿子沃尔夫冈的那本《新约》，他(在一战中——译者)阵亡了。他微笑着补充说：“所以我得到两次阳光。”
晚餐时，关于宗教法庭、修会、I．冯·罗耀拉(Ignatius von Loyola)的对话。关于巴尔的书的讨论。胡塞尔的生命理想是斯多亚主义者的明智节制，他最严厉地拒绝过分的粗鲁和拜占庭式殉教者热切而无情的严峻主义。
”1936年4月26日
晚餐时，让我们大家都非常高兴的是，胡塞尔吃得很好，他变得相当活跃。买了一副黑眼镜很可能在精神和身体上转变了他的情绪。他大量谈及他的老师F．布伦塔诺。尽管他确实作为一个神父结婚了，但在内心深处他仍然如此像天主教徒和神职人员，以致某天当胡塞尔声称对圣徒的膜拜是偶像崇拜后他真地冲向胡塞尔。在得到布伦塔诺的同意后，胡塞尔开了一门有关洛采上帝证明的讲座课。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是布伦塔诺除自己之外接受的仅有的两个哲学家。
胡塞尔反复坚称他高度评价瓜尔蒂尼。今天他声称在我给他的《镜子和譬喻》(Spiegel und Gleichnis)一书中，瓜尔蒂尼严格跟随着H．C．-马悌尤斯(Hedwig Conrad-Martius)。他再次因为没有创造性而拒绝特奥多·哈克，无论如何，他对哈克没有对瓜尔蒂尼感兴趣。
晚上我们更久地谈论象征主义以及《圣经》历史的和发生的诠注。胡塞尔接着谈了不少(直到11点)此世的静态末世论的一些方面，他称之为：“有限性，与上帝(无限性)分离，努力回到无限性。恩典是上帝的自由。”胡塞尔认为人只有通过不断奋斗才能接近他的上帝、才能接近无限的观点做论证。没有恩典，这实际上也发生了。因此，人需要上帝，而上帝也需要这个世界和人。我对此持有异议。没有结果或达成一致，我们那天很晚才道别——有些沮丧和忧心，因为我们没能达成一致。
”1936年夏
在从拉帕洛回来之后，胡塞尔夫妇整个夏天直到深秋一直呆在新城的卡佩尔(Kappel bei Neustadt，黑森林地区)。那里的气氛对胡塞尔满是融洽和极大的友善。因其敏感性，胡塞尔对当时显现出来的所有对犹太人的敌视反应相当强烈。这个夏天他非常紧张地开始写作一部新的著作，作为该书的导论最近刚完成并在贝尔格莱德出版。(因为德国出版社不允许接受胡塞尔的著作。)他的状况反复不定。高高坐落的村庄的与世隔绝、黑森林广阔的景色——这里特别具有高原的特征、以及广阔的视野——在焚风的日子可以看到山脉闪着银光，所有这些对他那变得非常敏感的灵魂是很好的。我猜想他年轻时看到的摩拉维亚(景色又浮现在他面前。他反复强调他与A．施蒂弗特(Adalbert Stifler)和R．M．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的同乡渊源关系。清新而强烈的山间空气(卡佩尔位于海拔900—1000米高度)刺激了他的创作。有时，他似乎确实为可能不再能完成他的著作而焦虑。于是他会在他的房间里关着窗狂热地、不间断地工作，不肯出来散步。胡塞尔太太邀请我去住几天，以让他能有短暂的放松；他确实因为我的出现分了点心，并且被迫和我一起出去走走，于此期间，他打破深深的沉默开始说话。不过，在我们一起吃饭时，他大多数时候心不在焉，比平常安静得多；一方面，他似乎被沉重的思想和担忧压迫着，另一方面，却又被内心的构思强烈打动着。
我可以回想起两次长时间的、单独的散步。他大量谈论他深爱的德国以及像可厌的肮脏洪水一样倾泻在德国犹太人身上的不应遭受的仇恨。这使胡塞尔极为痛苦，因为他从骨子里就是一个德国人。这对他是完全不可理解的。我们一起在卡佩尔墓地时，他说他自己已经选定了这里的一个墓穴作为他最后的安息之处。他希望能平静地长眠于此直到复活。在散步时胡塞尔说：“最近从美国寄来一本杂志，里面一个耶稣会会士——所以是你们中的一员，阿德尔君迪斯修女——把我写成一个基督教哲学家。我对这种过分热心的、轻率的作法感到震惊，我对此一无所知。怎么会有人做这样的事而不问问我呢！我不是一个基督教哲学家。请确保我死后不被假称为一个基督教哲学家。我常跟您说我的哲学、现象学只想成为一条道路、一种方法，就是为了向离开基督教以及基督教会的那些人展示重回上帝的道路。”
”1937年3月23日
胡塞尔说：“基督教作为科学为奠基(Begründung)做了什么？它在自身内部具有明见性——当然，不是何时何地都绝对的明见性。但我们也必须承认相对的明见性。否则我们就消解了生命，否则我们就损害了基督教徒的生命——它终究在自身内具有对其可信性的明见性。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科学接近基督教，而这就是经院哲学、教会法以及教会管理所做的事情——但相较于所有这些，活生生的生命更重要，而且那里相对明见性也乐于被接受。在宗教生活中有比祷告更确定、更真实的明见性吗？当然不是胡言乱语！不过祷告却不涉及终极、绝对的明见性。科学也同样如此。过去300年来，它的所有错误的根源正是在于——甚至经院哲学也无法摆脱这点——在全然的怀疑主义面前，它失去了本身为真的东西的基础。
”1937年4月8日
这时候，胡塞尔变得非常孤独。因为国家社会主义已经导致他的朋友圈变得越来越小，而且也使得官方科学机构与他保持距离。当我去祝贺他78岁生日时，他很孤单。我们进行了愉快的谈话：
“当基督教，即教会接受了希腊哲学(亚里士多德)时，它就把自己交给了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灾难性的矛盾。因为永恒和启示哲学(philosophia perennis et relevanta)与自律哲学最终背道而驰。当亲爱的上帝创造世界时，他也创造了哲学(胡塞尔说话时带着温和而幽默的微笑)，它当然不是恶的，而是善的。当人们以一种虔敬的方式去研究和思考——每一个哲学家都是虔诚的，并且不会不加考虑地接受被启示的真理，而是把此真理作为探究的对象时，或者，还有当人们为了在目的论上为真理奠基而面临‘完全怀疑主义的地狱’时，经院哲学家并不想一同前行，而且只有新经院哲学家感到他们必须在根本上超越托马斯(确实，托马斯是非常伟大的，是一个非凡的现象)。
Angels are Always There
但新经院哲学家害怕去把所有的启示、教义、甚至上帝置于一旁——即使只是在思想中(假设地)。我想通过一种普遍有效的认识方法把所有的哲学和宗教都只是汇聚在我的现象学还原中。本体主义(Ontologismus)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错误学说。当我走到这步时新经院哲学家又来赞成我。但后来他们不能理解这只是我的道路上的一站。人们抽象出绝对的存在并排除意识——只是在意识中，存在才是活生生的，并且保持为活生生的。甚至物质也是某种精神性的东西，只不过它在精神秩序中处于最低层。”
这个夏天，胡塞尔因为“种族理由”被迫离开他们钟爱的位于洛雷托(Loretto)大街40号三楼的寓所。他们在这里幸福地度过了许多年，在这里，大师的大而壮观的工作室始终就像一个圣所展现给我们，也恰恰只有这里算得上一个圣所。他们住在这里整整20年。之前他们住在拜仁大街(Bayernstraße)。两座建筑彼此背靠着背。我1916年在那里第一次见到胡塞尔。这件事是这样的：一天我收到一张胡塞尔寄的手写明信片，[大意是：]我可以去他的寓所拜访他，去拿走他的一个女学生在遗嘱中留给我的一些哲学书。胡塞尔亲自为我这个一年级的学生，从他死去的学生的大量藏书中挑选了这些书：文德尔班的哲学导论、包尔生(Paulsen)的概论和一个纲要简编(雷克拉姆出版社的)。
1937年夏天住所的改变并不太坏，而我常常有机会惊叹上帝的智举，它赐予大师在人世的最后一站住在极美的半山腰的屋子，它位于休内克(SchÖneck)大街6号法斯特(Faist)宅。这房子看起来几乎像一个圆形大厅，无论如何，人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各方向最美的风光和景色。从街上走来，会经过一座小桥到一块平地然后进人寓所，它包括几个非常大的房间。一个宽敞、连续的阳台沿着房子的全部三个面延伸，使房间彼此连接。从这里可以享受整个城市直到凯撒施图尔(Kaiserstuhne)和佛日山脉(Vogesen)的难以形容的风光，甚至可以在丛山间看到一点点莱茵河水道。
当胡塞尔太太负责搬家时，她的丈夫去了欣特察尔滕的布赖特瑙(Breitnau bei Hinterzarten，黑森林地区)大约两周。他非常喜欢这个1000米高的地方，因为它的与世隔绝和特点。十字架旅店的老板娘多年来都很喜欢胡塞尔夫妇，她甚至在1937年再次毫无顾忌地接待了他。不过，这必须秘密地进行，所以胡塞尔在隔壁房间独自用餐。我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夏日拜访了他。他平静而愉悦地把我从公共汽车上接下来，我们一起呆了一天直到晚上。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户外。满目繁花似锦的草地和硕果累累的田野使他充满惆怅的快乐。时代和德国正在发生的一切给了他很大的压力。他越发地紧紧抓住他还拥有的几个老朋友的忠诚和爱。可以理解，他对陌生人非常胆怯。大约中午，我们参观了布赖特瑙的教堂，它位于被白色矮墙环绕的墓地中间。我们在一排排墓穴间来回地走，经常停下来。胡塞尔心事重重地看着远方，他的灵魂因为悲哀而阴郁。
尽管很痛苦，他还是冷静地告诉我他被邀请去法国在笛卡尔会议上担任主席，但文化部长鲁斯特(Rust)否决了他的旅行许可，理由是胡塞尔不能在国外代表德国哲学。正因此鲁斯特提议来自海德堡的科里克(Krieck)教授承担这个任务。顺便说一下，科里克刚为新的布罗克豪斯(Brockhaus)写了一篇可耻的、甚至蹩脚的关于胡塞尔的文章，我们都觉得它是极其伤人的，如果不是卑鄙的话。尽管我们努力对胡塞尔隐瞒它，但他最后还是在某一天从其他渠道得知了这个事情。这个他倾注全部精力而为之工作的德国，现在却怎样地对待他啊，这深深地伤害了他。即使笛卡尔会议的主席位子因为法国当然地拒绝了科里克教授而空缺这一情况也不能排解他的沮丧情绪。“您看，阿德尔君迪斯修女，甚至我的骨灰也不配安息在德国的土地上。”他看了一眼墓穴，(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并非完全没有痛苦地说：“甚至在这里我也不被允许找到安宁。您看看德国已经走得多远了！也许即使在这里，在这个村子的墓地里，狂热者也会亵渎我的坟墓，如果他们找到它的话。”
下午胡塞尔非常疲惫，我们在他住的小农社的花园里用餐。那一天我没能让他愉快起来。我们谈到他的同乡施蒂弗特，他深深地喜爱他，而且他与他一样具有高贵而庄重的尊严。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再次愉快地阅读了施蒂弗特，并常常谈论他所读到的东西。顺便提一下，《魏提寇》(Witiko)是胡塞尔读的最后一本书。
Adalbert Stifter: Witiko. Historischer Roman 1855 als Trilogie aus der mittelalterlichen böhmischen Geschichte geplant. Wok-Witiko-Zewisch. Erstdruck: Pest (Heckenast) 1865-1867.
胡塞尔并未能长久地享受他新居里良好的工作条件。1937年8月10日，胡塞尔夫妇非常平静地庆祝了他们结婚50周年。他们明确地不希望别人知悉，甚至是他们亲近的朋友。当日清晨当胡塞尔在浴室穿衣服时，他滑倒了并且似乎受了内伤。医生认为这一跤埋下了他致命疾病的种子。他得了渗出性胸膜炎，这始终消耗着他。它变成了一个极其漫长的、痛苦的、折磨人的疾病，持续了八个月。
奥托(Otto)医生——给他进行治疗的老家庭医生说，他行医多年从没遇到过类似的病例。在医学上说，病人不可能存活到1938年4月。他摄人的营养越来越少。发烧动摇了并且不停地消耗他身体的力量和根基。两次严重的渗出造成了必须穿刺。因为应胡塞尔的愿望和请求，我有时也负责护理他，所以我也协助穿刺：这个病人沉默地忍受痛苦让人不安。在其他情况下胡塞尔也很少抱怨，他对一切感到满意，除了他几乎不去吃东西，任何劝说都会让他激动。他的身体在缩小，但他的精神却未受妨碍，仍过着其严格的本己生活。有时这给人们留下印象，似乎只有精神还在那里。他的生命对医生来说确实是个谜。无论如何，它与他们的医学经验背道而驰。这个精神不停地活跃着并提供它的财富。
”1937年9月l6日
当我来拜访时，胡塞尔已经起床了。有时在他感觉好的时候，他常会在晚上起床。我们在他的书房一起用餐。他握住我的手并且一直在谈话时抓着它。外面，早秋难得美丽的一天即将结束。非常宁静。太阳慢慢地落在佛日山脉背后。大教堂的轮廓在傍晚的金色余晖中，在他所钟爱的城市的数百年的叠嶂的灰色屋顶上壮丽而庄严地耸立。他的眼中闪耀着傍晚的光辉。他的目光全神贯注于在地平线上柔和地发光的山脉和他脚下的城市的图景。然后他打破了我们之间长时间存在的沉寂。他继续凝视着大教堂，轻柔而恳切地说：
“我不知道死是这么困难的。我无疑已经用尽一生让自己摆脱一切自负(Eitelkeit)，现在，在走过我自己的路之后，我完完全全地认识到这个使命的责任，并且在最近在维也纳和布拉格的演讲中以及接着在最近写作《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贝尔格莱德，1936年)中，我首次从我自己走出来，完全自发地，并且有了一个小小的开端，现在我必须停下来，留下我未完成的使命。就是现在，在我结束的时候，我知道我刚从头开始，因为结束意味着从头开始。
我曾想像，当我完成我的使命、我为世界的使命(Weltaufgabe)时，以及为了让人们摆脱他们的自负和他们的自我而通过现象学向他们展示他们责任的全新存在样式时，于我来说那是多么美好啊。哦，上帝，从我年轻时开始我确实就在与自负做斗争，现在我几乎完全摆脱它们了，包括职业的自负——年轻人没有它就不能工作：我的学生的尊敬和钦佩。是的，现在，在死前几分钟，我差不多完全献身于《新约》，并且只读这一本书。那该是多么美好的迟暮之年啊！现在在完成我的义务使命之后，我最终有这样的感受：现在我可以做那些藉之我可认识我自己的事了。没有人可以不读《圣经》而认识自己。
我亲爱的孩子，您的使命，我认为首要是——哦，希望您保持它！——用爱去争取年轻人的灵魂来爱并保护他们免遭教会的巨大危险：无结果的自负和僵硬的形式主义。请您答应我，不要只因为别人说过什么就说什么。教会伟大而神圣的祷告始终处在变得空洞的危险中，因为人们不再使它们充满人格性生命。教会将拒绝我的工作——也许不是教会的年轻人，您的朋友——因为它在我这里看到经院哲学的最大敌人，至少是新经院哲学的最大敌人。”他带着宁静而嘲讽的微笑补充说：“是的，托马斯，我崇拜他——但他也不是一个新经院哲学家。”
冬天的几个月里他明显消瘦了。三月份情况变得如此严重，我常常整夜在他床边照看他。他睡得很多，躺在那里处于半沉睡状态，虽然不能说他完全失去了意识。他经常看起来沉浸在与自己的对话中或者好像他在与一个不可见的对话者谈话。通常，当我在傍晚到达时，他半沉睡地躺着，我无声地、相当安静地坐在他的床边直到他醒来。每一次他的眉目间都表示出非常高兴，他日益变得安乐幸福、超凡脱俗。他的嘴唇总是形成谢谢、友谊这些词的口型。现在他也渴望在表面上表达这些，而在健康的时候他非常少，只在某些极特别的情况下才这么做。
我可以回想起在这些天，因为他有时跟我谈到他年轻时，所以他会说出哈勒的弗兰科(Frankesch)孤儿院的格言。他这么做可能是与他科学生涯早期的困难年代有关联，因为这个他经常避而不谈的格言对他而言意义重大：
“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30-31)
”1938年3月16—17日
在我值夜期间，我们进行了以下谈话，我当晚直接写了下来。在我看来他似乎服从在另一世界有效的法则。没有任何的导引和对照，他突然开始说：“自我始终处于每一个开端之前，它存在着并且思考和寻求过去、现在和未来中的关系，但这恰恰是困难的问题。开端之前是什么？”
这些最后的对话不再是感到自己被召唤去完成世界使命的现象学家的对话，而是很快要走到上帝面前的、受爱戴的、将要离开人世的老师和朋友的对话。我多么希望他的灵魂能懂得摆脱一切烦恼，不受一切纯粹外在偶然事件的困扰。因此我回应他的话说：“开端之前是上帝——如约翰所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胡塞尔说：“是的，这正是我们只能逐渐去解决的问题。”
过了片刻，他思忖着说：“对哲学研究来说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是极为重要的。您设法要让人们去读一读。亚里士多德说：开端是存在者；知识与意见的分离是存在者创造性的发现。——哲学就是获得关于存在者知识的强烈意愿。我的书里所写的东西是很难的。一切哲学都是关于开端的哲学，关于生与死的哲学。我们一次次地从头开始，越来越多地从头开始。我的哲学始终尽力从主观之物走向存在者。”大约一小时后，他好象深深地沉思着并说：“当我们思考这些时，自我始终是我们设定的东西，不是一个物，一棵树或一间屋子。”
接着他又睡着了。当我思考他的话时，我想到这些：在我们最近的一次谈话中我们谈到了他的哲学讲座。我提出一个在我做学生时就常常触动我的问题：“为什么您从不和我们谈论上帝？您知道，当时我失去了祂并在哲学中寻求祂。我在一次次讲座中等待着通过您的哲学找到祂。”对此他回答说：“可怜的孩子，我多么让您失望，我自己承担了那么多的责任以致不能给你们所寻求的东西。我从不在我的讲座中展现未完成的东西，我只对触动我的东西进行哲学思考。现在我最终完全足以举行讲座，真正地给予年轻人一些东西，但是现在太晚了。”
1938年4月l4日，濯足节
过去两周，必须请护士不停地值班。K．伊密施(Kläre Immisch)，一位红十字会护士向我报告了如下的谈话，这次谈话是为了给胡塞尔在美国的女儿E．罗森贝格(Elly Rosenberg)回信而进行的。在下午两点半时，他说：“爸爸已经开始他第一百个工作学期(这事实上与胡塞尔的学术教学生涯大致相符)，并且有了新的进展。富有成效的新的工作时期开始了，在根本上可以期待在今后两年会有新的认识。当然，富有成效的工作接着会逐渐终止。每一个在连续的精神性上与我一起生活的人都会知道，在最后这些年在我这里没有出现无意义的东西。它将是并且已经是：生与死，我的哲学的最后志向。我作为一个哲学家而生活，也想努力作为一个哲学家死去。我曾被允许做了什么并且还会被允许做些什么都在上帝手中。”
所有这些都是在他醒后就像独自那样而说的，他似乎想继续他在睡着时看到的和思考的东西，说出声来可以让一圈听众听见。这些句子有明显的逻辑，即便完全不同于胡塞尔如此熟练并透彻使用的那种逻辑。他接着沉默了一阵，他的灵魂似乎从另一边再次回到他的身体。当他注意到护士在他床边时，他问她关于他的死——他很可能感到它的临近：“人们也会舒适地死去吗？”护士说：“是的，在安宁中。”胡塞尔说：“那如何可能呢？”护士说：“在上帝之中。”胡塞尔说：“您不要认为我是怕痛苦，不过这痛苦把我与上帝分开了。”
他一定会为这些折磨人的想法而非常痛苦：他不能完成他的使命，自己承担着即将出现的新的哲学著作，却只能把它看作一个想法而现在不再有力量使它成形。直到此刻，他的生命、他的遭遇以及他自己对死的准备都带着富有尊严的古典生活方式的印记。实际上，人们完全可以说他像苏格拉底一样无畏而孤独地迎向死亡，只不过他的祖国发生的一切压垮了他。但现在他的生命进程极为缓慢地，起初还犹犹豫豫地，但接着就越来越确定而清楚地转入了基督教思维和信仰的领域。这位护士以非凡的机敏在这个伟大的灵魂中摸索前进，凭记忆以路德翻译的《诗篇》第23篇来引导他：“上帝是我的牧者。”当柯雷瑞护士说到“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时，胡塞尔说：“是的，这就是我的意思，这就是我的意思。祂应该与我同在，但我感受不到祂。”之后护士为他吟诵了一首歌：“那么牵着我的手，引领我……你引领我到终点，甚至穿过黑夜。”胡塞尔说：“是的，就是这样。我还能要什么、感觉什么呢？您现在一定要为我祈祷。”
在濯足节晚上九点，他对他的妻子说：“上帝已经接受我蒙恩了。袍允许我去死了。”以特有的方式，他对他那个50年的忠诚伴侣，出于真正的、夫妻间的爱而说出这些话。在一次长时间的、愉快的对话中，她曾在散步时，挽着我的手在病房前长长的露台上向我吐露：“在我们的婚姻中，我只想成为他的踏脚石。”这是这位聪明、热情的女子对她在这位伟大男人身边一生任务的总结。
从濯足节那晚起，胡塞尔没有对他的哲学工作再说过一句话，之前几个月这一直占据他的思想。只有在他快死去时，他的整个生命多么受制于一个更高者的使命才被显露出来。现在他终于感到从他的使命中解脱并释放出来。
在此之后他最后度过的短暂时间里，他仅仅朝向上帝和天堂。现在总是显露出来了，他一直多么地被恩宠，他的灵魂实际上多么内在地与基督紧密连在一起，即使他在一生中隐藏和遮蔽了宗教的东西。
”1938年4月15日，耶稣受难日
最后的对话，告别。早晨他醒来时他的妻子跟他说：“今天是耶稣受难日。”胡塞尔说：“多重大的日子啊，耶稣受难日！是的，基督宽恕了我们所有人。”一整天他大部分时间以那种奇怪的半沉睡状态睡着，这是将死的人独有的，因为灵魂在两个世界之间徘徊。
我大约傍晚时到达。当我和胡塞尔太太一起站在他床边时，他抬起了手。认识的微笑掠过他的眉目。每一个动作显然都引起他的痛苦。但他仍然抓住我的手，以他特有的彬彬有礼亲吻它，并把它握在他的手里。
当我们独处时，他艰难地呼吸着要求直起坐起来，然后一直由我的手臂支撑着坐着。一片沉寂，直到他抱怨似地温和地说：“我们已经真挚地请求上帝能允许我们去死。现在祂已经允许了。但我们仍然活着，这太令人失望了。”我试图让他充满一个基督徒的强烈希望，我说：“就像十字架上的基督一样，您今天也必须受难直到最后。”于是他深信不疑且极为严肃地说——听起来像是“阿门”——“是的”。因为他内心充满焦虑不安却说不出来，所以我对他说：“上帝很好，上帝真的非常好。”胡塞尔说：“上帝很好，是的；上帝很好，但如此不可理解。现在这对我们是巨大的考验。”
之后他似乎在寻找什么。在他继续说话前，他的手在动，而他脸上的表情非常专注，仿佛他在不断地无声祷告。最后，他用手相互寻找的动作来解释说：“有两个动作不断地寻找彼此，找到彼此后再次寻找。”我试图将他的话提升到超自然世界中，并给它们一个基督教意义：“是的，天国和尘世在耶稣那里相遇。上帝在基督那里更接近人。”胡塞尔(欢快地)说：“是的，是这样。他是类比，在……。”他在寻找词汇，但他没能发现它们，这显然使他苦恼，所以我再次尝试结束由他开始的思路：“是的，耶稣是上帝和我们人之间的类比。这就是受难日：同时赎罪和复活。”胡塞尔(似乎放松并解脱了，带着深深的确信和完全超凡的对内在理解的注目，这深深地触动了我)说：“是的，是这样。”
过了一会——他早就又靠着枕头躺了一会了——他再次移动他的手，在空中划线，他也做出防御的动作，好像他看到了什么让他害怕的东西。我问他看到了什么，他似乎在梦一般的深度沉思中用我完全不熟悉的似乎来自那一边的声音说：“光和黑暗，是的，非常黑暗，接着是光……”
他的妻子后来告诉我，这是胡塞尔的最后一次谈话。此后他只是静静地躺着，睡得很多。在最后的日子里，一天下午，他在睡觉醒来时容光焕发地注视着，双眼炯炯发光，他说：“噢，我看到如此美妙的东西，快写！”在护士拿起本子之前，他已经因虚弱而倒向一边了。他把他看到的秘密一起带入了永恒，在那里他这位不知疲倦的真理追求者，很快会走近永恒真理。
他逝世于1938年4月26日。
来源：张任之 译，《世界哲学》，2017年第3期，第29-43页。
责任编辑丨叶雨姿
发表于 2020-7-5 18:0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