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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神学与讲道(D.A. 卡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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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0-15 00:27:4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文原载于《美南浸信会神学期刊》该刊编辑向作者提出一个问题:「透彻地了解圣经神学可以怎样加强讲道?」作者就此提出书面回答如下,标题为本刊编辑加上的:圣经神学与系统神学的异同在试图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前,有必要先对圣经神学与系统神学的异同有一个共识。因为若非如此,就无法突显出圣经神学独特的贡献。



圣经神学与系统神学都关注一些问题,是有关圣经的意义何在。只是系统神学发出问题与寻求答案的方式,通常或多或少都与时间无关。如,神有哪些属性?罪是甚么?恩典之约的本质是甚么?拣选是什么意思?谁是神的子民?等等。当然,如果系统神学家回答这些问题时是用圣经,而不是直接采用那些已经使用过多的历史神学、甚至哲学神学的范畴,那么他将不可避免地引入一些与时间有关的差异问题。比如说,系统神学家若要以合乎圣经的方式来回答「谁是神的百姓?」这个问题,就不得不面对旧约与新约之间的连贯性与不连贯性的问题。任何有持久价值的系统神学都不会忽视圣经故事的主线:创造、堕落、救赎、终极的完成。虽然如此,传统的系统神学有一个目的,是要采取一种综合的、大体上超越时空的神学研究,来总结圣经在某个主题上真正的看法,不单考量教会历史上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同时设立神学综合的架构,藉以与当今的世界进行对话与互动。

相比之下,在提出并回答「圣经的意义何在?」这个问题上,圣经神学的关注不亚于系统神学,但是在很多方面采用了不同的原则,也得到了不同的答案。最重要的是,圣经神学从来不会忽略时间的范畴。这样作有两个结果:首先,圣经神学通常会聚焦在某一卷书或某位作者的所有作品。举例来说,它可能不会问:「神有哪些属性?」而是问:「以赛亚书是如何介绍神的?约翰著作对圣经关于神的阐述有哪些贡献?与撒母耳记、列王纪相比,历代志的思想架构是甚么?」第二,圣经神学同样关注,要追溯那些贯穿整本圣经各个书卷的思想主线。这样的主线一共大概有近二十条—比如王权、创造/新造、圣殿、献祭、祭司制度、安息、拣选、恩典、信心、神的百姓—再加上许多次要的线。

追溯这些主线不单要有时间的意识(因为这些线索或轨迹是沿着时间发展的),还要对文学体裁有强烈的敏感度(因为这些线索在圣经各书卷中以不同方式、或不同形式出现)。优秀的圣经神学家当然需要知道这门学科的历史,并且能与当今的世界对话(正如系统神学家们一样)。但是,从整体上来说,圣经神学不如系统神学那样坚定地向当今世界发言。



两个附加说明

这个讨论可以花上许多篇幅,但我在试图回答问题之前,会克制自己,只另外提出两个附加说明来厘清。首先,为了这个讨论的缘故,我只考虑系统神学和圣经神学的一些形式,是那些以圣经为「终极标准」的。以系统神学而言,可以找到许多例子,他们选择性地利用圣经来建立一些思想架构,是根本不合乎基督教信仰、或圣经的;系统神学家往往以自己认定的系统为标准,如果在圣经中发现他无法接受的、或至少是与他的系统不协调的概念与经文,往往会利用这些架构来把它们除掉。同样地,许多时候「圣经神学」只聚焦在旧约神学或新约神学上,而不是在「整本圣经」的圣经神学上。更糟糕的是,即使是新约圣经神学(举个例子),学者都可以用一些方式来组织它,令读者以为:新约圣经的各书卷和不同作者的文集代表了许多彼此竞争且无法调和的神学观点,这当然表示该学者没有作任何努力来综合它们。同样可悲的是,虽然这种神学对每卷书及不同作者的文集作密切的研究,却拒绝找出那些将圣经串联成为整体的主线。换言之,它在拒绝承认圣经是「终极标准」的同时,也将圣经神学的一半传承弃而不顾。

其次,为完整起见,我必须承认:近几年来,我投入相当多的精力在我感兴趣的圣经神学中,亦即那种以圣经为「终极标准」的圣经神学:我是《圣经神学新词典》的谘询编辑之一,我还在主编《圣经神学新研》丛书。

圣经神学如何加强讲道?接着,来回答编者给我的问题。这类圣经神学可以从五种角度来加强讲道。

与系统神学相比,圣经神学更可能密切注意经文紧邻的上下文。通过对一些书籍的比较,就可以清楚看到这一点:有些系统神学虽然大段地引用经文,很多时候却显明:它们在经文处理上所下的功夫太过笼统,甚至包括正统信仰中才华横溢的作者们的著作(比如说,范浩沙的《教义的戏剧:正典—语言学进路的基督教神学》)。对圣经神学家们来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圣经神学必须要用更加严谨的归纳法来处理经文。还有,相比之下,在未曾仔细研究与书卷及某位作者的文集紧邻的上下文、并从中得到亮光之前,圣经神学不会去藉助一处遥远的「上下文」(也就是,从其他经文中归纳出的整体系统神学的「上下文」)来解释一段难解的经文。沿着这些思路来看,圣经神学鼓励人认真读最好的注释书。而所有这些对常常预备解经讲道的人都是极为有益的。

圣经神学比系统神学更可能去探索圣经中的轨迹,并藉此在如何「读」经这门学科上教导我们极其重要的功课。举个例子可能会有所帮助。假如你从以西结书讲道,已经讲到以西结书八至十一章这段伟大的经文;其中提到,以西结被圣灵「转移并带到」七百哩之外的耶路撒冷。在那里,他亲眼目睹了那个城市可怕的偶像崇拜,他也看到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并且乘驾着行动的、有宝座的战车(从以西结书第一章引入的意象)降落在城外的橄榄山上,从那里俯视整个城市。

到了某个时候,你可能值得用五分钟左右的时间提醒会众:这里所描述的与圣殿有关的事,是怎样契合在以圣殿为主题的整个轨迹之中。你可能不需要展开并解释整个轨迹(像毕尔的《圣殿与教会的使命:神的居所的圣经神学》),但是你可能会提到:神在出埃及的时候是如何仔细地设计会幕,至圣所与祭祀体系的深远意义,祭司们—特别是大祭司在赎罪日—的角色,以及以色列人在旧约之下每年三次全体聚集时,会幕对他们群体敬拜的重要意义。

会幕是神与祂百姓相会的重要地方。你需要根据更宏观的目标,来决定是否要花时间提到非利士人曾夺走约柜,还是列出清单指出会幕曾经支搭过的不同地方,抑或谈到管理会幕的祭司们经常堕落(比如:以利的儿子们)。只是你不能不提到那降临到会幕上的荣耀。你也不能不提到,在大卫王时,王权与祭司的功能是如何集中到耶路撒冷;而在所罗门王的时候,圣殿取代了会幕,并且神的荣耀再一次以极大的荣光降在圣殿,以致于祭司们都不能进入。当然,可悲的是,到了耶利米与以西结的时代,许多人把圣殿当作一个护身符:他们以为自己是「安全」的,因为神绝不可能容许外邦人摧毁耶路撒冷与城里的圣殿。在他们的想象中,圣殿的功能更像一个带来好运的魔法。

可是,神在异象中让以西结看到,神自己正在弃绝耶路撒冷。四年半以后,当尼布甲尼撒拆毁圣城之时,神要人知道,尼布甲尼撒的成功不是因为他强大的武力,而是因为神的审判。与此同时,在以西结书十一章中,神告诉被掳之人,祂自己要成为他们的「圣所」:也就是说,真正的「圣殿」乃是神所在之处,而不是石制品或砖石建筑所在之地。

后来,当被掳之民归回时,因为仍旧活在旧约之下,他们理所当然地受到激励要重建圣殿。只是,与古时不同,记述中没有提到荣耀再一次降到圣殿之上。然而,许多世纪之后,那位成为肉身的道平静地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约二章)。约翰自己承认:不论是祂的对头,还是祂的门徒,当时都无法理解祂的意思。但当祂复活之后,他们想起祂说过的话,并了解圣经所指的:耶稣自己就是那圣殿,神与人相会的伟大地方。当然,在新约圣经中,有着衍生的对范:教会是神的圣殿,甚至连基督徒的身体也是神的圣殿。可是,在圣经的最后一卷那臻至高潮的异象(启二十一~二十二章)中,神的百姓聚集在呈立方体的「新耶路撒冷」中。旧约圣经中只有一个立方体,就是至圣所,而那正是这意象的来源。换言之,神的所有百姓将永远住在「至圣所」之中,长远活在不需要任何媒介的荣耀之中,永远与主同在。怪不得约翰见证说,他在那城中没有见到圣殿,因为主神全能者与羔羊就是那城的圣殿。

所有这些都可以在五分钟之内就勾画出来;可是,若在圣殿主题一出现的时候就这样作的话,就可以在会众的脑海中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看见贯穿整本圣经的大约二十个重要轨迹中的一个。信徒们不单从新耶路撒冷的角度受教导,他们还在了解圣经上得到帮助,从而更有智慧地读经并敬拜神:因为神用祂的智慧成就这些事情,将它们组成为一个前后一致的整体,并为自己的荣耀预备祂的百姓。当讲道者常常沿着圣经中所有主要的轨迹和许多次要的轨迹来进行这样的操练时,信徒们就可以从神的话语中大得造就,而不信的人也可以了解圣经到底在讲甚么,以及相信圣经神学与讲道的关键何在。

这种讲道方式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避免过度微观。很可惜的是,当代许多福音派的讲道,所谓的「合乎圣经」只是从所选的经文中挑出一些主题,并将它们应用到生活中,而且应用范围大多是个人性的、心理学式的、关系性的,却几乎与神自己没有任何关联,而且只是偶尔与福音有关。也就是说,讲道的主题在极其枝微末节方面是「合乎圣经」的—这些主题出现在这处经文中,可是整段经文却缺乏与书卷、作者文集或正典之间的足够关联—结果就是,所讲的道完全错过了这些主题中最深的关连,看不到这段经文与神、与福音的关系。这种讲道只是在极其浅薄的程度上「合乎圣经」。限于篇幅,我无法在此列出一长串的、犯这种错误的例证,但我可以肯定的是:讲道的人如果了解圣经神学主题是如何把整本圣经连接起来,会比那些缺少自律去遵循这些原则的讲道者,更少陷入过度微观的问题。

整部圣经中各书卷呈现重要的多样性;习惯性地思考这一点,是可靠的圣经神学非常重要的一部份,也可以更好地帮助讲道者花时间与精力,来思考经卷的文体类型应该如何影响他的讲道。该怎样处理哀歌、神谕、箴言、天启文学、叙述、寓言、比喻、诗歌体、书信、加冕诗、神义论、史诗?当然,你若不考虑这类的问题,仍旧可以持守正统信仰:你可以从这些不同体裁的文字中找到原则与真理,不单能被纳入无时间限制的系统神学中,也可以用来传讲。只是,神肯定有很好的理由,赐给我们这样一本圣经:不是一本系统神学手册,而是一本具有非常多样化的文集,是跨越许多世纪写成的,囊括各种不同形式的文件,背后有着统一的思想。系统神学的研究之所以有可能并且可取,正是因为这些文件背后有着统一的思想,但这绝不意味着可以因为系统神学的缘故,把这些依然是「终极标准」的文件弄得服服贴贴的。换句话说,好的圣经神学不单能帮助你更负责任地处理贯穿整本圣经的各个轨迹,而且可以帮助你恰当地聚焦于每卷书的信息、文体、焦点、与主旨。它也让你的讲道保持新鲜,同时注重一些重要因素,诸如逻辑、谚语、哀歌与讲述。

讽刺的是,正是因为这些理由,让那些真正了解前四点的传道者成为一个更优秀的系统神学家,而这又更加丰富了他的信息。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之所以成为极其丰盛的宝库,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加尔文自己不单是一位解经家,也是一位系统神学家。若只是断章取义地利用圣经书卷来支持系统神学的话,最后很可能不但误用圣经,而且形成一种贫乏的系统神学。但是,如果传道者一边牢记圣经神学的要点,一边反复阅读、教导、并传讲圣经的书卷,那么,他对圣经的掌握将大大提升,这还暂且不包括会众从掌握圣经中所得到的喜悦。圣经神学家若始终以圣经为「终极标准」,那他在朝向系统神学移动时也会有更加丰富的进展。再加上更多掌握历史神学,以及对传讲信息所处之文化拥有仔细并批判性的了解,我们就拥有了训练一名忠心传道人的基础,当他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时,绝不会以此为耻。



作者简介:芝加哥三一神学院新约研究教授,对于圣经学术研究的进展和教会基督徒的信仰都有实质的贡献,使他成为二十世纪末期迄今最受人尊敬的福音派学者。卡森在圣经学术研究的贡献和跨国际的事奉,使得某些学者认为他的成就可与卓越的布鲁斯(F. F. Bruce)、马歇尔(I. H. Marshall)相提并论。一些学者更认为他是继斯托得(John Stott)之后受到普世福音派敬重的领袖与代言人。他的多才多艺和日渐增强的地位已经受到极难得的赞誉。

译者:袁伟

文章来源:原載於《美南浸信會神學. 期刊》(SBJT)10/2,后刊与《麦种阅读》201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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