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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于2020年9月4日完成，今天做了少许修改。文章作为温州教会史研究的一个小话题，对被普遍认为的“中国的耶路撒冷”之称的历史做简要追溯，但其实温州教会许多牧者与信徒并不完全接受这个称呼，甚至有人根据现状反思温州教会更像是现代的”老底嘉“。因此，本文只是对这一名词的历史追溯，并非一种立场的表达。
“温州教会是‘中国的耶路撒冷’”源流考
身为温州人，走到哪里，只要介绍自己是温州人，回应自然是“东方的犹太人”。若再说自己是基督徒，那自然会联系到“温州教会是‘中国的耶路撒冷’”。不管温州人是否接受，似乎成了一种惯例，且被许多人认同[1]。且近年来，学界出版的两本著作都是以“中国的耶路撒冷”命名，分别是曹南来的《建设中国的耶路撒冷：基督教与城市现代性变迁》[2]和舍禾的《中国的耶路撒冷：温州基督教历史》[3]，更是巩固了这个概念。 那要问“为什么温州教会是‘中国的耶路撒冷’？”“是谁给温州教会有如此的定义？”“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是什么时候？”大概极少人能够给我们一个清楚的答案。带着问题，笔者访问十数位可能知道此源流的牧者、学者，翻查无数史料，却未能找到一个确切地答案，只好根据可能的线索去顺藤摸瓜，希望给予一个较为清晰地考察。 何人？何时？在笔者的印象中，较早提到“中国的耶路撒冷”的，就是现任温州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的欧阳后增于1996年在《天风》发表的文章〈温州教会一瞥〉，其中提到：“由于教会密集，信徒人数众多，故温州教会又被誉为‘中国的耶路撒冷’”[4]，可惜文中没有提到具体的出处。 现任温州市基督教协会会长吴圣理牧师给出的第一个答案是“魏克利”、“约在1991年魏克利来访温州，看到温州教堂多、信徒多、聚会多，后回到香港爱德基金会海外联络处，发表文章称‘温州是中国的耶路撒冷’特别是指教堂多。”[5]这事先得到温州市基督教协会原会长张大鹏长老的证实，他说：“美国魏克利博士于1991年在香港发表文章称温州教会为‘中国的耶路撒冷’”[6]。根据此重要线索，笔者直接联系现任香港圣公会大主教神学及历史研究顾问魏克利（Philip Wickeri），但至今未得到确切的回应。 接着，查看曹南来的《建设中国的耶路撒冷》一书第一章的脚注，得知：“一位上了年纪的温州教会领袖声称九十年代，他在一篇题为〈温州：中国的耶路撒冷〉的文章中，第一次使用了这个术语，随后传到海外基督教世界。”[7]这事在张敏的文章〈基督徒身份认同——浙江温州案例〉中得到证实，文称：“这个独特称誉的缘起今日已无从探知，但据访谈对象之一，在当地深孚众望的教会精英郑大同回忆，他在20世纪90年代发表过‘温州：中国的耶路撒冷’一文，鉴于该文在海外基督教界的深远影响，其对于这一名称的海外的扩散显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8]笔者因此联络郑大同，得到的回复是肯定的，且将他因批判舍禾的《中国的耶路撒冷：温州基督教历史》而写的长文〈温州教会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展望（一）〉发给我，其中介绍：“1990年3月1-4日，丁光训的友人美国菲利普•魏克利博士率爱德国际访问团来访温州时说到，海外有人因温州教会的复兴，称温州为‘中国的耶路撒冷’。九十年代初，温州是中国的耶路撒冷的说法就传开了。因一位在香港的姐妹，她所在教会的牧师要了解温州教会复兴的情况，我已写过一篇‘温州：中国的耶路撒冷’的文章，在海外广为流传……后来我不喜欢这个称呼。”[9] 从郑大同的表述看，他大概也不是最先提出“中国的耶路撒冷”的那位，但他认为自己是致使这一称呼在“海外广为流传”的那位。因此，我们可以继续追溯比1990年更早的资料。 在魏皓奔主编的《困惑中的思索——社会“热点”问题纪实》一书中，〈新信教徒：找寻“上帝”的世界〉一文将温州教会的复兴作为一种“热点”问题来报道：“温州，这个既被称之为‘怪胎’，也被称之为‘模式’的地方，拥有了全国最大密度的教徒。包括8县2区1市在内的温州地区，基督教徒已突破了三十万，远远超过共产党员人数，且有继续呈上升趋势，另有‘中国的耶路撒冷’之称。”[10]这本书出版时间为1989年11月，其文章写于年初[11]。这样，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他若不是该称呼的“发明者”，其出处应该早于1989年。同年，《复印报刊资料：无神论 宗教》第2期，也同样宣称温州有“中国的耶路撒冷”之称，为全国基督教徒最多的地区。[12] 宁波盛足风牧师于1989年2月第一次到温州，他称自己因“温州教会素有美名”，曾多次盼望能去访问、交通，他认为“温州教会曾被人称呼为‘中国教会的耶路撒冷’。这话至少令人注意，令人感恩。这话不是指哪一个堂所而是指整个地区的总情况。据说，海外教会也听到了这称呼。或者，这个美称就是海外信徒所赠送的。”[13]从盛足风的话中，我们至少可知两个方面：第一、温州的“美名”是他素常听到的，使他有盼望到访的机会；第二、他猜测温州的美名可能是由海外的信徒所赠送的。 中国基督教协会原会长曹圣洁曾三次记录自己以上海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的身份到温州调研一事。在〈为研究中国宗教现状齐心努力〉一文中，她回忆说：“我曾经与萧志恬同志等两次去温州，对于该地为何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对于那里教徒众多、教会发展迅速、教派关系复杂等特别有所厘清。”[14]在《曹圣洁口述历史》中，她介绍自己到温州调研的时间分别是1981年和1987年。[15]前面两次的回忆中，曹圣洁均指出调研所关注的重点是温州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的现象，似乎向我们证实在1981年，她与宗教学界均已经听到“中国的耶路撒冷”的称呼。但她于1988年3月在《天风》发表的〈向基层教会学习——访问数地教会有感〉一文中虽未提“中国的耶路撒冷”，但提到“温州模式”。[16] 笔者找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主办的《当代宗教研究》创刊号[17]，该期有两篇文章是1987年10月到温州对当地宗教与基督教的调查报告[18]。其常务副主编陈耀庭[19]在〈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宗教问题〉和徐鸽的〈改革、开放形势下的温州基督教——二访温州观感〉中都提到温州“素有‘中国教会的耶路撒冷’之称”[20]，表明该名声不只是1987年10月才有的，应该是一种久已流传的。张乐天则更是肯定了温州教会的发展：“温州，在历史上就以宗教兴盛而驰名。在这里，不独佛、道、基、天四大宗教齐全，且以教徒人数众多而在全国颇具影响。仅基督教一家，解放之初就已有‘全国看浙江，浙江看温州’之说。据不完全统计，当时的基督教徒约愈七万，占全国总数的十分之一。更令人瞩目的是，在宗教被目为异端邪说，遭到禁止和扫荡的大跃进及‘文革’时代，温州的宗教非但绵延不绝，甚而出现长足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宗教政策的落实，温州宗教更趋发达。迄今，当地的基督教徒已达三十余万，仍占全国总数的十分之一。”[21] 至此，我们从国内学者研究中可见，温州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至少是在1987年之前，甚至可能会在1981年左右。因此，我们可以肯定，改革开放之初，温州就已经因基督徒众多而成为全国、甚至是全世界关注的地区。 我们有限的资料中，海外学者中，林保德（Tony Lambert）在其著作China’s Christian Millions的第一章中就以“序言：复兴的种子”为题讲述温州教会的历史，宣称文化大革命没有摧毁温州，反而原来的“无宗教区”变成闻名全国的“中国的耶路撒冷”。[22]而著名传教士毕范宇（Frank Wilson Price）则早在1948年就形容温州在浙江、安徽、江苏三省中英国循道公会教会信徒占比是最多的。[23] 同时，艾克曼（Divid Aikman）在其著作Jesus in Beijing一书用一章的篇幅来报导温州教会，追溯“中国的耶路撒冷”的由来。他曾先后于1993、1998、2002年访问温州，采访温州教会的牧者与信徒，文中特别以缪志同和郑大同为例子。但书中并没有陈明“中国的耶路撒冷”名称的具体时间，只是从历史的发展来分析温州教会的复兴。[24] 意义何在？温州教会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且被许多人所认同，但温州本地教牧却不一定接受。正如郑大同所说，他原本写过类似的文章，但后来却不喜欢这个名称。而他喜欢将温州教会称为“非拉铁非教会”，认为是“神给我们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25]而缪志同在接受艾克曼采访时认为可称“中国的安提阿”，因为他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人预言温州会像阿提阿一样。[26]甚至，温州著名学者沈克成教授更是批判，“我不认为温州的教会是中国的耶路撒冷，我倒认为……是当代的老底嘉教会。”[27] 郑大同认为温州教会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不是因为温州这个城市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而是因为温州教会的复兴。[28]他说：“温州教会在秀丽、肥沃、人口稠密的东南沿海拓展神的国度，在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中屹然挺立，在改革开放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从容应变，许多雄伟的教堂拔地而起，人数迅速增多，并向全国各地差遣工人传扬福音领人归主，以致海内外有不少人称温州为中国的耶路撒冷，温州人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29] 台湾中原大学荣誉退休教授、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总干事林治平认为温州教会于20世纪70年代末进入海外人士的视线。他说：“在海峡两岸开放初期，河南的家教会发展曾吸引了各界人士的注意。但没多久，温州基督教的发展很快的就超越河南，成为海内外各界人士关怀注意的目标。不到几年时间，温州皈信基督教的人数，飞跃增加成长，境内教堂快速增建矗立、海外温州移民也热心参与各地教会宣教工作，建立了不少温州教会，很快的便使温州冠上了‘中国安提阿’或‘中国的耶路撒冷’的美名。”[30] 可以肯定，温州教会确实在改革开放（1978年12月）之初，就已经成为海内外关注的焦点。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丁光训主教以金陵协和神学院的名义于1980年8月邀请温州教会的代表到南京座谈，了解温州教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详情。[31]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分别于1981年和1987年到温州进行调研，曹圣洁回忆：“1981年我在宗教所时，曾经跟郑建业到温州去调查研究。……温州被称作中国的“耶路撒冷”，信教人数约占全国信徒总数的十分之一，“文化大革命”前搞无宗教区，宗教受到严重摧残。文化大革命时，三自组织都垮掉了，但是许多人在家里进行秘密宗教活动，家庭聚会自成体系，也有自己的领袖，他们传阅手抄本《圣经》，甚至利用大出殡的机会传福音。我们还了解很多改革开放后基督教复苏的情况，在温州市里，松台山就像宗教自由市场一样，大家都在宣传不同的宗教，基督教每天有人聚会，后来还造了一个亭子，说是旅游景点，实际上是个礼拜堂。” [32]丁光训后来将温州作为典型，于1990年12月4-10日访问温州，并称：一路南来，总想着温州教会的复兴，乃是“神迹”。[33]他后来接受香港教会访问时称：温州“基督教徒在人口中比例全国最高，比香港还高”。[34] 复兴缘起于何时？温州教会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至少在改革开放之初，甚或在20世纪50年代，我们不能完全确定，但可以肯定占全国基督徒人数十分之一的温州教会，自然是关注的焦点。那么，进一步思考的是，什么时候的温州教会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耶路撒冷”？会否如许多学者、牧者（如林治平、郑大同、曹南来、欧阳后增[35]、朱建忠[36]）一样自然地将其定格在1980年之后，甚或是1990年之后？ 我们若是能够接受温州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是在1980年左右，那就至少温州教会在那时就已经突显作为“中国的耶路撒冷”的各种特点。一定不可能是在被认为是具体“中国的耶路撒冷”的潜质之后，才要“建设中国的耶路撒冷”[37]。因此，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温州教会是在1980年前就已经进入海内外教会的视野。 与“中国的耶路撒冷”齐名，甚至更加闻名于世的，就是温州因经济腾飞而被称为“温州模式”。“温州模式”首先于1985年进入大众的视野，当年的5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记者桑晋泉题为《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文章，第一次在媒体上正式提出了“温州模式”的概念，并且把温州农村家庭工业发展的特点概括为：以生产小商品为主，靠农民供销员和农村集市购销搞活流通渠道，靠一大批能工巧匠和贸易能手开辟致富门路。[38]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于1986年2月28日来温州考察，后在《瞭望》杂志登载〈温州行〉一文，提出温州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为：“以商带工的‘小商品、大市场’”，建立起了一个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无孔不入的流通网络。[39]1986年，国务院正式宣布设立温州“实验区”，使得温州可以在相对较少地受到传统体制和国家现行政策限制的有利情况下进行改革。[40]但“温州模式”在被发现、被关注之前，其模式已经存在，学者们将其起点放在改革开放之前，甚至认为与温州的人文精神有关，追溯至南宋温州的“永嘉学派”的功利主义哲学观与1876年被辟为商埠之后与西方商品经济相结合，从而推演出温州人特有的冒险、务实与创新的“温州精神”。[41] 与此类似，温州基督教的“中国的耶路撒冷”不是起源于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可以追溯至温州基督教的源起之时的晚清时期。自传教士于1867年登陆温州之后，温州基督教在人数上就成为全国所关注的焦点。在民国时期，温州基督教自立运动的发起、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在温州的传布、基督徒聚会处在温州的发展，其信徒人数、教堂、教会附属事业的建立均走在全国前列。直到解放初期，温州基督教人数占全国人数的十分之一，更是成为焦点，还被冠以“全国看浙江，浙江看温州”[42]之名。 而在解放之后的最初十年，温州教会并未有明显的发展，反而因“非宗教区”的试点而受到极大的挫折。真正复兴的温州教会，应该是从1967年开始，经过1971年的温州地区总会的建立（建制化），基督徒人数呈倍数增长。因此，我们可以肯定，温州教会的复兴不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80年代或90年代，也不是因经济的发展而复兴[43]，反而是在“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的“灭教”运动之下所催生。
[1] 包括我自己在内，有许多温州基督徒或牧者不愿意接受这个称呼，因为我们自认为温州并非人们所看到的复兴。同样，也有许多非温州的基督徒或牧者是不愿意接受的，可能因为温州人的某种特性，反而招致许多的“不待见”，甚至拒绝温州人。 [2] 曹南来：《建设中国的耶路撒冷：基督教与城市现代性变迁》（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2014年）。 [3] 舍禾：《中国的耶路撒冷——温州基督教历史》（台北：宇宙光全人关怀，2015年6月）。 [4] 欧阳后增：〈温州教会一瞥〉，《天风》1996年第1期（复总157号）（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1996年1月1日），页11-12。 [5] 2020年9月3日与吴圣理的微信交谈记录。 [6] 2020年9月4日与张大鹏的微信交谈记录。 [7] 曹南来：《建设中国的耶路撒冷：基督教与城市现代性变迁》（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2014年），页155。 [8] 张敏：〈基督徒身份认同——浙江温州案例〉，张静主编：《身份认同研究：观念态度理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页87。 [10] 魏皓奔主编：《困惑中的思索——社会“热点”问题纪实》（北京：团结出版社，1989年11月），页208。 [11] 魏皓奔主编：《困惑中的思索——社会“热点”问题纪实》，页346。 [12] 蒋志敏、徐祖根：〈面对十字架的思考——中国“基督教热”透视〉，《复印报刊资料：无神论、宗教》，1989年第2期（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页41。 [13] 盛足风：《诉说主恩》，自印本，2002年，页193、194。 [14] 曹圣洁：〈为研究中国宗教现状齐心努力〉，上海社会科学院院庆办公室编：《往事掇英：上海社会科学院五十周年回忆录》，（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页236。 [15] 曹圣洁口述，罗伟虹撰稿：《曹圣洁口述历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11月），页134。 [16] 曹圣洁：〈向基层教会学习——访问数地教会有感〉，《天风》1988年第3期（复总63号）（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1988年3月1日），页2-3。 [17] 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于1989年春创办《当代宗教研究》，由萧志恬任主编。 [18] 分别是徐鸽的〈改革、开放形势下的温州基督教——二访温州观感〉和张乐天的〈改革大潮中的温州宗教〉。 [19] 时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代所长。 [20] 萧志恬主编：《当代宗教研究》，1989年第1期（总第1期）（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1989年），页3、12。 [21] 张乐天：〈改革大潮中的温州宗教〉，萧志恬主编：《当代宗教研究》，1989年第1期（总第1期）（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1989年），页16。 [22] Tony Lambert, China’s Christian Millions ( London: Monarch Books,1999), p18. [23] Frank Wilson Price, The Rural Church in China（New York: Agricrltural Mission, 1948）, p.18. [24] Divid Aikman, Jesus in Beijing(Michigan: Monarch Books, 2003), pp.195-208. [25] 郑大同：《蒙福之路——基督里诗意的人生》（香港：循道卫理中心，2010年9月），页29。 [26] Divid Aikman, Jesus in Beijing(Michigan: Monarch Books, 2003), p.206. [27] 2020年11月26日与沈克成的微信交谈记录。 [28] 郑大同：《神的教会在温州》，2017年，未刊稿，页342。 [29] 郑大同：《神的教会在温州》，页14。 [30] 林治平：〈林治平序：温州，中国的耶路撒冷〉，舍禾：《中国的耶路撒冷：温州基督教历史（上册）》，（台北：宇宙光全人关怀，2015年6月），页23-24。 [31] 郑大同：《蒙福之路——基督里诗意的人生》，页82-83。 [32] 曹圣洁口述，罗伟虹撰稿：《曹圣洁口述历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11月），页134。 [33] 张贤勇、李亚丁：〈随丁光训主教访温絮语〉，《天风》1991年第3期（复总99号）（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1991年3月1日），页8-9。 [34] 丁光训：〈正确处理宗教问题〉，《中国与教会》，第94期（1993年3-4月），页11。转引自赵天恩、庄婉芳：《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台北：中国福音会，1997年），页604。 [35] 1996年，欧阳后增在一篇题为〈温州教会一瞥〉的文章中罗列温州教会的特点是“四多”，即信徒人数多、聚会次数多、聚会样式多、义务同工多。欧阳后增：〈温州教会一瞥〉，《天风》1996年第1期（复总157号）（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1996年1月1日），页11-12。 [36] 朱建忠说：“溫州被稱為中國教會的耶路撒冷、安提阿，主要是文革結束後基督教發展的影響。一方面改革開放後，溫州這個經濟城市自然也吸引了大量外來務工者。溫州教會往往更加熱心開展以這些民工為對象的福音事工及普通話聚會。在民工基督徒中，教會往往又會挑出一些比較熱心的肢體，委以帶領詩歌或陡嬷?巍Ｒ灿幸恍┙虝?诖嘶?A上給予訓練，並幫助他們回鄉傳揚福音，建立教會。另一方面，溫州教會在文革結束後就開始派傳道人往省外做工培訓。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又成立了福音組，有系統的差遣學道班的老師帶隊去外省培訓、宣教。”朱建忠：《宗派处境变迁与教会类型重塑——以温州教会发展为例》（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博士论文，2017年8月），页34。 [37] 这似乎就是曹南来在其著作中的想法。 [38] 史晋川、金祥荣、赵伟、罗卫东等：《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页6。 [39] 费孝通：〈温州行〉，《瞭望》1986年第20-22期，转引自史晋川、金祥荣、赵伟、罗卫东等：《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页7、440-441。 [40] 史晋川、金祥荣、赵伟、罗卫东等：《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页20。 [41] 史晋川、金祥荣、赵伟、罗卫东等：《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页29-31。 [42] 张乐天：〈改革大潮中的温州宗教〉，萧志恬主编：《当代宗教研究》，1989年第1期（总第1期）（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1989年），页16。 [43] 海外有学者称：“浙江省温州市的教会成为基督教见证的典范，因为当地的经济实力为基督教社团的发展提供了信心和热情。”Michael D Suman, The Church in China : one Lord two systems，India: Saiacs Press,2006, p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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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2-5 08:15: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