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碎的美国身份∶
一个自由主义者和一个保守主义者的对谈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时政国关分析”.
【内容提要】美国身份會经坚固统一，但现在正走向破碎，美国秩序會经令外邦仰慕，但目前却沦为民众分裂的源头。在2020年美国大选的背景下，本篇对谈旨在对美国身份和秩序是否需要重建，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各自在未来的使职是什么等问题展开深度讨论。
【关键词】美国秩序; 身份政治;保守主义;自由主义
【作者】林国华，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马克·里拉，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美国知名专栏作家。
【来源】林国华、马克·里拉《破碎的美国身份∶一个自由主义者和一个保守主义者的对谈》，《当代美国评论》，2020年第4期，第78~90页。
马克·里拉（ Mark Lilla）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早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政府系，获得政治哲学博士学位，會在芝加哥大学执教多年。他有多部著作经被译为中文，在相关领域为中国学人所熟知。他接受的是"施特劳斯学派"的大经典教育（Great Books），但他并没有沉溺于这个日趋寂静的学术修院小教派（sect），而是有更高的效忠∶他是一位坚定的、因渊博的古典学识而略偏向保守价值的老派自由主义者。
里拉教授在美国常春藤大学有一份安稳的工作，但他说过，他的智识生活并不在那里。他不仅仅是一名给大学生讲授柏拉图、塞万提斯、蒙田、卢梭和托马斯·曼的教授，更是一位随笔作家，也是一位公共学，他常常有选择地针对公共话题发表意见，与很多独立思想家和媒体人对话与论战，因而在大学校园中的左翼"学术泡沫"之外收获了大量友谊。他在2017年出版了新书《过去和未来的自由派∶身份政治之后》（The Once and Future Liberal∶ After IdentityPolis），针对风行美国的"身份政治"提出了尖锐批评，呼吁被左翼乱流冲击得零落不堪的自由主义阵营在一个更高的层面集结重组。这一次，因为这本书，他得到很多敌意。
美国当前的"身份政治"有一种荒诞的演化逻辑，它是一种朝向某种原始的神秘体的溯源和回归。换言之，在它的逻辑终局，人类联合的所有形态以及人类文明本身都将遭到打击和瓦解，而这场蒙昧主义"大洪水"就是马克·里拉教授要抵制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他无疑扮演了一个《圣经》里提到的"阻挡者"（Katechon）的角色。非常奇妙的是，这似乎也正是特朗普试图扮演的角色，更加奇妙的是，里拉教授对特朗普的评价非常低。正是在这个环节，里拉教授表明了他作为一个坚定的古典自由主义者的身份和立场。如前所述，这是他更高的效忠，为此，他会表现出轻微的教条主义偏执，就像自由主义传统的古典先驱对权力的永久警惕一样，他永远都不会去做一个追慕僭主的人（tyrannophiliac）。事实上，他警惕的与其说是作为权力象征的僭主（tyrant），不如说是"爱慕"（philia）本身。"爱慕"使人脆弱和癫狂，使人在僭主脚下跪拜。在里拉教授的内心和文字中，似乎流淌着一种會经支配着罗马史家塔西佗和法国文人蒙田的恐惧和怀疑精神，这最终使他成为一个淡漠、少爱以及被精神洁癖所"苦恼"的思想家，他几乎就是一个拒绝向尘世跌落与沉沦的古典式的灵知思想家。
2020年是《五月花公约》签订 400 周年，也是美国的大选年，整个世界似乎也进入多事之秋，有草蛇灰线，更有波谲云诡，有太多的线索需要专业学人给出梳理和评析。有鉴于此，笔者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当代美国评论》特约邀请，和里拉教授进行了本次访谈，以即将终结的2020年为背景，针对美国秩序的若干深层议题展开讨论和评估。访谈中的观点并非定论，因为经验层面的突发事件层出不穷，这提示了美国秩序的逻辑演化还远未结束，并拒绝被定论。智慧女神雅典娜的猫头鹰只能在黄昏日暮起飞，因此，这篇访谈中的所有论断都有可能因为过早起飞而难免夭折，继而无效。所以，作为访谈的组织者，笔者和里拉教授不得不敦请睿智的读者原谅我们的鲁莽和僭越。
问∶在过去的四年中，美国社会似乎出现了某种分裂。您能为我们解释一下美国民众正在围绕什么关键性的问题展开纷争吗? 争执方分别是一些什么身份的人? 有和解的可能吗? 政党操纵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介入了这些纷争?
答∶美国人在表面和深层都存在分裂，我们应该在这两者之间做出区分。在表面上看，似乎是互联网正在引燃某种怒火，但居于深层的是极左与极右的的激进主义者。左派拿右派的种族主义隐喻大做文章，因此收获了媒体的大量关注，比如，新近出现的"推特社会主义者"和反种族主义者。这些人的言辞充满仇恨，有时也会激起仇恨行动，这一类人大概占选民总数的20%。
深层的分裂与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说的"流动的现代性"有关。鲍曼认为，当今我们所有社会规范与制度——经济、文化、宗教甚至性别问题——都在发生急速的变化，没有固定的东西。马克思會经说过，在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但是他认定，新的制度将会发展出来，并渐趋稳定与建制化。鲍曼说，这些制度与规范的寿命变得比人的寿命还要短，这势必在心理与社会层面造成深刻的动荡。人们需要一种建制的稳定感，从而可以计划人生，去适应生活，甚至去发展一种独立的自我。
"流动性"重塑了美国的政治风景。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具有我们称之为"克林顿共识"的东西，它致力于增进新自由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理念。在那几年，工会劳工与社会福利传统宗教观、家庭生活以及性道德的固定化被大家认为可疑和历史的倒退。"克林顿共识"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破产了，原因有两个。第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带来了国际贸易体系和去工业化，中国受益最大，它让少数精英获利，对工人阶级家庭缺乏保护;第二，针对同性恋权利、女权主义、教育平权以及非法移民等现象，文化保守派起而攻之。
然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美国广义上的左派开始致力于促进经济规则（固定性），但同时又与多元文化主义和身份政治（流动性）齐头并进。美国右派则一方面保持对新自由主义的依赖（流动性），同时却想抵制社会和文化变迁（固定性）。结果就是，在克林顿时代之后，针对流动的现代性，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不具备一以贯之的路线，他们都同时既赞成又反对流动性力量。
然而，最终出现的情况是，如果对公共民意做一项调查，会发现大多数美国选民希望得到一个各方面有着更多的固定性和更少的流动性的世界。他们需要更多的保护，以对抗新自由主义、零工经济和阶级不平等，他们是温和适度的保守主义者。但在当今，没有任何政治意识形态或党派能够反映或代表他们对美国政治的观点。他们是一个倍感挫折的群体，其挫折感的来源尤其与主要政党有关。他们对美国的民主体制及其同胞越来越持守一种犬儒主义态度。正是这个群体帮助特朗普赢得了2016 年大选，因为特朗普支持（或假装支持） 一个更加固定化的世界。
问∶"身份"这个概念正在变得非常流行，人们喜欢用它分析美国当前正在发生的诸多事件。看起来很多美国人开始对"美国信条"所塑造的美国国家身份感到不舒服，他们纷纷逃离这个身份，并转向某种特殊的、看上去更加自然甚至原始的身份。在您看来，在美国身份和这一类特殊身份之间是否存在实质性的龈麝? 两者关系是互为敌对，还是存在和解的可能性?
答∶自从我的过去和未来的自由派∶身份政治之后》一书出版以后，我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对于大多数身份政治的提倡者而言，那是他们按照他们自己所理解的美国公民身份所施行的一种表演。他们认为民主除了是一个理想之外什么都不是，尤其不是政府与社会的形式，不管有利还是有弊。对他们来说，成为美国公民意味着为他们理解的社会正义而战斗，先从他们所属的群体阶层开始，而且常常仅限于他们自己的那个群体。这场战斗的一部分内容是攻击美国政体，因为它不够民主。这样的话，从一种角度看，他们看起来是在主张一种特殊群体的身份，同时攻击（不正义的）国家身份。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又显得是在致力于实现国家身份本来许诺的东西。
问题在于，美国左派在聚焦群体身份的同时又针对国家身份展开攻击，这使他们很难打造一种更加宽泛的诉求去赢得全民团结。这样的话，作为结果，他们也就难以在选举中获得胜利，继而连他们凭借实现具体目标的机会都丧失了。从理论或者言辞方面讲，他们并没有找到一条道路可以在更宽广、更富于原则性且所有群体都赞成的国家未来愿景中安顿少数族裔的庇护难题。
问∶我刚刚结束了一内关于美国政体的研究生讨论课，在课堂上，我和 20 多个年轻人有意把注意力放在美国秩序的保守主义维度，我们读了一些相关文献，包括久负盛名的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的著述。您肯定知道，柯克针对《独立宣言》给出了一种比较保守的解读，尤其是赫赫有名的第二段，也就是列举"自明真理"的那一段。柯克认为，那几行文字需要在"宣言"的论战气氛中去看待。换言之，它们是一种修辞，人们不应该过于理所当然地看待其字面意思，那些被宣称为"自明"的"权利"的真实含义，其实是习传的英国人的政治权利，比如自治的权利等。也就是说，那些权利并不是人人都能自动享用的天赋人权。您觉得柯克的论说有说服力吗?
答∶我个人确实认为柯克的这种怀疑主义是有说服力的。"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自明的"。从字面意思上讲，这句话是从耶稣宣布"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句福音以后最成问题的主张。两者都是强有力的修辞性陈述，旨在点燃激情，而不是描述事实。但是，另一方面，美国的先贤们在此处的意思是否指的是英国人的传统权利，这一点值得商榷，应该对整篇《独立宣言》都受到了基督教普世主义的激发这一事实给予严肃对待。
问∶在过去的四年，特朗普终结了一些旧东西，同时也开启了一些新东西。在您看来，终结的是什么?他开启的又是什么——如果有的话。您认为是否存在一种清晰的"特朗普理论"（Trump Docrine）之类的东西?对于美国秩序及其理念遗产，特朗普是一个忠诚的追随者还是一个不安分的反叛者?一直以来，美国给世人的印象是它似乎并非一个正常国家，具体而言，它不像其他以民族国家形式确立的国家，有人甚至尝试将美国贴上"新罗马"的标签。但是，特朗普會经承认自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我们能据此断言特朗普正在试图使美国趋于"正常化"吗?在当今美国的各种政治力量中，有哪一部分仍然忠诚于"非正常"的那一个美国呢?如果可能，您愿意根据您的理解对美国的"不正常性"给出一个描述吗?另外，这种例外的特性有没有终结的一天?如果有的话， 以哪种方式终结?
答∶每当我接受外国学者或记者访谈的时候，我总是为他们对特朗普的话信以为真而感到奇怪。美国人——包括左派甚至右派——都很清楚，特朗普什么都不相信，因此他可以说出任何他能够当场想到的有利于自己的话，第二天或者第二句话他可能会说出完全相反的话。他是没有原则或教条的人，这一点很清楚。但是，更深层的问题是，他缺乏自我认知。他自以为重要，实际并不重要。所以，当他开口说话的时候，我们最好把他的话当成是总统演说撰稿人的话，那不是特朗普本人的观点，他本人没有观点。
但是，美国右翼出现了自称是国家保守主义的运动（National Conservatives），他们当中的成员正在为特朗普工作，他们确实正在致力于你说的那种行动，即让美国"正常化"，其中有些人是公民共和主义者（Civic Republicans），试图提出一种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用以对抗前面提到的"流动性"的全球主义势力。另一些人是民族主义者，他们追求某种庸俗的民族意志的表达，对于可能招致的愚蠢后果（尤其在外交方面）置若罔闻。还有一些所谓的白人至上主义者，这些人必须被清除，如果指望这场运动成功的话。有趣的是，这场运动的领袖之一哈扎尼（Yoram Hazony）是一个以色列裔美国人，他主张一种以色列民族（国家）保守主义（Israeli National Conservatism），即强调国家中的犹太元素，淡化民主元素，这势必导致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事业提出进一步质疑。
问∶长久以来，我发现您对特朗普的评价始终很低，那么我想问一个略有挑战意味的问题。对很多人而言，特朗普似乎没有那么糟糕，我本人至少目前也持类似观点，他并不是一个平庸之徒。这样的话，我们之间似乎存在着比较明显的意见分歧。您會经谈到知识分子中间弥漫着的一种"追慕僭主"的气氛，您对此深怀敌意，认为那是古典爱欲（Eros）的政治扭曲，一种对哲学智识在权力偶像脚下可耻的拜倒。我很愿意相信，在您对特朗普的冷淡立场背后，正是这种对"追慕僭主"的敌意。我的问题是，您在批判"追慕僭主"的同时，是否有可能陷入反面，即"僭主恐惧症"（tyrannophobia）?您研读过大量古典政治理论经典，相信您对以下问题非常清醒，即对权力过度的追慕与过度的厌恶都有其内在问题，两者都是自然的认知图景的某种扭曲，且都无力提供一个借以理解政治事务的健全视野。据我粗浅的印象，在您的智识世界中，似乎在您的前方存在一条线，它是"自由主义者"划定的，而您似乎始终不會也不准备跨越。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我想问的是，您是否相信您的认知图景和智识进路仍然能够帮助人们去理解您的国家正在经历的巨大动荡?
答∶这个问题值得另外专门讨论。目前我只想说，我对你的问题感到惊讶。我有一个以色列朋友，他在讲授政治哲学，他和你的感受一模一样。我认为，你们对美国发生的事情都不够细心，这的确很难，除非你每天24小时地关注新闻报道。在美国历任总统中，特朗普做的很多事情对自由民主世界的法治（rule of law）和风习（customs/mores）的破坏力很大。他招致人们反抗的原因并不是他做出了什么颠覆性的重大决策，而是他连续不断的小毛病，这些毛病虽然琐碎，但却日复一日地侵蚀法律，践踏民意，最终使人们对他失去信心。诸多为他服务的军队高层官员（不是教授们）纷纷离他而去，并视他为美国的最大威胁。这绝非偶然，这个问题说来话长，而且非常复杂，可是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探讨。
问∶谢谢您，期待未来有机会能和您深谈这个问题。2020 年是"五月花"号登陆北美大陆400 周年，与之相伴随的或许还有"山巅之城"这个象征及其背后的观念。我想问的是，对当今美国而言，"山巅之城"仍然是一个富有活力的象征吗? 抑或只是某种"旧制度"过时的标签?
答∶自从人们把"五月花"号与种族主义联结在一起，美国人就再也不提它了。种族主义者的指控也并非空穴来风，比如有个组织叫"美国革命女儿会"（Daughte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DAR），该组织的妇女声称是"五月花"号乘客和最早的拓殖者的后代，拒绝非洲裔女性加入。在 1939 年发生了一件非常轰动的事情，她们拒绝非洲裔歌剧演唱家玛丽安·安德森（Marian Anderson）在该组织的年会上演出，这激怒了该组织成员、罗斯福总统的夫人安娜·埃莉诺·罗斯福，这位第一夫人宣布退出该组织，并亲自邀请玛丽安·安德森在林肯纪念堂前为 7.5 万名观众一展歌喉。"美国革命女儿会"已宣称放弃种族歧视政策，但是永久的伤害已经铸成。
问∶这让我想到罗马贵族对罗马公民权的垄断，维柯（Giambattita Vico）对此有过惟妙惟肖的评论。罗马公民权最终还是向外邦人逐步开放了，这似乎与其具有含金量的逐步降低成正比，归根结底还是罗马共和国的黄金时代已一去不复返。2004 年，塞缪尔·亨廷顿出版了《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Who Are We?The Challenge of American NationalIdentity）。亨廷顿谈到的问题似乎就是罗马秩序晚期溃败的局面在美国的重现。是否如此，我不太确定。但能够确定的是，亨廷顿在书中讨论了美国国民身份的危机，试图警醒或唤醒他的"盎格鲁-新教"同胞去面对危机所蕴含的可能后果。他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预言∶20年后，也就是到 2024年，美国秩序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与2004 年的状态截然不同。今年是2020年，还有4年就可以验证亨廷顿的预言。而4年后，又将是一个大选年。您怎么评估亨廷顿的这个预言呢?如果您读过他的这本书，您又会怎样评价此书的观点和论证?
答∶很遗憾，自从亨廷顿的这本书以及激发他写作此书的论文出版后，我一直没有时间去阅读。但是，前面关于"流动性"与"固定性"的谈论对亨廷顿的"文明"观念也是适用的。如今民族主义演化出了很多表现形态，对此需要进行解释，其中的一种解释就是，这是一种情感化的应激反应。那么，它究竟针对什么?是不同文明的侵蚀还是非文明的侵蚀?抑或全球化文明形态的崛起? 这是亨廷顿需要回答的问题。在我最悲观的时候，我总是忍不住去想象一艘在大海中即将倾覆的船，这些新民族主义者仿佛正是这艘船的船长。
问∶这个意象让我想到您在 2016 年出版的《搁浅的心灵∶论政治反动》（The Shipwrecked Mind∶On Political Reaction）一书，在书中，您刻画了一种悲惨的现代心灵，它由于遭遇到激进主义劫难而选择了某种保守主义演化路径。沉船上的船长似乎就是这种心灵的写照，这是一个交织着绝望和希望的象征，它让我想到一个希腊词汇———"阻挡者"（katechon）。您对此肯定很熟悉，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讨论过这个词汇，它来自圣经《帖撒罗尼嘉后书》第二章，被圣保罗赋予一种保守使命，用以抵挡末日激进力量即"敌基督"所带来的历史终结。在某种意义上，它与您说的"政治反动"存在交集甚至重叠，施米特在中世纪基督教的罗马帝国看到了"阻挡者"的身份。在您看来，当今的美国尤其是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是否具有"阻挡者"的身份?
答∶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能再稍加说明是怎么理解的吗?
问∶如果用最通俗的语言表述就是"阻挡者"是一种防守性的、遏制性的力量，它旨在遏制某种激进主义势力。在我看来，这是保守主义精神的内核，可能会呈现出政治反动的形态，正如您的那本著作所描绘的。在圣保罗的愿景中 '阻挡者"和"那被阻挡者"（在神学上它被定义为"敌基督"）二者之间的巨大张力为历史的演进提供了根本性的驱动力。事实上，我们似乎可以在很多地方辨认出"阻挡者"的痕迹，比如《圣经》里的诺亚方舟、对巴别塔行动的惩罚条款、十字架的固定性、与"耶路撒冷"缠斗不休的"罗马"，乃至霍布斯的"利维坦"，它在"黑暗王国"中发现了根本性的敌对力量;西班牙内战中的弗朗哥将军和面对苏联时的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显然也是"阻挡者"的化身;还可以列举出"最后的欧洲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他对沉稳保守的"大地法则"（Nomos der Erde）寄予厚望，希望至少有一部分人能够效忠这种紧贴尘世现实的生活，以"具体的空间秩序"制衡漫无边际的普世主义"天国"的烈风——不管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天国还是美利坚自由主义天国。当然，还有您更加熟悉的当代政治哲学家沃格林（Eric Voegelin）③对激进主义革命灵知的猎杀，以及施特劳斯（Leo Strauss）对保守的希伯来律法的敬畏及其对雅典哲学家苏格拉底作为立法者身份的确认，他们两个拥有当之无愧的"阻挡者"身份。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在如今的特朗普总统身上及其一系列反全球主义的政策逻辑中，未尝不存在"阻挡者"的因素。事实上，在我看来，特朗普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阻挡者"的整体性（comprehensive）代表。换言之，他似乎正在针对这套支配着地球运行到我们这个时代的这套系统实施一场风险极高的大手术。作为一名接受过严谨的学院派训练的政治理论家，您怎么评价这些看起来的一派混乱呢?
答∶任何一个试图解释所有这些例子的概念恐怕到最后什么都解释不清。每当我们以为找到了可以打开所有中锁的钥匙时，我们就应该怀疑自己。在这个意义上，我更多的是蒙田、卡尔·波普（Carl Pope）和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的追随者。你知道，后者有一个关于刺猬和狐狸的著名论断∶刺猬只知道一件最重要的事情，而狐狸知道很多可能并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德国人喜欢把化约主义（Reductionism）等同于思考的深刻，这是一个不好的习惯。例如，历史在他们看来仅仅是精神与自身的冲突（黑格尔）、仅仅是阶级斗争（马克思）、仅仅是权力意志（尼采）、仅仅是对存在的遗忘（海德格尔）、仅仅是区分敌友（施米特）。他们声称这就是打开历史大内的钥匙，我对此表示怀疑。我相信，即使真的有这种钥匙，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找到它。当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會经比任何人都更加接近最后的真相，当他用他自己的语言重述了雨果·冯·霍夫曼施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的那句话—— 事物的核心就在事物的表面"的时候，你前面举出的几个"阻挡者"的例子也是在同样意义上触动了我，它们指涉很多方向。有些指向政治审慎，比如乔治·凯南的遏制理论和施特劳斯对圣经律法的敬畏，以及前面提到的保守主义。另一些例子指向了政治反动的进路，它们试图复辟某种失去的世界，比如佛朗哥的独裁理论和沃格林的"前诺斯替"秩序（pre-gnostic order）。还有一些例子甚至蕴含着某种神学的启示录意义的演化逻辑，比如，《巴别塔》圣经故事（上帝担忧"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施米特以及施米特的"霍布斯"（ 那当然不是霍布斯的"霍布斯"）。对我个人来说，最后这一种"阻挡者"是最具有意义的，它旨在按照启示录的角度去理解历史。我的意思是这是一种历史观，它把历史看作是一种停滞、一种朝向终点的进程被某种看不见的力量所干预而出现的暂停、中断或激烈的震荡，那种力量可以是神圣的，也可以是魔鬼一般的，甚至是外空间的。当一个人接受了这种历史观的时候，他会很自然而然地去寻找这种"阻挡者"，甚至亲自承担"阻挡者"这个角色。然而，如果一个人真正严肃地对待这种启示录历史观，他会承认他永远不知道那个"神显时刻"（epiphanic moment）什么时候到来，以及从哪里来。不过，亲自充当"阻挡者"的人或民族在对待启示录意义方面并不会真的足够严肃，因为他们会自以为知道（或假装知道）那个末日终局的大难什么时候到来以及如何抵挡那场大难，他们只是比巫师好不了多少的人。真正信仰上帝的人会把所有事情都交到上帝的手中，然后依靠上帝的律法过日子（这是犹太人的方案），或者依靠上帝的恩典（这是基督徒的方案）。
用"阻挡者"这个概念来思考美国秩序极具激发意义。冷战时期，在如何对待苏联的问题上，美国实际上存在两个理论学派。一个学派认为苏联仅仅是另一种的俄罗斯政权形式，通过对俄罗斯文化、政治、历史，尤其是对正统基督教的独特分支的理解，美国可以把握和遏制苏联的行为。这个冷战学派主张采取审慎的遏制政策。另一个学派认为，苏联呈现出一种崭新的、诺斯替主义（Gnosticism）的启示录信仰形态，这种信仰必须通过不断地扩张才能存在下去，为此，个人和民族都必须时刻准备为此献身。它代表了一种强力，其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被审慎遏制的政策所克服，而必须待之以"反启示录信条"所鼓动的精神战争，这會经被称为"心与灵的战争"（battle for hearts and minds）。这一学派的政策显得更加激进，在多个战略层面展示了更多的进攻性，对美国国内旨在改宗西方心灵的威胁也更为忧虑。这个学派把美国视为一个全球规模的"阻挡者"。这两个学派究竟哪一派在美中关系中占支配地位，我们仍需拭目以待，每一派都有可能。
问∶有人认为本次大选是林肯之后最重要的一次美国大选，您认为本次大选有这么重要的意义吗?还是认为不论谁当选，都改变不了什么?
答∶美国人的记忆装不下过于久远的事情。当下的美国人会觉得1968 年和 1972 年的大选是最重要的，我个人认为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大选同样是最重要的。2020 年的大选如果有什么不一样的话，那就是它将决定哪一种政策是政府应该追求的，它也将决定美国国家体制与法治传统是否会被特朗普及其追随者进一步破坏∶行政公职人员被解雇、内阁中的监督团体被解除、联邦政府的执行部内不仅被操纵，还效忠特朗普的商业伙伴。我认为如果拜登当选，美国的国家制度将会大规模的回归正常，但是如果特朗普连任，那么美国民主的前景堪忧。
问∶您认为是否有美国未来社会政治和思想演变很难改变的大趋势? 如果有，知识分子对这种大势是否起或能起什么作用?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还能保持吗?
答∶最重要的趋势是政治话语的种族化。在 2020 年夏天波及全美乃至全球的"黑人的命也是命"示威运动之后，我认为一种新的身份景观开始出现。年轻一代接受的教育是从个体身份的视角（左翼）或国家身份的视角（右翼）去审视所有问题。我们很可能被迫采纳这种话语，否则将一事无成。知识分子的任务不应该是在自由主义的名义下抵制身份政治，而是应该把身份景观予以自由主义化。我个人对此前景并不乐见，但我们没有别的出路。
问∶如果您愿意回答的话，最后我想提一个比较私人化的问题。您作为一位讲授西方经典著作的著名教授，秉持偏保守的自由主义立场，同时以某种"政治不正确"的思考方式为各大媒体撰写深度且饱受争议的专栏文章。在您的智识生涯中，尤其在您现在供职的哥伦比亚大学校园中，您是否有过孤独和无助的时刻?最近美国境内的左翼思潮及其不宽容气氛对您是否构成影响?
答∶我在很多方面还算比较幸运。我在大学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但是我的智识生活并不在那里。我是一个随笔作家，也是一个公共学人，有选择性地对公共话题发表意见，给了我很多机会与很多独立思想家和媒体人对话甚至论争，我因此在大学校园的"左翼学术泡沫"之外结识了很多朋友。对我而言，哥伦比亚大学會经是一个美好的家园，但是近年来，它对年轻人越来越不友好，年轻教师的境况很糟，是我看到过最糟糕的。风行于网络世界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使青年学者对公共话题噤若寒蝉，甚至对某些学术课题也失去了研究的勇气，比如遗传学、进化论、犯罪学等领域。在2020年夏天刚刚过去的"黑人的命也是命"示威游行中，一名供职于某左翼研究院的学者被开除，原因仅是因为他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一位学者而且是位黑人学者的观点。该观点认为，激烈的抗议行动常常会导致选情反弹，继而会对左派造成负面影响。仅仅因为引用了一个平淡无奇的观点就被开除且受到公开羞辱，这就是目前美国大学校园的现实情况，这种消息每天都见诸报端。
在极其压抑的气氛中，我参与起草并签名了一封公开信，标题是《呼吁公正与公开辩论》，刊发在《哈珀斯杂志》（Harper'sMagazine）。你应该知道这本杂志，我们征集到 153 名著名的作家和学者的签名，比如，拉什迪（Salman Rushdie）、罗琳（JK. Rowling）、乔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和福山。公开信得到了压倒性的反响，但基本上都是负面的。其中有一部分签名人在大学供职，他们承受了莫大的压力，以至于发表声明收回签名，我本人还算安全。但是我确信，假如现在谋求大学教授这一职位，我将一无所获。
发表于 2021-1-14 18:0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