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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圣山研讨会纪要整理 主题：“中国加利利的歌声——迦南诗歌与当代中国家庭教会” 主讲人：徐颂赞 时间：2022年4月21日 纪要整理：蔡琳、曾庆余 第一部分：主讲 这是我第三次在圣山教会分享。迦南诗歌的主题我第一次在圣山团契分享，更多侧重于迦南诗歌与中国教会的民族主义或者说国族主义的叙事之间的关系。第二次也是在圣山团契，分享一百年来汉语赞美诗的发展历程，背景更加广阔。今天我分享迦南诗歌跟整个中国教会的关系，不仅是谈迦南诗歌跟中国教会的民族主义的关系这一个方面，还有很多方面，比如中国教会的农村色彩，以前中国教会有“老三多”——老人多，文盲多，妇女多。老三多在迦南诗选中有集中体现。2000年后有“新三多”——知识分子多，城里人多，中产阶级多。迦南诗歌是在1989年底吕小敏唱出了第一首，后来从河南南阳的方城县农村教会开始传播，一直往外扩散传播，传遍了整个河南，然后又随着方城团队的宣教往外扩散，迦南诗歌被带到全国很多地方，甚至走出国门，美国、欧洲和澳洲的华人教会里都有迦南诗歌的歌声。这一波迦南诗歌的传播现象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基督教从乡村走向世界一个生动的体现，我们研究迦南诗歌，也可以侧面反映中国教会当代的发展。今天我们就围绕迦南诗歌去理解整个中国教会的发展，去反思里面的各种问题，研究过去，展望未来。 前言一、研究缘起《中国加利利的歌声——迦南诗歌与当代中国家庭教会》这本书是我研究迦南诗歌的专著，2020年在台湾出版。最开始我注意到迦南诗歌，因为我成长于家庭教会，也是从小唱迦南诗歌，但是在小时候和成长过程当中，以前唱迦南诗歌，我相信很多人都是一样的，虽然在唱但是不知道里面的来龙去脉。“百姓日用而不知。”我第一次体会到迦南诗歌的重要性，是在2008年的时候，我访谈了当时参与到四川救灾的很多弟兄姐妹，他们有一个很生动的回忆，我听到这个细节觉得非常有意思，后来我就沿着这个细节深入到整个背后的研究里。 二、核心问题及扩展2008年，有300多间独立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家庭教会纷纷到四川救灾，其中50多万基督徒绝大多数都是家庭教会的，这些背景不一样的家庭教会，有河南的、北京的、上海的、广州的，纷纷跑到四川的一个地方，这些家庭教会的背景复杂，有些是新兴的，有些是改革宗的，有些是传统的家庭教会，有些是本土宗派，他们不像西方教会有共同的信仰告白，有几大信经，他们到了灾区以后，就不约而同地以会不会唱迦南诗歌当作辨认各自身份的标识。你会唱迦南诗歌，你就是我们主内一家人，这是非常自发的辨认。这种非常自发的辨认的背后恰恰说明，迦南诗歌成为了不同背景的教派的共同纽带。所以这里面扩展出一个问题——迦南诗歌在整个中国教会发展历程，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发挥什么样的影响？现在已经有2000多首迦南诗歌了，这2000多首迦南诗歌到底是怎么一首一首出来的？从1989年第一首《带着你的欢笑》，到现在一共2000多首，是怎么生成、累积、扩散出来的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这2000多首迦南诗歌到底在唱什么？第三个问题，这2000多首迦南诗歌扩散到不同宗派里面，扩散到海内外的教会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就像一颗石子抛到水里，激起了什么样的浪花？我当时沿着这三个方面继续往里面深挖。 三、既有研究在我研究这个问题时，也参考了很多学者关于迦南诗歌已有的研究，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也有其他学者的一些论文，主要以台湾、澳洲、美国的学者研究居多，有的是硕士论文，有的是博士论文，有的是期刊论文，也有耶鲁神学院的教授写的《中国神学》这本专著中的一章。这七八个研究的关注点主要在于分析迦南诗歌的整个词曲特征，比如迦南诗歌里面有河南乡村小调，老外学者都觉得很有意思，因为西方的赞美诗里面没有这些东西。他们也关注到迦南诗歌的传播状况，都点出迦南诗歌是当代中国本土赞美诗的传播最广的一个案例。本土赞美诗里面，就属迦南诗歌传播最广，知名度最高。他们也认识到，迦南诗歌唱出了当代中国基督徒特别是家庭教会基督徒的身份认同。 当然他们的研究也存在很大的问题，我只举两点进行说明。第一点，迦南诗歌已经有2000多首，但他们并没有对2000多首迦南诗歌进行系统研究，只是研究其中的5首、10首、20首，从学术上来说，样本数太少了。第二点，他们也没有指出这些迦南诗歌到底怎么表现身份认同，它又是如何体现、如何整合整个家庭教会的，里面也缺乏很多田野调查、访谈和史料，基本上是根据网络上的或者已经印刷出来的迦南诗选做研究。这方面的研究资料相当缺乏，毕竟他们在海外。 四、研究对象根据这样的现况，我的这份研究从几个方面来着手。我研究的是迦南诗歌，但是我们不要把迦南诗歌仅仅当作文本性的迦南诗选，即已经印出来的或正式出版的诗歌本。我们到台湾的中福会、神州传播协会，都有印出来的诗本《迦南诗选》，国内有很多家庭教会印出来的《迦南诗选》，如绿本的《迦南诗选》，不是正式出版的。迦南诗歌也包括吕小敏整个的创作过程，它不仅仅是文本性的，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还被改编为唱片，很多的纪录片，甚至是冯小刚电影的片尾曲，这些都是包括在大的迦南诗歌的范围里面。所以我们要研究的包括好几个方面。 五、研究方法做学术是力求客观，力求严谨。我的研究方法是从四个角度切入，既有文本性的分析，即分析已经印刷出来的《迦南诗选》文本，同时也要有田野调查。仅有文本是不够的，还要去做田野调查，要参与到唱诗群体的实践里面，也要跟当事人有访谈。我访谈了吕小敏，访谈了很多方城团队的领袖，也访谈了那些时候唱迦南诗歌出去传福音的宣教士，也访谈了那些平信徒。他们都构成了唱迦南诗歌的主体。除了访谈还不够，还要有史料的收集。1989年那时候他们是怎么传播迦南诗歌的？调查发现，很多是通过录音机，手抄本，黑板上抄，口传、人教人的方式，它不是文本性的传播，更多的是口传。此外肯定还要有理论诠释，不仅是客观地叙述历史现象，还要对它进行分析，在历史现象的背后有什么机制性原理？这要通过理论的角度分析出来。我是从这四个方面对迦南诗选歌做系统性的分析。接下来讲的都与这四个方面相关。我都是从这四个方面去分析迦南诗歌。 内容我在整个研究里从三个方面论述。 第一，论述迦南诗歌是如何生成的？历史性的生成，即从1989年到现在，33年时间里面从第1首到2000多首，迦南诗歌是怎么出来的？ 第二，这2000多首迦南诗歌产生了什么经验？书写了什么东西？ 第三，迦南诗歌出来以后是被欢迎？被拒绝？被怀疑？被否定？还是被赞美？这些态度的背后都反映了不同群体对迦南诗歌的态度，这些态度的背后又是不同的神学、不同的教会传统，不同的阶层品味，不同的对于国家、爱国的具体观念的不同的理解，所以我们可以从迦南诗歌看出整个中国教会多元的存在。迦南诗歌就像很有效的测试剂，可以测出中国教会不同的光谱。 一、迦南诗歌的生成：个人与社群的互动（一）吕小敏姐妹的唱诗经历首先，迦南诗歌是吕小敏这个人唱出来的。吕小敏大家非常熟悉，她也是中国家庭教会的代表人物之一。吕小敏唱迦南诗歌有她个人信仰历程的过程。她是20世纪80年代末接受信仰，被姑妈带到教会里，那是在方城乡下。她开始被圣灵感动唱诗歌，她不仅自己唱，还教身边的弟兄姐妹唱，慢慢就传到隔壁的村庄教会，一首一首带出去。最开始的迦南诗歌是个人的灵歌。在河南有很多个人的灵歌，不止是吕小敏，我调研发现，在东北也有很多个人灵歌，一些属灵经验丰富的姐妹一受感动，也开始唱歌，这不是少见的，不是只有吕小敏唱灵歌。但这些个人灵歌里面只有少数的个人灵歌演变成为教会的赞美诗。绝大多数个人灵歌都停留在个人的层面上，都没有继续发展成为集体性的、教会性的赞美诗。只有迦南诗歌发展为教会性的、集体性的赞美诗。这里面的转化当中宣教团队起了很大作用。如果吕小敏没有加入方城团队，其实很难说她的东西会变成集体性的东西，中间需要有一个转化过程。如果她没有参与到一个集体里面，她的东西很难转变成集体性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说，她是幸运的。但更幸运的是，宣教团队不仅是在河南，还带到了全国各地，甚至是带出了国门，带到了海外，以至于跟海外团队合作，就变成了大中华地区或者说整个华人地区包括美洲、欧洲、澳洲华人教会都熟悉的歌。 （二）河南家庭教会与宣教团队的演变另外一点，迦南诗歌是诞生在河南，不是诞生在上海，不是诞生在东北，所以有浓重的河南色彩。为此我也跑了很多趟河南。河南教会有她独特的发展历程，她在很多中国基督教研究里被誉为中国的加利利。如果我们把温州当作中国的耶路撒冷，河南就相当于中国的加利利，它原来是一个被藐视的地方，但正是在这样一个被藐视的地方，现在变成了全中国基督徒比例最高的地方，走出了四五个大型的宣教团队，发展出了大型的教会系统，甚至发展出带有河南特色的一种中国基督教的模式，这对迦南诗歌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再一个就是宣教团队的存在。迦南诗歌不仅是吕小敏的诗歌，也是方城团队和唐河团队的迦南诗歌，这里面有很大的区别。我后面会比较其他的个人灵歌，它们都没有发展起来，因为它们没有变成团队性质的东西。方城团队也是很有奇妙历程的团队，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就出现了，当时李天恩、张荣亮在方城的乡下开始聚会，70年代开始大复兴，那是在“文革”时期，非常奇妙，开始地下的串联、宣教，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后开始向外走，一本圣经，两件衣服走天下，吃两块五一餐的饭，住干店，宿旷野，骑着自行车，边唱迦南诗歌边往外扩散……当然这是90年代以后的场景了，因为迦南诗歌是1989年以后出现的。宣教团队也是迦南诗歌非常重要的面向，就是团队性。 因为这三点，我们可以看到，迦南诗歌诞生的土壤，是带有河南特色的家庭教会运动，如果没有这层土壤，就没有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种样子的迦南诗歌。就像我们今天听到很多敬拜赞美诗歌，比如港台的诗歌有很多时尚的元素，但迦南诗歌不一样，她的土壤就是河南家庭教会的土壤，就是宣教团队的土壤。 河南家庭教会有一个特色，也被当作当代中国教会的典型，基本上是从六七十年代开始，在“文革”期间，大量的牧师、传道人被抓走了，剩下来的平信徒开始起来牧会、传福音，这些平信徒基本都是农民出身，也没有受过正式的神学训练，圣经教育。他们凭着所谓的感动、凭着圣灵的带领开始往各地跑，搞地下串联，在各个地方建立家庭教会。当时赵天恩在改革开放以后在河南边牧养边调研时，他就发现，河南教会是非制度化的，也不以教义、神学、宗派等为界限，而是讲究属灵的、敬虔的、人人都参与的，所以把河南教会当成中国家庭教会的典范，这也体现在迦南诗歌里面。第二部分我会分析到。 （三）唱诗的演变：从乡村灵歌到迦南诗歌为什么迦南诗歌与其他的乡村灵歌不同？我们可以看一些其他的视频。 这是北京的一个导演在河北拍的纪录片，纪录片中有一个场景，老妈妈开始唱灵歌，大家可以听一下，感受乡村灵歌的特色，老妈妈刚刚唱的是《多祷告多读经》，现在的场景是这位老妈妈生病了，一群人给她打魔鬼，唱的叫《打魔鬼歌》。 这种类型叫乡村灵歌。 还有这首在微博上传播很广的《耶稣娃》（豫剧）。“冬至过了那整整三天，小耶稣诞生在驻马店。……”当然它带有调侃的成分，在去年圣诞节和前年圣诞节都是一样的，这首歌一般是在在河南教会很多联欢会上作为节目来表演的，正式的敬拜不用，圣经讲耶稣降生在马槽，这首歌刚好对应在河南驻马店，带有很强烈的地方色彩，把地方特色融入圣经情节里，本土化非常厉害，甚至改写了圣经。像这类本土性质的赞美诗，在河南很多，我搜集的非常多，有些是诗本，有的是散的，没有文本，但是有老妈妈在传唱。 还有一类是传统圣诗，这一类的大家非常熟悉，现在有很多教会在使用，比方说，改革宗用《圣诗精选》，“三自”用《赞美诗新编》，400多首，大部分来自于民国时期的《普天颂赞》，里面大量是传统圣诗，都是来自于17世纪宗教改革以后新教的赞美诗，特别像查尔斯·卫斯理、约翰·卫斯理、芬妮·克罗斯比这些人写的赞美诗，这些叫作传统的圣诗。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在这三类诗歌里面，迦南诗歌为什么可以脱颖而出？为什么乡村灵歌也好，传统圣诗也好，还是不能满足河南教会的需求呢？乡村灵歌，就像《打魔鬼歌》一样，民间的乡土色彩非常强烈，但教义的规范很弱，甚至说耶稣率领天兵天将来打魔鬼，这首歌我们一听，完全没有圣经教导，但又非常贴合农民基督徒或者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基督徒的精神需要，因为它听起来很亲切，也很符合乡村的表达，但是它的教义规范是非常弱的。 另外一种传统圣诗，它的教义规范性非常强，神学教导也非常强，但是它的乡土色彩偏弱。大量的原先的传统圣诗有半文言的色彩，这个我在后面也会指出来，特别是民国翻译的那些圣诗。这些圣诗对于大量的河南农民基督徒来说，他们是没法理解的，虽然它们的神学规范很强，但是乡土色彩很弱，因为大量的传统圣诗是西方翻译过来的，所以在当中有一个新的空间，就是迦南诗歌，它既有乡土性，同时有教义规范，总体上，迦南诗歌还是在福音派的传统里面，当然它有一定的灵恩色彩，后面会讲到。迦南诗歌的教义规范是在的，同时它的乡土性也在，它的歌词非常简洁，可以一唱到底，甚至有很多的民间用语。所以，迦南诗歌结合了这两种变成了新的诗歌的供应，可以符合河南教会的需要。 除了这个特点以外，迦南诗歌还可以用于个人灵修和宣教动员。我特别统计，前1500首迦南诗歌，有15%的诗歌是在唱你要走出去宣教，你要去当传道人，动员乡村基督徒要不断地走出去，不断翻山越岭，有很强的宣教动员的色彩。 二、迦南诗歌的功能 迦南诗歌还可以作为社群的整合，还可以作为信仰的告白。它的功能是非常多元的。正因为有这么多的功能，使得它能够扮演新的角色。这是我的分析。 （一）宣教动员我们可以看一下迦南诗歌的宣教动员。前1500首中有15%是在讲传道人，描绘传道人的脚踪叫“中原青青草，风雨吹不倒，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非常顽强，打了这一批，又上来新的一批，源源不断地往外走的宣教的一群人。 迦南诗歌有很多是在安慰这群人。他们在外面想家了。迦南诗歌有很多歌是在安慰他们。 想爸妈，想家，思乡，乡愁，这些东西是在传统圣诗里面没有的。传统圣诗大多数是讲三位一体、基督论、教会论，在讲神学的教义的东西，很少有关于乡愁，想家，想父母等比较人性的一面。迦南诗歌比较踏实，比较侧重于人性化的一面。 （二）社群整合迦南诗歌也有社群整合的作用。这在很多人的回忆录里，在很多人的口述里都提到，比方说，1998年中国家庭教会有信仰告白出来，1997年有开过会，当时赵天恩牧师在主讲中国教会史，5个教会团队的领袖都在场。几大家，方城团队、唐河团队、安徽的颍上团队、复兴团队，温州团队，生命之道团队，吵得不可开交，对中国教会的合一没有一个共识在里面，因为确实它们都是在各自的脉络里长出来的，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怎么办呢？正当争吵没有合一意见，当时吕小敏受圣灵感动，突然唱出两首歌《鸽子飞回来》、《我们终于成为赢家》，即时性地唱出这些歌，唱出来就带领大家一起学唱，所有人都非常感动，后来慢慢形成了合一，到最后发布了《中国家庭教会信仰告白》，应该是中国家庭教会历史上第一份信仰告白出来了。 当然我们不能夸大迦南诗歌的作用，说正因为有迦南诗歌才有了中国家庭教会信仰告白，不能这么说。但是迦南诗歌在其中担任了比较重要的角色。如果没有诗歌的感化和共鸣，很难说他们要吵到什么时候，因为神学让人意见越来越多、辩论越来越多，理性就是要辩论。诗歌从感性的层面可以实现共鸣，可以让大家同感一灵。它的功能是跟神学不一样的。 就像这首《鸽子飞回来》，就回顾了整个中国从荒凉到苏醒的过程，《我们终于成为赢家》也是在回顾他们走过的艰辛历程。1998年方城团队的领袖张荣亮有个机会可以去美国，可以移民，当时他也很纠结到底要不要去，吕小敏唱出了《中国属于上帝》，里面说，“哪怕只有一滴血一滴汗，也要洒在中国，哪怕只有一口气一把力，也要献给中国”，这首歌唱出来以后，张荣亮一边哭一边唱。如果张荣亮去了美国，整个方城团队的历史就变了，不会发展成最有系统性的家庭教会的宣教团队之一，它可能后面就没了。当然这是我的一种推测，但大概是这样的，因为方城团队的领袖角色是非常关键的，跟唐河团队相比治理结构是不一样的，唐河团队有点偏向于联邦制，方城团队有点偏向从上到下的管理模式。如果最上面的人走了，下面的很难想象还能不能像原来的方式传下去。张荣亮在《中国属于上帝》这首歌出来以后一边哭一遍唱，最后留在中国。 从这些侧面我们可以看出迦南诗歌对中国教会的祝福，在这些关键的中国家庭教会的节骨眼上，它所扮演的诗歌的力量，可以侧面体现出具有社群整合的作用。在这里只讲这两点，在我的书里面还有七八点，都可以体现出迦南诗歌社群整合的力量。 这几点其实是迦南诗歌不同于原先的乡土诗歌，也不同于传统的西方翻译过来的诗歌，它扮演的是全新的角色。大家听我这样讲下来已经可以感受到它发挥的新功能，扮演的新角色，呈现出来对新面貌，也能够反映出整个中国家庭教会的变化，它从原先的以老妈妈为主的乡村教会，慢慢变成以青壮年信徒为主的宣教型、团队型的教会，特别是在河南那边。我们整理史料就发现，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绝大部分信徒都是中老年妇女，到了1978年就不一样了，1/3以上是中青年了，到80年代又不一样了，80%以上是青壮年了，这些青壮年起来以后不可能唱《打魔鬼歌》，也不可能唱《天兵天将》等乱七八糟的乡村灵歌，他们也很难去唱那些西方翻译过来的很文雅的城市型的赞美诗，因为毕竟他们还是没有受过充分的教育，他们毕竟还是在乡土里面长出来的，他们急需要新的诗歌，迦南诗歌刚好出现，他们的需求刚好符合，一拍即合，两者融为一体。所以在唱新歌的背后，唱是社群的一种转变。后面会讲到，2000年以后，教会的主力慢慢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大量的城市教会兴起，包括很多教会都是由大学生团契慢慢转型来的。大学生团契怎么来的？就是80年代以后，这些大学生进城了，读大学了，慢慢出现了，特别是90年代以后，2000年是一个节点，他们起来以后 ，他们也不可能全唱迦南诗歌了，他们需要进入主流的基督教传统，需要进入主流的国际化的环境里面。所以他们会重新反思迦南诗歌，又会出现对迦南诗歌的再批判。这个我会在第三部分跟大家分享。 另外一点，迦南诗歌跟整个宣教团队的行动息息相关。我这份研究也分析了，迦南诗歌记录了大量的宣教士跑到湖北，跑到河南跟湖北的交界处，跑到云南，跑到山东、东北，把山东大复兴，东北大复兴这些事件记录下来。这些事件就是宣教团队从一个点，从宣教的移民，两个两个地出去到一家一家地出去，背后是宣教团队的行动，都是传福音的动作，同时迦南诗歌把这些记录下来，变成时代的侧影。另外，迦南诗歌也促进了宣教团队的发展，当他们灰心灰意冷时，迦南诗歌在鼓励着他们，陪伴他们一起爬山涉水，有大量的诗歌写怎么爬山涉水的，传统圣诗几乎是没有的，写这些人爬山涉水，趟过小溪，翻过高山传福音，西方翻译的诗歌很少见，但是在迦南诗歌里面比比皆是。这也是它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三、迦南诗歌的宗教经验前面讲迦南诗歌怎么一首首诞生出来的，怎么从第一首到2000多首，它里面有个人因素，有小敏的因素，有宣教团队的因素，有河南的色彩，很神奇的的土壤的因素，共同组成了迦南诗歌的部分。 第二部分讲迦南诗歌到底唱了什么东西，它的特点是什么东西，我总结了四个方面：乡土性，家国情怀，性别因素——女性经验特别明显，身体经验——有灵恩的经验在里面。这些共同构成了迦南诗歌的宗教经验、内容上的特色。 （一）乡土迦南诗歌的乡土色彩非常明显，大家都能够直接感受到。我这边是比较学术的分析。 可能你也能感受到乡土性，但你很难把它说出来。比如说声音的景观是特别营造的，比如有对歌的形式，这一点在现代诗歌、传统圣诗里面都很少见，在迦南诗歌有一问一答，四问一答，这是中国乡土的东西，在民间有很多对歌。 迦南诗歌有很多的小调，有很多描写下雨、驼铃、笛声、牧歌等声音的，还有很多形声词，啰喂、哟、嗨、啦啦啦啦等等。民间小调、对歌融入到迦南诗歌里面，然后它很押韵，我统计了一些韵尾，这是迦南诗歌其中的一首。 “凡劳苦担重担的哟 可以到主这里来哟 主就使你们得安息哟 听见担任快来哟 因为主的轭是容易的哟 主的担子是轻省的哟 提比哩亚海边的风吹过来哟 我们要跟随主哟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哟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哟 把所有的重担都交给主哟 主必替我们担哟” 里面每个韵尾都是一样的，都是哟。这些是我们去听陕北民歌、河南小调时常常听到的，可以说比比皆是，都是什么哟，它们融入赞美诗，再配合河南口音，原汁原味的乡音，大家一起集体鼓掌、欢笑、唱、跳，一幅中国特色、河南特色的唱诗歌的画面就出来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头脑里的画面感。我们很难想象西方赞美诗有这种味道，但就是在河南，迦南诗歌就有这种画面感，有这种味道。黄安伦是华人很有名的音乐家，他也参与到后面迦南诗歌的作曲、谱曲包括演唱会的整个过程里面。他也提到了迦南诗歌的几个特点，比如提到情境，他的回忆录有提到这些：“浓厚的河南口音讲道，原汁原味的乡音，挥动双臂指挥大伙唱歌，大伙则鼓起手掌起劲儿地应合，带着眼泪和欢笑 唱啊、唱啊”。最后的韵脚都是一模一样的，都是非常押韵的。 迦南诗歌里面有一些修辞手法，其实在中国文学里面也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赋比兴。比，以彼物状此物，目的是要写这个，但先不写这个，先写另外那个，再写这个，比如要写服侍到天涯海角，如果是西方圣诗，可能第一句就唱出来，但是在迦南诗歌里，先写“河水轻轻流，船儿摇呀摇”，制造一种漂泊的氛围，最后才点到“我要服侍主耶稣到天涯和海角”，为了写这句话前面做了大量的铺垫、环境的描写。这种手法在迦南诗歌里比比皆是，这种手法在乡村灵歌、西方圣诗很少看到，但在迦南诗歌很多，在我们中国文学作品里也很多。写兴，先咏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比如将人心比作门窗，先写风吹进门窗，再写心也要向主敞开。前面让农民基督徒很容易理解，如果你单单说心要向主敞开，那到底要如何敞开呢？没有画面感，没有理解力的话，很难理解，是先写门窗，门窗怎么打开，心也要怎么打开。 迦南诗歌还有意象。它写“燕子排成行：耶稣快回来”。圣经上是讲无花果快开了，耶稣快来了，河南农民可能没有见过无花果，没有这种画面感，所以写燕子排成行。迦南诗歌把这两种意象进行了嫁接。还有说“天父要把麦子收在仓”，这些很有画面感的描写，非常生动丰富，让人脑海里出现了画面，再把圣经教导植入这些画面里，能够召唤起他的生活经验出来，这是迦南诗歌的修辞手法，先把日常感受再现，再召唤出人的情感和认知，最后引向福音，这样的手法事实证明是有效的。 我们看神州的纪录片，这些农民就是唱啊跳啊拍手唱迦南诗歌，然后宣讲，他们没有什么神学上的理解，但却有情感的深深的理解在里面，理解的机制是什么？就是这些。当然不仅仅是这些，还有其他更多的东西，这些只是一个侧面。 （二）家国第二个方面，迦南诗歌有强烈的家国色彩。这也是很多西方学者在研究迦南诗歌时很感兴趣的一个点，因为他们在西方圣诗比较少见，这些圣诗比较少唱怎么样去爱国爱家，迦南诗歌里却比比皆是。比如： 咱的家大呀，咱家的人多。 咱家都同饮生命河。 咱们家的任务重啊，咱们家的土地辽阔。 很押韵，朗朗上口。 迦南诗歌里的家其实有很多层次，既有世上的家，也有教会的家，有天父的家。背后是有一套叙事结构的，就是要出于家，为了家，最后要离开家，要去开展家。它的家和国是一体的，这就是中国传统的理解，从家到国是连在一起的。西方是分得比较清楚的，个体的跟政府的有时候是对立的，但中国经常是连在一起的。 里面很重要的一点，我第一次在圣山团契也分享到了，它把上帝救中国这个点神圣化了，不断地去写中国作为救恩的主体这件事，这是它很特别的一点，也是很多老外学者感兴趣，因为这些老外学者在西方圣诗里很少看到上帝救英国，上帝救美国，上帝救德国，当然有，但是很少很少。但迦南诗歌里有几百首都在唱这事，这体现出唱迦南诗歌的这些人对国家的理解，即国家的救赎与个人救赎是连在一起的，这是中国基督徒的理解。 迦南诗歌也写了福音怎么到中国的，怎么复兴的，怎么中国化的，怎么又从中国传回去的。这套完整的叙事分散在几百首迦南诗歌里。我们来听几首迦南诗歌感受一下。 《十字架的耶稣在中国》纪录片里有《中国属于上帝》这首歌，里面有非常强烈的国族叙事，就是国族福音，这展现出家国复合体的特点。西方基督徒不认为个人的救赎跟家庭的救赎、跟国家的救赎是连在一起的，但是这种意识在中国基督徒当中非常强烈，甚至是把国家视为家庭的放大。这点其实不是只有基督徒意识到了，中共《改革内参》也提到了，有篇研究文章提到，正是儒家的“亲亲”和“天下一家”的观念，增强了家庭教会的扩张力。中共的专家也提到了为什么中国的家庭教会能扩张得这么厉害呢？因为把教会作为家庭，把信仰看成不仅是个人的，也是家庭的、国家的一种复合，合在一起了，增强了扩张力。这种体现在迦南诗歌里面，就是在中国各族从个体、到家庭、到整个国族都要得到救赎，我称之为家庭教会版的特殊的政治神学，它不是改革宗的政教分立，也不是政教分离，它是合在一起的。这是宣教团队引领的家庭教会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一点也产生了很大争议，我会在第三部分讲到。 为什么其他很多团队，教会，教派反对这一点？因为背后的神学理解不一样，所以会导致他们反对一部分的迦南诗歌。 （三）性别这点也比较明显。迦南诗歌非常侧重人性的描写，特别是女性的心理，这点也非常明显，因为当代中国教会，女性比重都在一半以上。你到任何一间家庭教会，如果这间教会是成规模的，姐妹的人数通常在一半以上，70年代更夸张，基本在百分之七八十以上，弟兄是很少见的，到90年代，2000年以后，男性的数量慢慢增多了，但现在为止，大型教会，特别是基层教会，姐妹人数往往超过50%，这个人群（女性基督徒）总言说构成特殊的经验。如果说讲台是弟兄的，神学的，教义的，圣经的，那么诗歌感性的部分，往往是姐妹的经验占重要的组成部分，从这点来说，迦南诗歌也体现出特殊的空间，就是女性的传道人、姐妹在传福音、探访、祷告、教导、诗歌里面说出她们的经验，这也体现在迦南诗歌里面。所以可以看到，方城团队领袖大部分是男性，只有少数是女性，像吕小敏，张青云。 迦南诗歌里面有好几个点能够反映出女性的经验，比如里面有自传性的描写，比如《我的歌》，讲自己的信仰历程，还有大量描写母亲的，描写教养孩童的，也重新建构耶稣的形象，不再是遥遥在上的、遥远的形象，而是非常亲密的、感性的形象，在迦南诗歌里面，到处都能看到耶稣的形象。在我的特殊访谈里，几乎每个人都聊到了，如果是唱西方圣诗就感到像在屋顶高耸的哥特式教堂里面，唱诗声很空灵，在回荡，上帝遥遥在上，但一唱迦南诗歌，就感觉上帝慢慢走向了你，变成你的朋友——最亲密的、最知心的友人，陪你一起去走路，遇到困难去陪伴你、安慰你，祂是很感性的形象，这是迦南诗歌所书写、描绘、建构出来的耶稣形象，是不同于西方圣诗、也不同于其他诗歌的神的形象。 迦南诗歌也改写了、扩写了原先的圣经经文，比如说启示录里提到基督的新妇，基督再来时基督的新妇要预备好迎接丈夫，但迦南诗歌没有直接讲经节。它不是经文诗歌，经文诗歌可能就直接唱经文了，它是在讲新妇还没有成为新妇之前的样子，还在做小妹的样子，她身体还没有长高了，她要看预兆，等待主回来，它相当于扩写了圣经故事，圣经没有讲到的也补上了，这是相当个人化的大胆的描绘，这也是它的一个特点。 迦南诗歌还大量写母亲，家母，就是肉身的母亲和天父始终在场。迦南诗歌里没有写肉身的父亲，都是写肉身母亲，这也是它很个人的色彩，因为与母亲比较亲近，当然最后也是离开肉身的母亲，走向天父。 （四）身体经验最后一点是身体的经验。我们经常说方城团队、吕小敏有灵恩的色彩，确实历史上是发生过的。1988年，艾德理访问方城团队，把灵恩的做法带到方城团队，但要说他们是灵恩派也不是，因为1988年其实是很后面的时间了，他们在60年代就开始发展了，赵天恩70年代就已经进去了，赵天恩是改革宗的，是福音派的，方城团队底色还是主流福音派的，只不过在80年代末参考了灵恩派的一些做法。所以迦南诗歌里面也有不少的关于身体的灵恩经验。当然身体的灵恩经验不是灵恩派，而是一种很突然的、被圣灵充满的东西。比如有一个记载。1993年，方城团队同工在领袖张荣亮家里聚会，一个聚会就聚了7天，连续7天，当时有一段记载，他们在回忆录里说的，“无所顾忌，纵情歌唱，高声祷告，拍掌跳跃，一连七天听道，同工们的灵性经验达到高峰，个个为主癫狂”。在这个环境下，吕小敏唱出“胸怀世界，胸怀宇宙，飞跃的时代走出我们的脚步。头顶一方天，脚踏水和土”，从文字上看是很豪迈的，当时却是直接的体验，她就是感到飞到宇宙上，头顶一方天，脚踏水和土，就是她亲身的一种体验。然后她把它真实地描写出来。很多迦南诗歌是描写当时的灵恩经验。 另外还有很多鼓励传道人的内容，比如传道人去传福音的时候，去爬山的时候感觉很累，因为山很高，走路很累，没有力气，就去唱迦南诗歌，诗歌里有很多鼓励他的内容，他就觉得自己的力量来了，就可以继续爬山了。这涉及传道人身体性的见证，这不是神学教义上的，是身体的直接体验性的东西，这在我很多的口述访谈中都有这方面的见证。 这四个方面，乡土、家国、性别（女性）以及身体构成了迦南诗歌主体性的内容。我们说虽然2000多首很多，但拆解分类后基本就是这四方面的内容，信仰内容基本融入了这四方面。 四、唱迦南诗歌与社群认同迦南诗歌出来以后，传播到不同的群体，发生了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呢？它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不再是吕小敏姐妹个人的歌了，也不再是方城团队的歌了，变成所有家庭教会都听过的歌，甚至三自也唱了，天主教会也唱了，我在田野调查里发现天主教会的诗歌本里也有或多或少的迦南诗歌，虽然他们不知道这是迦南诗歌，但他们也选进了诗歌本里面。 面对迦南诗歌日益扩大的影响，到底是唱还是不唱？到底是拒绝还是欢迎？还是在犹豫不决？同样的迦南诗歌，区分、定义、建造了领袖、不同的唱诗群体，它到底是如何塑造家庭教会、三自教会、海外的华人教会的？在唱或不唱，在欢迎或拒绝的背后，到底呈现出什么样的更深的理解方式以及对秩序的规范？这些是我要去追问的，特别是在我研究的第三部分，唱迦南诗歌的背后，其实是他们对社群的认同的不同。 （一）五类基督教社群的比较虽然中国基督教有几千万的人数，但基本上可以分成五类，这几类人群对唱迦南诗歌的态度是很不一样的。 1、从犹疑到接纳：五大宣教团队及其家庭教会 第一类，前面一直在讲的宣教团队以及宣教团队所培养的基督教教会，从一开始的犹疑到接纳，迦南诗歌最开始在方城团队里面是所有人都起来唱了，中间也有人来反对这些歌，各种理由吧，但随着张荣亮、张义南一起来推动，后来他们集体唱迦南诗歌，最后统一唱迦南诗歌。 2、反对者：城市新兴改革宗教会、传统本土宗派 也有反对者，特别是城市新兴的改革宗教会，特别是集体敬拜时，他们一般唱《圣诗精选》或者自己编的歌本，甚至有一些改革宗教会只唱诗篇，一些赞美诗在敬拜时是不唱的，只在小组的时候唱。还有一些传统的本土宗派，比如聚会处，它有自己的诗歌本。安息日会、真耶稣教会，这些本土的不太唱迦南诗歌，特别是在敬拜时完全不唱迦南诗歌。 3、欢迎者：中国大陆境外华人福音派群体 还有些欢迎者，特别是美国的华人移民的福音派教会，他们很喜欢唱迦南诗歌，特别是其中那几首写中国的，尤其喜欢唱《上帝救中国》、《感恩的泪》、《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在他们那里非常流行，当然背后也是有其渊源。 4、分歧者：三自会的高层与基层 有的是有分歧的，如三自的高层，《天风》杂志始终在批判迦南诗歌，但是在三自基层，很多三自教会教堂基层堂点是可以买到迦南诗歌的，所以其实三自的上下有分歧在里面。 5、竞合者：其他正在发育中的赞美诗以及新的信仰群体 还有些竞争者。因为迦南诗歌兴起的这三四十年中国不仅仅有迦南诗歌，还有大量的本土赞美诗，还有港台传过来的赞美诗，还有翻译的赞美诗，他们都是竞争者，跟迦南诗歌形成竞争关系，但我们叫竞合者，因为不仅有竞争，还有合作。 基本上是这五类，每一类的背后都是有原因的。比如，赞成唱迦南诗歌的，说它显露出中华复兴的叙事，中国崛起、中国教会复兴的叙事使得北美华人教会、家庭教会宣教团队很欢迎迦南诗歌。 也是因为这些，改革宗教会反对迦南诗歌，因为觉得迦南诗歌将爱国抬得太高了，把中国福音化、上帝拯救中华民族的叙事、国族主义的叙事给神圣化了，所以很多改革宗教会是反对这一点的。本土宗派里面像聚会处也反对这一点，因为他们本身倾向于政教分离，倾向于前千禧年论的，迦南诗歌去神圣化民族、神圣化国族这一点也是不被他们接受的。 还有一点是认同的差异，很多人是基于神学规范性不接纳迦南诗歌，特别是很多城市的新兴的教会，迦南诗歌毕竟是野路子，神学规范是不强的，虽然比乡土灵歌要强得多，但是与传统的圣诗来比，神学规范性还是偏弱。 还有一些是因为仪式的规范。河南的农村教会可以边唱边跳，城市教会就比较少见，灵恩派除外。 还有一些宗教品味。因为迦南诗歌会被很多人认为比较土，他们觉得这个土不是基督教，基督教不是土的，是洋的。尤其对很多留学生教会，特别是中产阶层的教会来说比较不欢迎。 背后的问题千差万别，我们只从这几个角度进行分类和分析。 所以我们可以从迦南诗歌听到不一样的中国基督教。有时候我们在说中国教会，中国基督教感觉都是一样的，都在唱一样的东西，都在说一样的话，但不是的，同样是唱迦南诗歌，背后的态度是不一样的，背后的光谱是不一样的。 从迦南诗歌出发，让我们听到更多元的、更真实的中国教会的处境。这是我研究的很重要的特点。第二点，我们通过反思迦南诗歌，可以去思考，什么才是我们当下中国基督教的更合宜的信仰表达方式。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去思考。原先的西方传统圣诗当然很好，它的神学规范性很强，它对于圣经、对于信仰的理解最正统，特别是200多年前，新教传教士所带进来的圣经、圣诗、神学著作，但仅仅有这些是不够的，因为它们跟我们的中国人的日常本土经验有距离，我们研究迦南诗歌有一个重大启发——我们需要在本土经验中去调动、去转化、去促进对信仰的理解。 就像我最开始的时候举的例子，它运用的比和兴的手法，更有画面感，这是中国人非常习惯的理解方式，就像唐诗宋词一样，我们已经很习惯了这种理解方式，一上来就讲三位一体、基督论、教会论，大部分的中国基督徒还是不太习惯。在这中间，我们是否有更加好的信仰话语的表达方式，既有神学的正统的理解，又能贴合我们的处境，跟我们的本土经验有所关系，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对信仰理解的效果更好，不是过高、非常阳春白雪，或者过低、非常下里巴人，整天天兵天将的乡村民歌，而是在这两者中间取更好的、更合宜的一条路，既有正统理解，又有本土经验，把两者合二为一，我们在迦南诗歌中看到了这种新的可能性，尽管它没有达到百分百的完美，但是它启发了这种可能性。 第三点，它能促进我们的自我反思。不同的群体对同样东西的理解，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欢迎、有反对、有拒绝、有分歧、有接纳、有赞美，迦南诗歌能否成为反思我们宗派的一种测试剂呢？我想这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它可以让我们不仅仅停留在话语之争，而是在认识上加深我们对信仰本身的理解。这也是迦南诗歌不仅仅是作为学术研究，更是作为信仰研究的一个启发。 未来展望未来展望有几点。现在我研究迦南诗歌的这本书已经出了，但我还想把它深入进去，不要单单停留在迦南诗歌本身上面，而是放在整个更大的世界基督教的宏观框架上，进行世界性的比较。 同时我里面也有许多缺点，遗憾的地方，就是我对重要团队的传道人的训练聚会、跨区宣教，这些的参与式观察还做得不够，还比较仓促，而且这几年疫情，也没法参与式观察。这些研究再深入进去，还需要再补充。目前在中国当代教会史上其实是缺的，如果有心的弟兄姐妹你们有心搜集，可以多多搜集，就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基督教特别是家庭教会的史料。我相信这是非常有贡献的，如果缺了这一块的搜集资料，整个中国基督教会史是不完整的。另外就是迦南诗歌的曲调，因为我不是音乐专业出身的，也有一部分节拍很浅，没有到一个很专业的从音乐学的方面进行研究，这可能需要合作研究，或者有一些音乐学的人去研究。因为迦南诗歌不仅是歌词具有特色，它的音乐不仅是对中国教会，对全球教会也是有启发的。历史上黑人灵歌非常美，最初就是美国南方的种植园黑人被贩卖到这里唱出来的歌曲，后来变成了经典的曲调，甚至变成了布鲁斯这样的流行乐，从这个角度来说，它的曲调是非常重要的，参考过来，迦南诗歌的曲调也非常值得研究，感兴趣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进行合作。这是我对迦南诗歌未来的展望。这是我另外一本书，今天不讲了。今天就基本把迦南诗歌的来龙去脉和引起的争论做了初步的勾勒，给大家留下一个初步印象，大家如果有问题，我们可以继续探讨。 第二部分：互动答疑问题一： 某弟兄：三自教会尤其是《天风》杂志对迦南诗歌的反对声音特别强烈，他们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 徐老师：我是查考了《天风》在20世纪90年代的几本杂志，《天风》基本上是在读者来信的栏目里刊登乡村牧师和传道人反映说基督徒徒都去唱迦南诗歌，不去唱《赞美诗新编》。因为《赞美诗新编》是三自1983年重新编写出版，后来成为统一的赞美诗歌本，但在基层的应用一开始并不怎么理想，基层好多都是在老歌包括唱迦南诗歌以及乡村灵歌，这是在读者来信栏目的普遍的反映。 第二，这些传道人都提到，基层基督徒因为受教育水平不高，所以他们无法理解《赞美诗新编》里面的歌曲，反而觉得迦南诗歌朗朗上口，可以一边唱一边拍手，歌词也非常简单。所以大家很爱唱。 第三点，他们也提出了应该要去普及《赞美诗新编》，否定迦南诗歌，认为迦南诗歌很多信仰色彩不对，是不符合三自的教导的。这个应该是天风从侧面，从读者来信栏目反映出来的态度，我不能说是《天风》杂志部的态度，毕竟不是刊首语，而是读者来信，但它却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来对迦南诗歌，乡村灵歌的态度，毕竟他们的主流还是要用《赞美诗新编》的。 某弟兄：我回应您一下，因为对《天风》比较浅薄的理解，《天风》的主编蒿牧师来我们研究院做过演讲，他说读者来信这个栏目，以前我不知道，现在是编辑部自己编的，自问自答，因为大家现在不会用写信这样的方式，他也为这样的事很苦恼，他也要编人名，但具体的之前是不是这样不清楚。 徐老师：我们在学术上表述还是要严谨一点，至少这个栏目在书里提到的大概三四篇都表示出对迦南诗歌的否定，以及对要提倡《新编赞美诗》的急迫的心态，至少从这个角度可以这么说，至于这个信是编辑部自己编的还是真实来信，不好说。 某弟兄：不知道您有没有拿到最近《历史与传承》这本书，就是各地的牧者根据他们在一起的大会总结发言而成的，其中有您提到的包括方城团队，颍上团队，迦南诗歌，包括小敏本人的回忆录，包括张荣亮牧师自己的回忆录，但其实都有，估计比较口语性，不够学术。 徐老师：这本我还没有。我参考的是张荣亮的回忆录《火炼的使徒》，张义南的《中国家庭教会六十年》，也是在中国香港出版的。还有一个是唐河团队的申牧师的小册子。还有赵天恩牧师，大量的通讯录，还有《福音与中国》杂志，还有以前在香港的《桥》，还有90年代的关于中国教会的史料。你刚提到的那一本我手上还没有。 问题二： 提问：圣诗是否可以在不同的场合选择不同的诗歌吗？ 徐老师：这个是肯定的。至少集体敬拜，小组聚会是完全不同的情景。在城市里面，举例，改革宗教会在集体敬拜时用《圣诗精选》、《圣徒诗歌》或者《诗篇》，小组聚会时基本上福音派的歌也是唱的，这要看具体的宗派。它扮演的功能是完全不一样的，在集体敬拜中，要强调整个的团体秩序，强调信仰的正统的理解，在小组聚会里更加强调家，强调感性的，强调家人与家人之间的关系，场景的不同、需求的不同，选择不同的诗歌是非常自然的。 问题三： 提问：我们在提到选诗歌的时候，有提到选神学教义严谨的诗歌，所以有些台湾的现代流行歌曲也会被否定。 徐老师：你的说法比较笼统，而且各个教会的情境不太一样，基本上我看到的这些教会要选择神学教义比较严谨的，这个没有问题，所有的教会都会这么说，但对神学教义严谨全面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我目前手头有二三十种不同版本的各个宗派用的诗歌本，80%以上诗歌都是重合的，基本上那三四百首西方圣诗都在，只不过翻译不同，曲调都一样，主流的百分之七八十以上都是马丁路德以后新教的信义宗、长老会、浸信会诗歌本出来的，从这点来说，《赞美诗新编》里的歌与浸信会传统用的好多都是一样的，因为本身在西方福音派里很多都是一样的歌，但是你在小组聚会上用的歌还不太一样，有的家庭教会没有那么强的宗派性，所以在集体敬拜时会用《敬拜赞美》，会用天韵合唱团的一些歌，这要看具体的宗派。 问题四： 提问：和西方教会的诗歌相比，迦南诗歌有非常浓厚的家国情怀。我本身是在改革宗教会，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很多人愿意加入基督教很多也是因为对改革宗教会所倡导的观念或理想比较有兴趣。改革宗教会里面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很多，也有家国情怀，所以我感觉中国的改革宗教会包括改革宗教会的一些牧师一方面反对儒家，同时他们身上（我这样看，虽然他们自己不这样看）有浓厚的来自儒家的家国情怀，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徐老师：首先我们做一个区分。迦南诗歌里面的家国情怀是相当朴素的农民基督徒的家国情怀，与你提到的儒家的家国情怀、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还是有一点区分的，有一点很明显的区分，迦南诗歌对国家政府的批判性几乎是没有的，它特别强调我们都是爱国者。我下一篇文章会提到，同样是家庭教会，但有两个方向。改革宗的更加强调我是公民，更强调政教分立，但是在家庭教会里面或者宣教团队里会强调我是爱国者，前者的批判性非常强，后者是朴素的、不批判的，强调情感连结的部分会特别强。迦南诗歌基本上属于后者，特别强调爱国的部分，不是强调所谓公民的部分。 第二点，你提到的改革宗自身家国情怀非常强，这是否与儒家有同构性，我的理解，两者是否有同构性，我觉得是有，但这已经不是迦南诗歌的研究范围了，而且这种同构性其实也是文化土壤，或者说是弥散在各个方面的一种文化的先天性的理解在背后。这是能够理解的，而且这一点确实跟西方的基督徒知识分子还是有差异性，因为他们的个体性特别强，他们对家国一体的信仰理解是比较弱的，但在中国知识分子基督徒身上是很强的，尽管他们反对儒家，但是他们身上恰恰是儒家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是比较赞同刚才您的说法。 问题五： 提问：我觉得今天晚上你有个问题打动我，实际上在英国教会里面也有很爱国的，包括长老教会里面也有不爱国的，自由主义的，不知道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跟迦南诗歌本身没有什么关系，只是今天您谈到迦南诗歌家国情怀时我比较感兴趣的。 徐老师：我觉得这两者不矛盾，实际上爱国情怀是很朴素的，爱乡土，爱文化中好的部分，或者说爱集体性的人，民族、国家，这有很朴素的一面，它有时候也有另外一面，当它变成一种主义，变成限制人的意识形态的时候，这时候我觉得要带上批判性和反思性在里面。如果完全顺着朴素的一面走下去可能会变成意识形态。这里面既有正的，又有反的。这两者都要考虑。 我能理解爱国这种朴素情怀，但朴素情怀不能变成辖制人的，甚至辖制信仰的情怀，它会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问题六： 提问：从您讲的内容看，包括我的体会，迦南诗歌的生成更加体现出地方性和历史性的特点，它在传播过程中开始突破了地方性，它是不是仅仅产生于那个时代，就是以家庭教会为主体的、以宣教为教会特征的时代？地方性有非常明显的乡土性，对城市教会是不是也有启蒙影响和很大的塑造作用。关于历史性，未来迦南诗歌在中国教会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还是说在未来的教会历史中会消失，或者以新的方式影响中国教会？这个问题您怎么思考？ 徐老师：这里面其实是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迦南诗歌毕竟成长于家庭教会的土壤，但我们观察在过去33年，它从乡村进入城市，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是，这2000多首迦南诗歌，我们现在记忆比较深刻的，随口能唱出来的，《主你是我知心的朋友》、《上帝属于中国》、《鸽子飞向未来》都是2000年以前创作的歌曲。简单来说，我认为迦南诗歌现在有一个危机，我们能记住的迦南诗歌基本上是前300首，2000年以后的大部分后面的迦南诗歌我们很难脱口而出，因为整个城市教会兴起，范式转移，不再是乡村了，变成城市话语权，城市在唱什么歌？在唱圣诗，唱港台的，唱新写的更加符合城市教会口味的东西，这就是迦南诗歌的危机。虽然到现在都在继续不断地产生，都没有断，吕小敏前段时间还有新的迦南诗歌出来，大家到赞美诗网上都可以看到最新的迦南诗歌，但这些新出的迦南诗歌传唱非常之低，整个不仅是诗歌质量，个人的问题，也有整个中国教会的演变，不再是乡村型的了，整个中国教会也在不停发展。 第二点，未来它会被遗忘吗？还是说未来两千多首只有一两首能被记住，这个很难预测。但已经成为经典的已经载入圣诗史了，比如《主你是我知心的朋友》，就像唐诗宋词对中国人一样，迦南诗歌对中国基督徒来说已经成为记忆的一部分，但其他的很有可能被遗忘。这是我个人推测，因为学术研究只能对已经发生的事情做整理。这是我个人的一种感觉。 第三部分：小组讨论小组讨论问题 1. 迦南诗歌和你有什么渊源关系，你自己如何感受迦南诗歌？这是个体经历性的。 2. 迦南诗歌对中国家庭教会的发展有什么贡献？ 3. 迦南诗歌是否存在哪些问题？ 4. 目前中国基督教会需要什么样的诗歌，目前其他的诗歌存在什么问题，需要怎么改进？ 个人感动和领受分享 A：我觉得迦南诗选对大家影响很大，有些歌像《主你是我知心朋友》都很打动人心，但在有些主内群，好像是改革宗的群，对小敏姐有些攻击，这是不应该的，毕竟她是初一还没有读完的。是圣灵感动她，如果没有神的工作，她怎么能写出这么多的诗歌？求全责备是不应该的，人家不是有多少神学装备，不能用过高的标准的要求，可以看到神在她身上的工作，不能对她有过高的要求。 B：迦南诗选对我来说有很多触动，包括在宣教的路上、传福音的路上，有很多收获。曾经也有软弱，也有灰心，但当迦南诗选出现的时候，大家一起学的时候就非常的触动，再一次奔赴传福音的禾场。另外，至于小敏姐妹的本人，我不是太了解，通过我知道她的本人，她的敬虔生活，爱主，她的谦卑，我感觉是我应该学习的，并且像后期有一些诗歌，不单是前300首，我是听会的，听听就会了，后期也有很多好的诗歌，现在写到了2040多首，刚才我发到群里一首诗歌，这是昨天晚上出来的。我知道随着时代的发展，刚才听老师说的，确实有家国情怀，并且在她的诗歌当中没有批判性，其他的没有，就是赞美神。我自己非常受益，我认识的一些教会也很受益，并且也很喜欢，但说很喜欢，也不是不唱其他诗歌，不管是赞美之泉，新编赞美诗，包括圣诗，都在唱，不限于必须唱那一个。但是，迦南诗选就是迦南诗选，对教会是很大的祝福。谢谢！ 曾牧师：我也分享一下我个人今天的领受。迦南诗歌我也会唱不少，一般都是教会当中敬拜或者小组跟唱，像《良人与我》、《感恩的泪》、《主我赞美你》，至少我会唱几十首迦南诗歌。我自己觉得迦南诗选是个人情感性和经验性的信仰表达，非常真实和朴素，特别好，能够塑造个人的灵性，我唱迦南诗歌时，有些时候常常很感动，流泪，真实感受到耶稣与我同在的经历。在主日敬拜时，我还是比较喜欢唱传统圣诗，这有非常明显的不同。迦南诗歌跟传统圣诗相比，有一个独特的功能是传统圣诗不是那么容易发挥的，跟中国基督徒土生土长的非常贴近的关系，让我们的灵性经验非常真实，靠近我们的处境，起码从历史上看是这样，现在看迦南诗歌它的作用也没有过时，它还会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但迦南诗歌在集体崇拜方面作用不是那么明显，当然乡村教会很多都是使用迦南诗歌敬拜的，但缺少崇高性，所以我觉得大部分迦南诗歌绝大多数缺乏超越性，当然我不是求全责备，只是在说它的特点。另外一个是它里面的教义性的、神学性的内容不多，它的宣教性非常强，而神学性、礼仪性就没有那么强，但也可能这恰恰是中国教会的特点，所以迦南诗歌对中国教会的发展和贡献，是在个人灵性塑造和宣教上，包括对传统乡村教会的灵性经验塑造和共同体情感塑造上，在中国我的个人体会是基本没有哪一个能够跟迦南诗歌比拟的。 当然它存在的问题，就是它有它明显的局限性。 第四个问题，中国教会中国基督徒需要什么样的诗歌，我觉得它需要有一个平衡，迦南诗歌在乡村灵歌和传统圣诗上已经有一个平衡，它需要非常扎根于本土，非常有中国文化的处境性，但同时需要有神学和灵性的深度和高度，迦南诗歌有这样的方向和特点，但是可能做得还不是那么彻底，还不够。期待未来中国基督教会诗歌有更好的方向和发展。今天我特别受触动，徐老师的研究非常有价值，还有待于更多人去做更多的研究。这是对迦南诗歌的未来发展对中国教会的作用。 祷告：慈爱的圣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保惠师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你是进入到每个处境当中来拯救我们的，向我们传扬福音，也透过文化的互动，让我们有这样的处境来认识你，我们也看到你感动小敏姐妹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歌，帮助我们在唱诗的经验中来认识你，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为迦南诗歌产生和发挥影响来感恩，对弟兄姐妹们，对教会的塑造感恩，主啊，我们向你献上赞美，求你让我们通过今天的讲座，对迦南诗歌有更深的体会和反思，以至于对中国教会的赞美诗的发展，对赞美诗歌有更多的思考和体会，主啊，希望你感动更多的弟兄姐妹创作出更多合乎你心意的也更多扎根于处境的诗歌，塑造弟兄姐妹灵性，塑造中国教会，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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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5-22 08:0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