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宁 ||法国大革命：清０思维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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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宁I法国大革命：清0思维的滥觞

今年七月是法国大革命234周年。而保守主义常常被误认为是反对任何革命的意识形态。这种误解在拥护与反对保守主义的人中间都很普遍。其实，从柏克的生平事迹，我们就可以看出，保守主义并不站在一切革命的对立面。在保守主义的分类学中，革命有两种在性质上截然不同的类型：一类是英国的光荣革命、美国革命式的现实主义革命，另一类是法国大革命式的乌托邦革命。保守主义拥护前一种革命，反对后一种革命。

  英美革命与法国革命有许多相似之处，它们都是民主革命，都声称追求“自由”。这两类革命之间的差别也同样深刻。这种差别决定了柏克对不同革命的不同态度。可以这样说，前者是现实主义革命，后者是乌托邦革命。美国革命的领袖们认为，公民的自由比民主和平等更重要，自由对政府来说也是更容易实现的目标；不像后者那样，只有通过对社会加以全面彻底地改造才能实现。此外，即使对平等的强调也只是指权利的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平均）。在法国革命中，对平等、自由和正义的追求则是靠断头台的刀刃上下往复的运动来实现的。正如美国的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家李普曼所断言的，这样的乌托邦革命，“越是试图去建立一个人间天堂，结果却越是把地球变得更像地狱。”

  在美国的革命家们眼中，政治追求与价值的实现需要靠制度而非靠多数人的“公意”。所以，他们把民选政府置于共和的、宪政的、自由法治的制度框架之中，而非靠单纯的“多数决定”来治国。胜任的政府需要有如下的品德，如稳定、远见、慎审、公平。所以，这种政府既扎根在民意之中，又与表面上的民意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在法国雅各宾派这些乌托邦革命家的想象中，恶的根源在社会结构之中，只要消灭了这些制度结构及其阶级化身，罪恶就会消失，美德就会盛行。现实主义革命家认为，人类的恶的根源在于自我，推翻恶的制度并不能保证有一个更好的制度取而代之。

  美国革命则既是一场自由的革命，因为它为当地民众争取到实实在在的自由，也是一场保守的现实主义革命，因为这场革命没有触及革命前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宗教文化和道德风尚，没有试图将社会与（从英国继承来的）传统彻底打碎后再进行全盘性的改造。其精神与光荣革命是一致的，与法国革命是相左的。所以，柏克支持美国殖民地人民的要求，却谴责法国国民议会的专横。柏克之所以站在北美人民一边，是因为他反对英王所拥有的“专横的权力”（arbitrary power）。

  柏克反对法国雅各宾派及其领导的大革命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他发现，雅各宾派在对其同胞及法兰西传统中行使“专横的权力”。他指责法国的革命家们摧毁被其视为恶之来源的家庭、教区、地方社区、行会、社会等级、教会等这样的中介结构（mediating structure），因为高度集权的政府毁掉了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上述“缓冲区”。在柏克看来，传统对于社会秩序与自由是至关重要的，而摧毁上述旧制度并不能真的除掉恶的源泉，却给人们带来白色恐怖。他也没有认为传统是尽善尽美的，只是认为全盘取代传统的“新生事物”可能危害更大。他敏锐地洞察到，既然大革命消灭了旧制度，本由旧制度所承担的社会凝聚职能只好由军队和暴力来执行。用暴力来制造凝聚力，必然要造成暴力的滥用，侵犯人的自由。1790年以后在法国和其他走法国革命道路的国家所发生的事件，一再证明了柏克在1790年作出的预测。

  柏克作为英国议会的一员，按“阶级分析”的方法，也属于统治阶级中的一分子。他似乎更有理由反对美国革命，同情法国革命。因为美国革命的矛头是针对英国的，而法国革命与英国毫不相干，是法国人反对法国人的革命，更何况这场革命还打着“自由、平等、博爱”的招牌。由此可见，柏克对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不同态度是出于对人类命运的关怀，而没有狭隘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的“小家子气”。柏克的睿智在于他在法国大革命一开始就预见到了其惨烈的后果。柏克甚至认为，法国革命所具有的神秘性会使这种乌托邦革命不断会蔓延、传染到亚洲和非洲。虽然后来的事实果然不出柏克所料，但是，作为一位贤德之士，对政治灾难的先见之明却使他因为自己的卓见而更加感到叹惋和悲哀。

  法国革命是人类政治史上空前而有后的事情。它尽管提出了种种十分动听的、至今仍有感召力的政治口号，但在保守主义看来，仍然是近现代一切激进主义的乌托邦革命和塔尔蒙教授（J. L. Talmon）所指责的“极权民主”（totalitarian democracy）的滥觞。这场革命企图按照理性主义的原理对社会进行全盘彻底的改造。在法国，雅各宾派的革命者以平均代替平等，以专横代替自由，以人民的名义实行极权和专制。雅各宾主义的目标是在以“公意”象征的、全新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建立集中的、不受约束的权力。雅各宾派把法国大革命变成对传统及道德的征服。他们以为，通过对群众进行说服和教育，必要时可以借助强力和恐怖去改造人性，从而就能实现对市民、知识分子和农民、因而对社会的彻底改造。

  这种乌托邦革命允诺通过革命建立的新社会将由圣贤或救星来统治。这样的革命企图通过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来锻造一代代“无私的”、“有道德、有理想的”新人。只要这些目的一日没有达到，革命就没有完成。所以，乌托邦革命家们总是强调不断革命与永久革命，等到革完所有人的命之后，到最后只剩下唯一的革命者，除非这样的革命被其它外在的因素所中断。   

    激进主义的乌托邦革命常常可以让知识分子和文人感到兴奋，通过许诺以极乐的天堂把他们诱入灾变的陷阱。根据这种灾变论（Catastrophism），人类必须作出极大的破坏，承担极大的牺牲，经过这最后的斗争，饱尝所有的灾难才有幸福，经由大破达到大立，经由大乱实现大治，用一种新的正义的秩序来取代它，并最终实现正义和和平。在实践中，这样的革命是以平等名义的平均，以自由名义的放纵，以人民名义的专政。

  在乌托邦革命家的想象中，人类社会中罪恶的根源在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之中。要消灭恶就必须消灭作为恶的化身的旧制度以及代表这些万恶的制度的人们，对这些坚决实行清0：“誓把那反动派一扫光！”“消灭一切害人虫全无敌！”革命就意味着要革掉一些人的性命。当这些人每时每刻都在产生的时候，就需要每时每刻地革掉这些人的性命。乌托邦革命“所许诺的是通过一场血与火的斗争，消灭毒蛇猛兽，让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革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革命的道路上充满了流血和牺牲，为了鲜红的太阳，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去搏斗。这样，不是战士，便是叛徒，不是同志，便是敌人，不唱战歌，就唱降歌，不做铁锤就做铁砧……一切都极端地尖锐化对立化严峻化，没有通融的余地。”可是，除非地球成为一个平面，否则总有一些地方见不到阳光；除非地球的每一个水源都完全干涸，否则总有一些地方在乌云笼罩之下，让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的理想就无法实现。所以，乌托邦革命家们总是强调革命的艰巨性，需要具有极大的毅力和耐心，需要随时准备作出极大的牺牲。

  产生于英国“光荣革命”的保守主义没有任何理由反对以确立和捍卫自由为导向的强制性制度变革。它反对的是革命的名义和以追求自由和解放为名义的对社会的整体性毁灭。

  人类社会中的罪恶来源于人类自身，革命的目的在于找到必要的制度途径来约束人的本性、尤其是政治家的本性中潜在的恶，在于找到一种个人能够享受空前自由的制度安排。现实主义革命家们认为，推翻万恶的旧制度并不能保证必然造就一个更好的新制度。既然恶的来源不在要推翻的制度和代表这些制度的个人身上，那么，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不存在能够杜绝一切罪恶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另一方面，保守主义不是守旧派，也不是现行或历史反革命，因为它认为只要在自由权和财产权没有得到落实、在人的尊严与价值得不到尊重与保护的地方，就存在现实主义革命的必要性。但这种革命在手段上完全不同于乌托邦。从历史上看，它可以是英国的“光荣革命”，可以是1974年发生在葡萄牙的“石竹花革命”，也可以是1989年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