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也谈近代湖湘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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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读林增平教授的《近代湖湘文化试探》（《历史研究》1988 年第 4 期），获益匪浅。林先生所论湖湘文化在近代的勃兴，湘籍人士在中国的崭露，湖南在中国成为举足轻重的省份，皆为有理有力之论。特别是移民对湖南的作用一章，考据充分，论证完美，读之令人信服。从区域文化的角度出发，具体地研究该区域的政治乃至全国的政治，林先生论文的意义也是重大而又深远的。

但是，笔者对林先生的湖湘文化的实体、湖湘文化在维新至革命即戊戌至辛亥时期的作用诸论点，尚有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不揣浅陋，在此提出，以就教于林先生及其他各位师友。

一、近代中国文化的区域结构

大约从东晋之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文化作为上层建筑，其中心也随之南迁。随着北方少数民族的内犯，中原兵灾不断，北方的文人士子们纷纷南下，更促进了南方文化的兴盛。至南宋，中国文化的中心在南而不在北，已经成为定势。起源于河南、山西、山东、陕西诸省的中国文化，在这些省份，除了顽强保存至今的民俗传统外，在文化的其他领域反不如江南的江苏、浙江、江西、安徽诸省发达。战争造就了武士，经济哺育了文人。江南的名士与北方的侠义，成为中国南北区域文化差别的明显特征。

到了清代，这一差距更加拉大。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北方的儒生们再度避之南迁。作为历史规律，文化落后的满族人必然会接受相对先进的汉族文化的改造；而在这一过程的同时，政治上占主导地位的满族人，也用自己骑射为重、尚武轻文的文化观念超文化强制地改造关内各个地区的文化。由于满族势力在关内十八行省中的影响是不一致的，各地区所受到的改造程度也是不平衡的。北京作为北方地区的文化中心，几乎为之所控制，所受到的改造程度最高。居住在北京的人们，今天仍能呼吸到满族文化的习气。以北京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华北、西北地区受到满族文化的影响要比江南、湖广等南方地区大得多，且在清代之前北方地区已经受到北方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持久而又深刻的影响。

正是这样，笔者以为，大体可以黄河至长江间为界，简约而并不准确地画出一条线，南方是较为“正统的”中国文化，北方是“受到少数民族影响的”中国文化。同为中国文化，两者必然是相容的、相似的，但两者之间又有差别，亦有先进和落后之分。到了 19 世纪中后期，无论是社会、文化、经济、政治各方面的发展，我们似可以说是“先进”的南方与“落后”的北方。

上述论题，可以举出许多例证，但与本文的主旨关联较少，可不再详细论证，好在已经有许多论著涉及这一论题。

南方文化并不是整齐一色而无地域差别的。文化的基础是经济，文化又是由文人及其社会联系弘扬漫发出来。江南经济发达，文人荟萃，被推为“正统的”中国文化的中心地区。南方诸省，无不以江南为重。而随着历史的发展，江南地区的社会与经济诸条件变了，文化也出现了异变现象。

明代以降，江南地区的商业经济和商人资本有了较大的发展，农业为主的社会结构虽未变更但已受到不小的冲击。中国社会等级士、农、工、商中的最末位“商”，已经对居于首位的“士”产生了影响。建立在农耕社会基础上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江南地区开始了积微渐巨的变化，这是传统社会的内部变动所致。更为重要的是西方文化的输入，最早带来西方文化的是传教士，江南地区是早期传教的主要地区之一。在传教士的影响下，江南地区出现了徐光启、李之藻等“西学”大师。鸦片战争之后，英国等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输入了商品。这种以商业为特色的资本主义文化，要比先前的基督教文化强大百倍。它在中国传统商业最发达的江南地区，得到最充分的扩张。居于“正统的”中国文化中心地位的江南地区文化，被来自海上的有力民族的文化所动摇，以至于到 19 世纪下半叶发生了变异，逐步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浸透商业精神又弥漫民主色彩的，今人称之为“海派”的文化。

除了江南地区以外，南方沿海地区无一例外地都受到了强弱不同的西风。广东地区与江南又有不同。广东是近代中国维新和革命的根据地，出现了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等政治上的奇异人物。江南成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大本营，出现了张謇以及刘家、荣家等经济上的实力集团。

不管广东与江南差别有多大，它们同属于沿海文化。所谓沿海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产生异化的变种。沿海文化又跟随着商品的大军向内地进发，其主流是长江流域，由上海而南京而武汉，直至重庆，此外还有珠江、滇越铁路等支流。在中国内地省份，直接感受的主要不是西方文化，而是变异了的沿海文化。

问题是，江南地区不再是“正统的”中国文化的中心之后，这个中心又“迁移”到哪里去了？向北还是向西？向北没有出路，北方少数民族的落后文化影响甚大，更何况清王朝此时已经腐败，内部矛盾重重，无法举起这面文化旗帜。而向西呢？即向南方内地省份呢？那里是一片新天地。

正如林先生所述，湖南由移民开发所兴起。将这一结论扩大到湖北、四川地面，时间上虽有参差不一之误，但结论仍大体无错。早期来到这些地区的移民，带来了中原文化，但由于地理、交通等原因，接受外界的影响相对少一些，使之保存着中华文化的古朴气质。到了清中叶，两湖、四川地区的社会经济已经不再落后于北方，人丁与粮食的增长显示出对北方的优越性。与江南地区相比，这些南方省份的社会结构中，农业占了绝对主导的地位，手工业与商业相对不发达；在农业中，粮食生产又占绝对主导地位，丝、茶等经济作物相对不发达。还由于这些地区开发未久，土地尚未高度集中，大地主较少而多为中小地主，而中小地主又有着图谋发展、孜孜相求向上的气质。南方内地省份的这些社会条件，表明那儿是中国传统文化滋生成长的好土壤。

在南方内地省份中，湖南有着明显的突出地位。与云贵川相比，中原文化早已发展于此地。“九歌”“离骚”称为“楚”辞，岳麓书院闻名于一时，船山先生遗泽于此地子民，近世的科举功名之途，也显得比云贵川宽坦得多。湖南也有苗、瑶等少数民族，但不同于北方，他们在政治上不占主导地位，并不能将其文化强制地加于汉人，汉人反从他们身上吸取了强韧刻苦的习性。湖南的民风士习，正如林先生所分析的那样，质朴实，守先正，去浮靡。湖南士子与江南学人相比较，前者健于行，后者善于思。这种思与行的差距，我们也许能从江南汉学发达、湖南经世致用盛行的比较中体会出来。这显示了新土地开拓者的风范。

正是因为湖南在南方内地省份中文化领先，士林健行勇为，当江南地区拱手让出“正统的”中国文化中心的交椅予南方内地省份时，湖南脱颖而出，甚有作为，搬走了这把交椅。这里还有许多地缘的、政治的、风气的原因，容笔者按下后述。

以上分析，使笔者形成了一个大胆而又不成熟的设想：中国文化在近代，大体可以形成三个区域，一是“受少数民族文化影响”而产生变异的北方地区，其中心在北京。二是“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影响”而产生变异的南方沿海地区，有广州和上海两个中心。三是继承了中国“正统的”文化传统的南方内陆地区，湖南是其不太明显的中心。这一区域划分，与民国初年的北洋军阀、西南军阀、东南革命党人的势力范围划分有些相似，也有些联系。在中国近代（ 1840—1949）政治史、文化史中，广州、上海为一方与北京的差异、对立以至斗争，是长时间存在着的，湖南人的作为主要表现在这段历史的头和尾。湖南人要么不说话，湖南人一说话，全中国都在听。笔者正是在这么一个大的区域范围划分中，将湖湘文化当作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来认识、思考、评价的。而一旦将湖湘文化置于这种地位，它的意义就显得格外重要。

二、湖湘文化在近代中国的作用与地位

“经世致用”学说的提出，可以说是湖湘文化走向成熟的标志。但湖南仅仅是参与者和共同领导者，还不能说是“经世致用”学派的大本营。这是因为，龚自珍、林则徐、包世臣等“经世”大家非湘籍人士；这还因为，湘籍人士中的有力人物此时仍任官外省，陶澍任江苏巡抚，贺长龄任江苏布政使（后改江宁布政使），魏源此时亦活动于江苏。如果再考虑到林则徐、包世臣等此时在江苏的经历，那么，对于“经世致用”学派说来，江苏比湖南更像母地。这一现象说明，湖湘文化此时尚未摆脱从属于南方文化中心即江南文化的地位。“经世致用”学说用传统文化的精义研究当时的问题，寻找挽救清王朝颓势的方法，这又表明湖湘文化最初时期以中国文化“正统”自居的特征。

真正使湖湘文化达到高峰的是湘乡人曾国藩。他是一位理学大师，又崇尚“经世”学说，丁忧在籍守制，恰遇“洪杨造反”。激发他出组湘军的原因，一是朝廷危困，二是名教不存。他决心卫道，朝廷让他编练保卫地方的团练，他却编练出卫护王朝圣道的军队。他那著名的《讨粤匪檄》举起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旗帜，召集了大批倾心于性理之学的湖南士子。通过《讨粤匪檄》，曾国藩不自觉地把“正统的”中国文化的中心搬到了湖南。为什么这个中心不能搬到北方？我们可以看看在文化中心北京城内掌握政治和文化最高权力的人们，赛尚阿、裕诚、文庆、肃顺、穆荫、柏葰、倭仁等等，他们和他们手下的一批人有此等传统文化的素养？北方督抚多为满人，他们何能容得下具有较高传统文化素养的汉人们做此等事？就是咸丰帝，不也是听到了曾国藩以一在籍侍郎振臂一呼连战获捷的谗言后，对曾充满疑惧吗？

湘军的特色是“以儒生带乡民”，在这一批湖南的儒生们中，出现了江忠源、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等军事统帅，以下的督抚等大员可不枚举。江南的士子呢？他们却被太平军扫荡，甚至见利忘“义”投靠了太平军。在商业气息的重染下，江南文人养成了懦弱、奢华的习气，善思辨，好清谈，鄙视官位，放弃了儒生应有的政治责任。在聚饮空谈的郊野上，湖南的桃花源似被搬到了江南。在西方文化的侵袭下，他们又逐渐形成了重财轻“义”，利己而不为“国”的风尚。而湖南的儒生们仍感于“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新土地的拓荒者又使得他们质朴勇为，任侠尚气。对于传统文化的“义”和君王天下的“国”，湖南士绅的责任感似乎要胜于江南。这自然也是湖湘文化与变异中的江南文化之间的差异。湖南比江南更“正统”乎？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名教卫士的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对于西方的态度。对西方的文物制度，曾国藩等人在思想深处是轻视的，而对其器物技艺，又赞叹不已。西方的利器火炮，曾国藩、胡林翼毫不犹豫地加以利用，在湘军创建之初就用之装备水师。后来，曾国藩又提出了“师夷智以造船炮”，并首创近代新式工业——安庆内军械所。左宗棠更是创建了规模可观的福州船政局，并在该局设立了最早的新式学校——船政学堂。从名教卫士到洋务大员，看起来有点滑稽，其实不然。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从来不是完全排斥的，施以柔韧而又持久的融合力，包容和消化外来文化，最终使之成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曾、左的举动也正是如此。他们企图枝节地吸收西方“技艺”，服务并最终归化为中华。但形势不同了，大闸一旦打开，洪水汹涌而入，他们没有看到也没有想到他们这种举动的最后结局。

以中国古代戚继光的营制阵法为本宗的湘军，“屡败屡战”，最后镇压了太平军。湘军半中国，督抚半湘人。湖湘文化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确立了其在中国的地位。这个时期湖湘文化的实体又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将其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观其对当时来势甚猛的西方文化的态度并与其他各类文化作一比较。湖湘文化与北方的满洲贵族集团不同，与起源于安徽发迹于苏南的淮军系统不同，与沿海开埠口岸不同。与北方的落后相比，湖湘文化是先进的；与沿海的开放相比，湖湘文化又是保守的。这种又先进又保守的特征，正是近代湖湘文化的基本特点。

湖湘文化的这些基本特点，是由湖南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所造成的。它位于南方的中部，交通不甚便利。由长江侵袭而来的西方文化、沿海文化的潮水，沿江上溯，灌入洞庭湖中的很少。由港粤兴起的风雨，阻遏于粤北山区，进入三湘大地者不多。乡圣乡贤的洋务官僚们最初创建的厂矿学堂皆不在湖南，西洋商品长期难以在湖南行销。解甲归田的湘军将士，带着军功，挟着掠财，在籍购置田产，又做起中小地主来。这群军功地主悔于无功名而不能坐天下，奖掖传统教育，鞭策子弟发奋经书，专走科举之途。王闿运、王先谦、叶德辉被奉为湖南士林领袖。郭嵩焘的命运似乎能说明其症。这位言论激放的洋务名流，在沿海地区受到欢迎和注重， 1879 年病归回籍后，却为湖南士绅所不齿，谤言四起，家居不宁。曾纪泽回乡的事例又可为之佐证。这位“乡圣”的公子，在洋务上的过多举动，已使他不见容于“乡贤”们。湖湘文化不保守乎？

但是，先进的文化总是容易接受更先进的文化，就如江南文化吸收西方文化最快一样。湖湘文化相对北方文化先进，它在接受沿海文化（西方文化）时，也比北方地区更有表现。甲午战后，陈宝箴抚湘，会同江标、黄遵宪以至梁启超等人，开矿设厂，创办学堂，推行新政，风气急变。陈宝箴等人的举动，并不说明湖湘文化的发展此时已经饱含着一种新精神，相反，陈宝箴实施的此类沿海沿江地区已经不足为奇的项目，在湖南遇到了比沿海沿江地区更大的阻力。但是，陈宝箴的举动在北京地区又似无可能行得通。湖南此期的新政，说明的是沿海文化对湖湘文化的改造，而改造的本身不又说明了湖湘文化仍有其先进一面吗？

就文化意义上讲，从维新到革命，湖南不再扮演中军主帅的角色。维新的思想产生于广东，康有为、梁启超为正副旗手，谭嗣同、唐才常归之于旗下。革命的思想产生于广东，孙中山为旗手，黄兴等一大批湘籍人士归之于旗下。从维新到革命，起决定作用的是沿海文化中的广东文化，而不是湖湘文化。湖湘文化并没有提出维新或革命思想理论。谭嗣同、黄兴等湘系人士的作为，说明了广东文化对湖湘文化的影响。同时，湖湘文化对沿海文化的选择，倾向于广东而不是上海，这里有地缘的因素，更主要的是湖南地区的资本主义经济不发展。而这一因素又决定了，不管沿海文化的影响多大，湖湘文化不可能再进一步，摆脱中国文化的“正统”地位，跻身于沿海文化。由维新到革命是由沿海文化占主导而不是由湖湘文化占主导的说法，并不是否定湖湘文化对湘籍志士的产生所起的作用。质朴健行的习气，在“内圣外王”“重义轻利”的激奋下，变成了勇于任事、舍生取义的壮举。沿海的思想，湖南的行动。湖湘文化哺育不出思想家，却造就了一批实干家。从维新到革命，大量的流出来的是湖南人的血。君不见谭嗣同、唐才常、陈天华、宋教仁、蔡锷……前赴后继，视死如归。慷慨悲怆的楚风，自汨罗江畔的屈原之后，一度沉寂。岳麓山上的坟头，悲哉壮哉，激励了千千万万的湖南人的奋起，赢得了万万亿亿的全中国人的仰慕。从维新到革命时期的湘籍人士的有力振作，表现出湖湘文化不同于北方的特点。英雄们的壮举，也对湖湘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改造。但由曾国藩以来，湖湘文化居于中国文化的“正统”地位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理学在湖南长盛不衰，成为中国最后一个堡垒。戊戌之后，大批的湖南人来到沿海地区，放东洋，留西洋，当他们回到湖南之后，无不感受到湖湘文化的保守。他们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呼唤改造湖南，创造新湖南吗？20 世纪 20 年代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使人们对湖南社会有着深刻的印象。交通的便利，信息的快捷，使人们更加容易将湖南与沿海相对照。今天的湖南人，未出省门就可以感受到“南风窗”的强劲风力，亟欲思变。这仍是近代湖湘文化留存至今的影响。

三、来自湖南的毛泽东

在 20 世纪，湖湘文化哺育了一位奇俊之才——毛泽东。以他为中心，围聚着一大批湘籍领袖人物。群星璀璨，难以一一列举。

毛泽东出生在离曾国藩家乡不远的湘潭。自然气候、风土人情两地基本相同。早年的经历，两人亦有相同之处，农民出身，习学湖湘特色的传统文化。青年毛泽东推崇过谭嗣同，但又似更推崇曾国藩。但是，时代变化了，湖湘文化经历了维新和革命改造后已不再是曾国藩时期的那个样子了。

所有的研究者都认为，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经历，使他对中国的农民、中国的社会、中国的文化有着极其深刻精辟的认识和理解。以农业为主体、稍有一些近代工商业的湖南，正是认识当时中国社会的极好场所，当时整个中国不正是那样么？

居于中国传统文化“正统”地位、又稍稍受到沿海（西方）文化冲击的湖湘文化，正是理解当时中国文化的极好模型，当时整个中国的文化也类似于此。湖南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它使毛泽东把握住中国的传统，同时又使之对西方不感到陌生。中国的问题完全用西方的方法来办，必然要遭到传统的巨大阻抗；而完全用传统的方法来办，那已落后于时代。 两者都是不行的。我们若将湖南与整个中国相比较，就会发现两者是那样协调，湖南不是广东、不是上海，也不是河南、不是陕西，湖南是中国的缩影。从这个意义上讲，湖南是中国的钥匙。一朝识君，终身受用。后来的事实也说明，湖南奠定了他成为伟人的基础。

毛泽东深谙中国传统社会、中国传统文化，但并未为之所缠绕、所倾迷。从湖南社会反映出来的中国社会的巨大灾难，使之追求拯救中国之道。他来到了长沙，来到了北京、上海、广州，很快抛弃了曾国藩，致力于新知，从梁启超到亚当· 斯密，从进化论到马克思主义。他曾派送留欧勤工俭学的学生至上海，到了海边时又戛然而止，终未放洋。湖湘文化中健于行的品质，使他没有走上学者的道路，尽管他的才思文笔足以使他成为大家，他要行动，开始了他那“天翻地覆慨而慷”的革命事业。

毛泽东做过宣传工作，也做过学生工作，成绩虽然不小，但也不显著，并不为当时的陈独秀、张国焘等人所重。当他一旦从事农民运动而触动中国传统社会的根基时，他那惊世的天才一下子就显示出来了。

毛泽东明了西方文化。但是，他那西学知识的积累要逊色于传统文化的根基。对西学，他并不如当时陈独秀、瞿秋白、王明或者那一大批留洋人士。对旧学，胜过于他的人，当时已多到无法列举。毛泽东的厉害之处，就是将两者结合起来，而且结合的方式又是那样的特殊，他用西方文化（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传统，用改造了的传统来反对传统以及新的敌人。在他的手中，农民革命、武装割据等等古老的中国传统，一下子又变成了新的东西，且运用手法之娴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他率领了一批旧时代的人——农民，取得了新时代的胜利。毛泽东的胜利，向人们展示了，不了解中国的传统，就不能战胜中国的传统。湖湘文化在个中的作用是绝不能低估的。

历史让曾国藩与毛泽东扮演了相似而又相反的角色。1853年，曾国藩从长沙带出了一支湘军，运用中国古代的营制阵法，由湘而鄂而赣而皖而苏，镇压了传统王朝的传统敌人——太平天国。

1927 年，毛泽东从长沙带出了一支工农革命军，大量运用中国传统的战法，从湘赣闽至陕甘宁至北中国至除台湾以外的中国大地，打倒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他们都率领农民，他们都利用传统，但他们两人的位置恰好相反。前者是用传统的精义来维护传统；后者用改造了的传统去打击传统，招招式式，果然击中要害。前者是卫道士，由上而下；后者是叛逆者，由下而上。中国近代的历史，是湖南人胜利的历史。1864 年天京陷落， 1949 年攻占南京，在虎踞龙蟠的石头城上，两个来自湖南中部皆以“湘”字开头地方的巨人，在两个世纪中各自创造了最大的胜利。 毫无疑问，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巨人，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胜利，后者比前者更伟大。笔者将他们并列在一起，并不是想将他们不加区别地故意搅混，他们之间的区别、对立，已有成百上千的人说了成千上万的话，可不必再说；笔者的目的是为了指出站在他们背后的随着时代变化的湖湘文化。

本文选自茅海建《依然如旧的月色——学术随笔集》（增订本），原刊于《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