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基督徒第一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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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许多政治上的幻灭，宋美龄仍然持守“基督教救国”的信念，并扶持福音在中国和台湾的传播。
SEAN CHENG|2023年12月18日




[color=rgb(153, 153, 153) !important]Image: Illustration by Elizabeth Kaye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本文是“中国近代史上深具影响力的女性基督徒”系列文章之一。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位中国最高统治者的夫人，她的名字在中国大陆叫“宋美龄”，在台湾叫“蒋宋美玲”，在英文世界叫“Madam Chiang”（“蒋夫人”，也叫Soong Mei-ling）。宋美龄（1898-2003）是“中华民国”第一至第五届总统蒋中正（字介石）的妻子，第六、七届总统蒋经国的继母。虽然宋美龄更多是以“中华民国第一夫人”的身份作为政治人物为世人所知，但是至少在使用中文的基督徒当中，她的基督教信仰也常被提及。

宋美龄出生在上海，其父宋嘉澍（字耀如，英文昵称Charlie Soong, 又称“查理宋” ）原名韩教准，是广东省文昌县人，年轻时曾在美国范德比尔特（Vanderbilt）大学神学院学习神学，毕业回国后担任卫理公会牧师，后经营出版业，靠着为美国圣经协会印制和批发《圣经》、为卫理公会印基督教小册子及为其他宣教机构印赞美诗，赚得“第一桶金”而致富。1895年中国基督教青年会（YMCA）成立，宋耀如也是青年会最早的领袖之一。

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是上海一位牧师的女儿。宋美龄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两个弟弟，她的大姐宋霭龄后来嫁给中华民国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二姐宋庆龄嫁给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后来还当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氏三姐妹被中国人视为“ 20 世纪中国最显耀的姐妹组合“。

1907年，年仅9岁的宋美龄跟二姐宋庆龄一起来到美国。1909年，她进入皮德蒙特学院（今Piedmont University）上学，成为“小留学生”；1911年，进入卫斯理安女子学院（Wesleyan College）就读；1913年，转入韦尔斯理学院（Wellesley College）攻读英国文学和哲学。后来宋美龄自述在美国留学10年，她“除了还是黄脸孔以外，一切都已经美国化了。”1917年宋美龄毕业回到中国，父母请了私塾老师为她补习中国文史。她早期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YWCA）担任英语教师及在上海工部局儿童劳工工作委员会担任秘书，与一些来自西方国家的宣教士有合作、同工。

1927年12月1日，宋美龄和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由基督教青年会全国总干事余日章征婚，举办了基督教婚礼，“二婚”的新郎和年轻的新娘在上帝和众人面前宣读了“情愿遵从上帝旨意……终身不渝”的誓词。有报纸在标题上戏称蒋“中”正与宋“美”龄联姻是“中美合作”。那一年的夏天，蒋刚刚完成捕杀共产党和左派人士的“清党”活动（“四一二政变”），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尽管有很多人认为他们的联姻包含了蒋希望借宋家跟美国拉关系、宋也贪图蒋在政治上的势力等功利性目的，因而将其视为“政治婚姻“，但他们似乎也无法否认蒋跟宋彼此之间也有“真心的爱慕”——蒋介石追求宋美龄有五年之久，两人才终成连理。

[color=rgb(153, 153, 153) !important]Image: WIkimedia Commons

宋美龄与蒋介石的婚姻，最广为人知的一点就是蒋为了娶宋，答应了宋母的要求，归信基督教。关于宋美龄自己的信主经历，网上很多文章都提到她母亲笃信基督教，对她有很深的影响，但根据宋美龄的自述，母亲的言传身教虽然帮助她“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不少主的道理”，但“甚至我和蒋先生结婚之后，我实际上还没有重生。”直到1931年宋母去世，宋美龄才经历了“第一次的灵性转机”。那时候蒋介石政权既面临日本侵略的威胁，又忙于“剿共除乱”，宋美龄常常心烦意乱，她后来回忆那些年：“许多的困难叫我心灰意冷，几濒于绝望，而母亲却已不在世间，不能天天为我们祈祷了。”这迫使宋美龄自己开始注重祷告，对信仰更认真。

令宋美龄庆幸的是，宋母在过世之前，带领蒋介石“正式归主”（蒋在1930年10月“不顾党内同志的反对”受洗），而蒋也“信守”向宋母许下的诺言，在婚后坚持每天查考圣经。蒋原本喜爱中国传统文化而对基督教非常陌生，在母亲过世后，宋美龄继续帮助蒋学习圣经，包括帮助他“明白旧约中复杂繁奥的真理（这是一件颇为烦难的工作）”。宋美龄后来披露，灵修在她跟“蒋先生”的婚姻生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每天早上六时半我们一起祷告、读经，并讨论彼此的心得。每晚就寝前，我们也在一起祷告。”

1930年代，蒋介石在中国城乡推行“新生活运动”，任命宋美龄为 “妇女指导委员会指导长”。宋美龄非常努力地想要借助教会的力量，强调用基督教家庭价值观改造社会，称妇女是“改造家庭价值的原动力”。然而有不少人认为蒋介石本人的基督教信仰只是停留在表面的虔诚而并未真正影响他的政治生涯，他治理国家的手段背后的哲学和信仰似乎更接近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甚至有人认为是没能摆脱“青红帮”之类的黑道思维。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绑架。宋美龄临危不乱，提出和平解救蒋的主张和方案。蒋在获救后见证说，“每日早晨的灵修习惯，是一块支持并供给我力量的磐石。”蒋在被劫持期间见到宋美龄，跟她分享了“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耶利米书31:22）的经文。

1938年，宋美龄所著《我的宗教经验谭》出版；1940年，《基督教与新生活》出版，蒋夫人在这两本书中论述了她对基督教信仰及其对社会、文化、政治的影响的看法。

抗日战争爆发后，宋美龄作为第一夫人的政治影响力达到高峰。在国内，她组织妇女工厂和战时学校，亲手为抗战国军缝制衣服；在国外，她几次作为蒋介石的个人使者到美国访问、到国会演讲，寻求美国对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支持，以东方女性的美丽和魅力、雍容高雅的风度和流利的英文赢得美国政界和民众对中国的同情和慷慨捐助，三次成为《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

1943年，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方椎（Foundry）卫理公会教堂在彩绘玻璃窗上为罗斯福总统表述的“四大自由”各镌刻一名圣经人物和一名现代人物，宋美龄被选为亚洲及女性的代表，肖像被刻在教堂的彩窗上。

尽管“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领导的“党国”在美国的帮助下赢得了抗日战争，但其内部的腐败和无能也日益加剧（宋家和宋霭龄所嫁的孔家结成的“孔宋集团”尤其在金融和贸易特许权等方面成为国民党腐败的代表），中国民众的不满也日益增加。加上国民党组织长期被共产党渗透，导致在与共产党的内战中节节败退。最终，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在1949年夺取政权，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撤退到台湾，以“反共复国”为目标据守在台湾。

在台湾居住的年岁中，宋美龄继续在政治领域发挥影响，辅佐蒋介石的统治，而其公共言说显著地将基督教信仰作为“反共救国”的精神支柱。

1950年，宋美龄出任新成立的“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妇联会”）主任委员，同年2月1日，成立“中华基督教妇女祈祷会”（后来由周联华牧师担任监督——周后来成为蒋介石、蒋经国两代总统的“两蒋牧师”）。祈祷会每周三下午举行，后扩散到台北各地，每三个月举行一次联合大会。宋美龄尤其注重在军医院和军队中的心理辅导和牧养工作，常常邀请计志文、赵世光等布道家来布道。蒋夫人领导的“妇祷会”和“妇联会”在1950年代后在眷村（退伍军人）事工、病弱幼儿关爱、女性权利、校园福音事工等方面做出了很多贡献，尤其对台湾“国语教会”的发展有很多助益。

1953年，一万多名“反共义士”从中国大陆经韩国来到台湾，其中大部分在听到福音后决志信主，蒋夫人鼓励归主协会开设函授圣经课程，培养他们的灵命。1955年，蒋介石夫妇在台北士林官邸建立小教堂“凯歌堂”（此前在1948年宋美龄曾创办台北“南京凯歌堂”），“第一家庭”每个主日必定准时出席在那里的礼拜，后来在他们在日月潭和梨山的行馆也建有名为“耶稣堂”的小教堂。

1961年复活节，宋美龄在士林教堂分享了一篇演讲辞，再次明显流露出“社会福音”的倾向：“耶稣基督的为人点燃了人类的想像之火，他的言行已经成为被人类接受的智慧、道德、仁爱和人道的标准观念。由于他心灵的纯洁和他所领导的积极生活，他已永远成为古今中外基督徒的典范……”

1967年，宋美龄接受天主教辅仁大学授予她名誉董事长的称号。除了担任辅仁大学董事长，蒋夫人还参与了台湾东吴大学、卫理女中何耕莘文教院等教育机构的创建与发展。

1975年4月，蒋介石突发心脏病逝世。9月，宋美龄赴美，从此常住美国纽约，她发表公开信解释原因是“在长期强撑坚忍、勉抑悲痛之馀，及今顿感身心俱乏，憬觉确已罹疾，亟需医理”。10月和11月，葛理翰（Billy Graham，葛培理）布道大会在台北举行，宋美龄受邀担任大会荣誉主席。

宋美龄孀居美国后，仍然时常通过发表书面致辞和公开信等等方式参与台湾岛上的政治。1986年到1991年蒋夫人“回流”台湾，亲力亲为、参政议政，甚至曾把时任总统的李登辉召到士林官邸训话，给人强势干预的印象。1992年，台湾监察院通过“宋美龄赴美使用通行状暨士林官邸长期占用公地”弹劾案的调查报告。从此以后，宋美龄退出政治“江湖”，在纽约深居简出，几乎跟外界断绝了接触。

2003年10月24日，105岁的蒋夫人在其曼哈顿的豪华寓所与世长辞。台湾及海外各界，包括中国大陆民间和官方，纷纷表示哀悼。

尽管在大多数华人基督徒当中，蒋宋美龄被视为对基督福音多有积极影响的“基督徒第一夫人”，世人对她的一生的评价却是褒贬不一，对她有负面印象的人也不少。当年美国总统杜鲁门曾称侵吞美援的蒋宋孔家族“个个都是贼”。罗斯福夫人埃莉诺曾说蒋夫人“可以把民主谈得很漂亮，但她不知道如何生活在民主政治里。”很多人批评宋美龄在个人生活中爱慕虚荣、骄横奢华、脾气古怪、没有怜悯心肠，也有人认为她和蒋介石的婚姻是貌合神离，常常怄气争吵，暗藏诸多不和谐的矛盾冲突，并不是基督徒婚姻的良好见证。

另外，虽然宋美龄对台湾的“国语教会”的发展的确有很多扶持与帮助，但也有一些台湾基督徒认为在台湾蒋介石统治的戒严时期受到蒋夫人保护和扶持的只是“党国基督徒”，而政治倾向不同的台湾长老会等教会其实是遭受蒋介石“党国”的打压和监控的。（不过，宋美龄本人是否参与这样的逼迫，或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笔者没有找到明确的历史记载。）

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来看，宋美龄倡导及她试图影响蒋介石施行的“基督教爱国主义”也值得今天的华人基督徒反思和警醒，尤其因为在华人基督徒当中持有“用基督教来救中国”的思想和情怀的人似乎还不少。宋美龄曾说“在我看来宗教是很简单的事情。其意义就是尽我心、我力、我意，以实行上帝的意志，”但是把这样的理念具体落实到政治和家庭生活中，却远非简单的事情，蒋夫人自己的见证确实也有很多令人叹息的缺失。

宋美龄在1934年发表的《我的宗教观》一文中讲到自己的基督教信仰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留学归国后“极度热心爱国，渴欲为国家做事”；第二阶段是因母亲去世“颓丧消极”，但因为蒋介石信主感觉“与上帝更接近了”；第三阶段是“所愿都出于上帝的旨意，而不是自己的旨意。”从1934年到2003年蒋夫人逝世，有近70年的时间。不知经历了很多政治上的幻灭的宋美龄，是否对自己的“基督教救国论”有所反思？但愿她晚年有所悔悟，真地越来越与主亲近，越来越顺服在上帝的旨意之中。

Sean Cheng是《今日基督教》中文主编。

本文是“中国近代史上深具影响力的女性基督徒”系列文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