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斯贝尔斯：德国的罪责问题《译者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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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rgba(0, 0, 0, 0.9)][color=rgba(0, 0, 0, 0.9)][url=]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url] 2024-04-09 12:36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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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饮系列德国的罪责问题〔德〕卡尔·雅斯贝尔斯 著李慧 译商务印书馆2024年3月出版ISBN 978-7-100-22486-4

“会饮”英文为symposium，古今均有不同学科的智慧之人相聚清谈、百花齐放、氛围轻松自在的含义，与“会饮”收录跨学科、高品质、文风轻松而不失智慧的图书的原则相符合。

作者简介

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20世纪最具世界影响力的德国哲学家之一，代表作有《世界观的心理学》、《哲学》三卷本、《论真理》、《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等。

译者简介

李慧，北京大学德语系博士生，参与柏林自由大学联培项目。曾于《北大德国研究》发表学术论文译作，此外译有三部科普作品。研究方向：戏剧理论，德语流亡戏剧。

内容简介

1945-1946年，为澄清德国罪责问题，雅斯贝尔斯提出了一个包含刑事、政治、道德与形而上学四种罪责范畴的模式，区分辨别了这一复杂问题的不同层面，并同时兼顾对个人与族群、道德与政治、暴力与权利、民族国家与世界秩序等问题的反思，深刻论证了罪责问题的意义。

《罪责问题》是德国著名思想家、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作的一本小书。它首版于1946年，是德国思想界最早探讨与反思本国罪责问题的声音之一，一经出版，便成为这一日益火热话题的引爆点。这本书不仅时常作为引子出现于彼时的各种争论之中，并频频现身于介绍德国人如何生存于第三帝国极权统治之下的材料里，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此外，不容忽视的一点是，《罪责问题》既剖析与反思具体而特殊的历史问题，也阐释作为人类生存体验的普遍意义上的罪责感。这一点使得它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持续至今的德国社会文化乃至世界当代史语境形成密切互动，因而自出版以来亦受到超越本土范围的持续关注。
《罪责问题》的现实背景《罪责问题》中的一些内容曾零星出现于雅斯贝尔斯在战后发表的文章中。1945年8月，海德堡医学院的开学仪式中，雅斯贝尔斯就曾主张德国人应当主动改过自新，而只有反思纳粹历史，与希特勒德国划清界限，这一自我革新才有可能实现。1945年底，他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挪威女作家西格里德·温塞特展开论战。温塞特在题为《德国人的再教育》一文中认为，德国人身上存在一种集体性的“精神倾向”，正是它使得纳粹的残暴统治成为可能。雅斯贝尔斯反对温塞特的这一指责，并在其驳斥中区分了政治意义上的集体罪责与个人层面的道德罪责。在《罪责问题》一书中，这一思想被扩展为一个区分与辨别罪责的模式。最终，《罪责问题》脱胎于雅斯贝尔斯在1945—1946年冬季学期为海德堡大学开设的一门讲座课。该课程名为“论德国的精神状况”。这一名称是对1931年所出版的《时代的精神状况》的呼应。如果说在《时代的精神状况》中，雅斯贝尔斯的目标是试图认清时代之中的“所能是者”，那么在眼下这门课程中，他的意图显然更进一步。用雅斯贝尔斯在开课时的讲演词来说，他想要做的是“撰写一种适用于眼下的我们的伦理——即便它针对的是一群被世界视为贱民的人”。这段历史提醒我们，要留心雅斯贝尔斯探讨罪责问题的时代背景。彼时雅斯贝尔斯面对的，是一个因外界提出和强加于民众的罪责问题而日益分裂的德国社会，他首先要做的是回应一场由德国人在国际舆论中被“千夫所指”的状况所引发的社会思想危机。早在战争尚未结束之时，时任英国外交部国务秘书的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就已经通过其著作《黑纪录：德国的前世今生》极力向德国散布“德国人皆有罪”一说，而伴随着德国战败，盟军进驻，这一说法在占领区又产生新一轮的广泛影响。英美盟军在占领区采取“震惊疗法”对占领区实行“再教育”，即借信息、影片和图像宣传来促使德国人相信自己对于集中营中的罪行负有共同责任。盟军采取如此的宣传措施，或许同范西塔特写作《黑纪录》的意图一样，是想要通过唤醒德国人道德层面的罪责感来倒逼民主化在德国的实现。但从结果看，这些强制措施反而推动了人们扮演受害者角色的心理倾向，也促进了一种“沉默的文化”的形成。此外，“二战”期间流亡海外的德国知识分子，如弗兰茨·魏弗尔、托马斯·曼、汉娜·阿伦特所发出的批判声中，德国人的集体道德问题也是火力集中之处。对于留在德国承受了纳粹黑暗统治的民众而言，这些曾经的同胞、置身事外的流亡者所发出的尖锐声音既显得缺乏充分的说服力，也同时加剧了人们的抵触心理。《罪责问题》直面以上状况，一方面呼吁人们以追寻真理为出发点，摆脱情绪干扰，停止相互指责，通过彼此交谈的方式理性地认识罪责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引入“净化”这一概念，强调自省的重要性。借此，雅斯贝尔斯将问题本身转变为问题的解决方式：罪责的意义就在于认识罪责，并通过这一过程洗心革面；只有如此，个人才能重获生活的尊严；而只有每一个德国人如此，德国社会才可以重生，德意志民族才有未来。这样的洞见显然有着影响未来的潜在力量。战后联邦德国的内政与外交也果然都是凭借对历史罪责的悔过而稳固了其立国的道德基础。然而，与在海外引发的普遍关注相比，这本书在当时的德国社会遭到了曲解与低估。一直到80年代的历史学家之争中，哈贝马斯对于这本书提出“政治连带责任”一说的高度评价才算是一定程度上照亮了它的初心与立意，推动了这一阐释罪责问题的经典文本逐渐开始获得应有的重视。《罪责问题》中的罪责模式及其他对于德国社会而言，纳粹德国历史罪行遗留下的罪责问题是一个欲避而不得、欲语却还休的现实问题，它持久而深刻地刺痛着德国人的心灵，以至于诞生了诸如“记忆文化”(Erinnerungskultur)、“克服过去”(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等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德语表达。这些概念指向战后整个德国社会的切肤之痛——如何面对纳粹德国犯下的那些在整个人类发展史中显得如此骇人听闻的暴行，从思想上认识到它与自身和与当下的关系，并从精神上彻底接受这一点。这是理解《罪责问题》的出发点与意义所不应脱离的历史文化语境。与此同时，作为同为人类一员而又未曾亲历这一切肤之痛的异国读者，我们与德国社会创伤性事件之间的特定时空距离也为我们更加冷静、客观、全面地审视《罪责问题》带来一定优势。《罪责问题》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首先，在针砭时弊——即讨论如何看待德国罪责问题——的方面，雅斯贝尔斯的观点与同时代的主流声音颇为不同。他在很大程度上反对德国人集体有罪说，并致力于从不同角度与层次澄清德国罪责问题。具体而言，他反对那种主张全体德国人对纳粹的战争与屠杀暴行负有集体道德罪责的说法。在他看来，凡作出违反军事必要性的烧杀掳掠等具体犯罪行为者应承担刑事罪责的后果，在政治领导方面失职者应承担政治罪责的后果，而这两者在德国人中绝非多数。至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生存下来的绝大多数普通德国民众，他们所应承担的是一种被动的政治连带责任。由于在上一任政治体制中的国民身份，他们与纳粹德国的行为及其后果绑定，无论主观上是否对此表示认同。除此之外，是否负有道德罪责首先是私人领域的事情，应交由每一个个体依据其本人的道德标准判断。道德罪责的判定没有统一标准，因而占领区盟军所发出的“你们有罪”的谴责在道德意义上是不成立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德国人在道德方面的清白无辜。由于德国人一定程度上放任了纳粹政府的上台与存续这一基本事实，因而存在着一种导致其集体政治罪责（即政治连带责任）的道德过失。雅斯贝尔斯的这一见解反映出政治组织体与社会道德之间所存在的千丝万缕联系。毕竟，二者都是以集体文化为基础的历史现象。雅斯贝尔斯在驳斥集体意义上的道德罪责的同时，强调了集体意义上的道德过失，这是为同时代评论所普遍忽视的一点。恰恰是后者的存在提醒人们，在每一个个体认识自身道德罪责的过程中，存在着整个国家的国民接近政治自由的可能性。只有当人们深切地意识到，作为现代国家的一员，自己生活在一种无法摆脱的政治现实之中，因而自身行为终归在一定程度上对这种政治现实产生影响，认识到自己作为个体对于所隶属的政治国家负有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并肩负起这种责任时，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杜绝政治罪责的产生。如此一来，雅斯贝尔斯将历史的道德过失转化为未来的政治责任，而这显然是他呼吁每一个德国人走上“净化”之路，即主动反省自身道德罪责，并在罪责感所带来的痛苦之中完成个人转变的言外之意。对此，哈贝马斯评价道：“在彼时，雅斯贝尔斯已经认识到，如果没有对政治连带责任的认识，将无法斩断与一个曾经大肆建立集中营的政治国家和一个曾经允许屠杀少数族裔之事发生的社会之间的关联。”《罪责问题》绝非仅仅完成了针砭时弊的工作。就思想史的角度而言，它的突出贡献在于建立了一个分析罪责问题的模式，该模式由分属刑事、政治、道德和形而上学四个不同范畴的罪责概念构成。雅斯贝尔斯首先拆解每一个范畴内的相应罪责概念；而后分别在拆分和综合的意义上运用这一模式去分析德国罪责问题，剖析其中关涉的集体罪责、战争罪责等问题，并以此为基础对时下的纽伦堡审判发表评论；最后，立足于德国罪责问题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强调个体完成内在净化的意义。综上所述，综合了罪责在法律、政治、道德和形而上学四个层面具体表现的罪责模式，是从过错、责任、反思三个方面把握德国罪责问题的思想体系。过错这一维度指向对罪责的客观评判，责任这一维度连接外界评判与内在认知，反思维度则强调觉知与体认罪责（客观过错与主观负疚感）的意义。由于道德罪责和形而上学罪责的平行存在，反思的意义是彼此相关的两个方面：个人层面，反思促进政治上的自我启蒙；集体层面，应当以德国为鉴，促进一种惩恶（即破坏人类团结一致之举）扬善的国际新秩序。由此，雅斯贝尔斯揭示出德国罪责问题所包含的深刻历史意义——人们基于罪责感的反思为启动一种全新政治伦理提供了内在精神动力。在战后的公共写作中，雅斯贝尔斯试图凭借其政治书写激发的正是同一种精神动力。在笔者看来，《罪责问题》这部语言凝练、思想深邃的著述中融会了作者基于其深刻人生体验而生发的哲学思想。它以哲学思辨的方式回应具体的历史问题，同时又从具体的问题中延展出对人类未来的关切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政治伦理学。它梳理了不同层次的罪责概念，审视了人类政治的发展历程，呼吁个体和掌握强权的政治体以各自的方式肩负责任，为实现真正良善的世界秩序而努力。它抵制人们对复杂问题非此即彼的极端化理解与互相指责的情绪化讨论，敦促人们以追求真理的态度面对现实，认清现实，而后勇敢地承担责任。就这一意义而言，《罪责问题》既是一部杰出的反思之作，也是一部意义深远的政治哲学著述，对于更加深刻地理解彼时的德国社会与认识我们当下所身处的世界形势都至关重要。

（节选自《德国的罪责问题》译者序，第xxi-xxx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