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慧:历代基督教会的崇拜礼仪概观

杨宁

其慧:历代基督教会的崇拜礼仪概观
转自基督教神州网
序 言

    基督徒与崇拜中的礼仪是分不开的，在礼仪经验中，基督是绝对的中心，对于信徒在崇拜中与基督联合起着重要作用。信徒也是在教会崇拜的礼仪中成长。礼仪是“上主继续向今天的人显示自己和将救恩赐与人类的空间”。[1]

    历史上，无论是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还是宗派内部的分化、分支，虽然大部分分歧的根本原因是神学上的，但表现出来总是与崇拜礼仪息息相关。目前，大家所关心的崇拜的更新，也与礼仪的更新不能分割。

    从实践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家庭教会需要在崇拜礼仪上有更多的的认识和探索，好使信徒更投入地崇拜，体现崇拜的真义，也造就信徒的生命。

    若要识今，便要知古，因此本文试图概览历代教会崇拜礼仪的特征，好使得对于崇拜礼仪有更多了解，对于现今的家庭教会的崇拜礼仪也有更多思考。


一、旧约中的崇拜礼仪

    圣经中旧约的崇拜礼仪，有丰富的象征元素。以色列人在西奈山第一次与上帝的相遇可以作为一次崇拜。该次聚会以上帝与人的立约结束。立约的时候，摩西按照上帝的吩咐，将祭牲的血一半洒在坛上，一半洒在百姓的身上，并宣布这血是上帝与人立约的凭据。以色列民旷野期间在会幕的献祭与崇拜也都是充满象征性的意义和动作。

    以色列的崇拜礼仪处处体现出对上帝救赎事迹的回顾。

    自从西奈之约，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件，就成为以色列崇拜的中心，他们在会幕的崇拜中，在圣殿的崇拜中，都不断通过颂歌或者读经来宣讲和颂扬。

    会幕和圣殿本身也具有象征的意义。外院、内院、至圣所之间的位置安排，说明了不同敬拜者与上帝的距离。而献祭之礼则是通过肉眼可见的形式，来象征人与神的关系，并预表耶稣基督的救赎。


二、主后1-3世纪的崇拜礼仪

    教会在主后1-3世纪刚刚诞生，礼仪发展处于萌芽阶段，所以这段时期的礼仪被称为原始礼仪。[2]

    早期持亚兰语的信徒的崇拜礼仪与犹太教已经有所不同，根据《使徒行传》2：42，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这与圣殿崇拜中充满象征意义的礼仪已经有很大的不同。而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希利尼语信徒，更是对于希伯来人的圣殿礼仪没有多少兴趣，他们强调犹太人礼仪预表的含义，已经在耶稣基督身上得到成全，因此他们的崇拜礼仪带出的是希腊文化的色彩。

    根据哥林多书信可以知道，在主日的聚会中，敬拜模式趋于热情，但是秩序却是混乱的，教会于是开始探索一种注重象征与注重自由的中间方式。

    在主前1世纪崇拜聚会中还有爱宴的举行，这被视作圣餐礼的序幕，但到了主后第二世纪中叶，崇拜聚会中，已经不再举行爱宴，而只保留了杯和酒的礼仪，后来就转变为崇拜聚会中的圣餐礼。

    根据主后100年流传于教会的《十二使徒遗训》可知，当时的礼仪都是非常简洁，信徒也能广泛参与，是名副其实的团体礼仪。

    主后第二世纪中叶出现的游斯丁的《第一护教辞》中，提到信徒崇拜的构成，从文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崇拜已经分为圣道和圣餐两部分，但是礼仪也都是非常简洁。根据游斯丁在本文的记述，并结合他的其他著作和书信，当时的崇拜礼仪可以归纳如下：[3]


圣道礼仪

    诵读使徒回忆录（福音书）

    主持聚会者讲道

    会众站立祷告

圣餐礼仪

    亲嘴问安

    会众献上饼和承载酒与水的杯，交予支持聚会者

    圣餐感恩祷文（主持者即兴祷告，献上赞美和感谢）

    会众回应（同声说“阿们”）

    领受圣餐（分派饼与酒，缺席者由执事送往）

    收集捐献（收集捐献，分派予有需要者）


    第三世界的崇拜，仍然承袭了简洁的特点，根据罗马的希坡律陀的《使徒传统》、《使徒遗范》、亚历山大革利免的著作、俄里根的著作，可以知道，崇拜仍然分为两部分，不过，崇拜礼仪有所增加。圣道礼仪部分，经文宣读不仅是福音书，还涉及先知书等旧约书信，并颂唱诗篇、哈里路亚颂。圣餐礼部分则增加了献心颂作为圣餐礼仪的序文，来表明感恩之心。祷文的频率增加，祷文之间采用圣哉颂。

    在第三世纪，崇拜的某些程序已经固定，内容以展现基督的救赎为中心。但并没有被划一使用的官式仪文和经文，崇拜礼仪仍然有很大的自由度，祷文的内容，礼仪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形式，格调因地而异。

    总体来说，从第一到第三世纪，教会的崇拜礼仪有所发展，但总的风格是简洁、朴实的。


三、4-5世纪国教化到中世纪的崇拜礼仪

    公元313年是个重要的时期，此后，基督教在罗马被奉为国教。这个时期东方教会与西方教会的崇拜礼仪都经历重大改变。由于称为国教，信徒数目激增，崇拜仪式经过慎重的磋商开始成为较为固定的模式。

    当时的罗马帝国内，耶路撒冷、君士坦丁堡、安提阿、亚历山大、罗马等城市都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大城市，教会出于这些城市之中，在崇拜礼仪上也开始反映出各地不同的神学教导和文化特色，教会的礼仪开始由简单朴实向铺张隆重转变，这些礼仪所反映的中心——耶稣基督的救赎——并没有改变。崇拜的基本结构仍然是圣道礼仪与圣餐礼仪。


1．东方教会的崇拜礼仪

    东方教会崇拜礼仪的主流是拜占庭仪式。君士坦丁迁都拜占庭后改名为君士坦丁，由于这里是皇帝所在的地方，所以在几个重要的东方城市（耶路撒冷、安提阿、亚历山大）中显得地位突出。虽然东方教会的崇拜礼仪有圣雅各、圣亚代与圣玛利等多种崇拜礼仪，但在东方教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崇拜仪式是拜占庭仪式。因此下面讨论的是拜占庭仪式的崇拜礼仪。

    东方教会地处近东，受到希腊文化重视美学的影响，希腊文化看重意象、象征，教会崇拜中也体现出诗词、文学的美感，更喜欢通过具有丰富象征意义的华丽的仪式来表达信仰和神学。

    东方教会的崇拜礼仪也受到《启示录》的影响，深深盼望崇拜像天上的一样完全和完美。基于这种认识，加上所受希腊文化和宫廷礼仪的影响，东方教会的崇拜是隆重、庄严和华丽的。

    这些特点可从当时的教会广泛采用一种屈梭多模礼仪中看出。该礼仪在圣道礼之前有“小进入”礼，目的是突出圣道的重要，有一位执事手捧圣经进堂，其他圣职人员也提着十字架、烛火、香火等徐徐进入。圣餐礼之前有“大进入”，是绕着圣餐桌进行，目的是强调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大进入”要比“小进入”更加隆重，以凸现救赎的重要性。主礼的队伍手中持有基督受难中的十字架、长矛、荆棘冠等等。整个崇拜的礼仪充满象征意义和神秘的氛围。

    东方教会对于礼仪的重视一直影响到现在。东正教现行的礼仪仍然沿袭了拜占庭礼仪。所有的东正教徒都遵守一样的礼仪，虽然使用的是不同的方言。[4]


2．西方教会的崇拜礼仪

    在主后500年，西方教会的崇拜礼仪分为两大流派：罗马礼仪、加利坎礼仪。罗马礼仪在罗马地区的教会得到广泛采用，加利坎礼仪则在整个欧洲地区的教会被使用，并根据当地教会的风俗习惯做出相应的修改。两者一直相互影响到第9世纪，后来加利坎礼仪逐渐被抑制，雄霸整个西方教会的是罗马礼仪。

    加利坎崇拜礼仪较为感性，多彩多姿，象征意义非常浓厚，比罗马礼仪更具有戏剧性。[5]

    至于罗马的崇拜礼仪，郭立特认为一个可能的来源是埃及的祝谢餐传统。因为罗马的弥撒与埃及的“圣马可仪式”的语句有几处相似的地方。但是，最早的崇拜礼仪仪文是由希腊文写成，到第四世纪才翻译成拉丁文。
    西方教会的崇拜礼仪也反映出独特的文化背景和神学思想。罗马人的思维习惯于希腊人是截然不同的。前者讲求实际、实事求是，因此，罗马礼仪与拜占庭礼仪相比，省掉了很多繁杂的情节和象征形式，仍然趋向于简单和朴实。拜占庭仪式中的摇铃、焚香、跪拜礼是在第五世纪以后才被教会采用。根据韦柏在《崇拜：认古识今》中的观点，这个时期的教会仍然没有绝对固定的崇拜程序，礼仪中的表征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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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炽昌等著：《基督教会崇拜的重探》（增修版），香港：香港基督徒学会，2003年，页71。
[2]李炽昌等著：《基督教会崇拜的重探》（增修版），香港：香港基督徒学会，2003年，页76。
[3]韦柏：《崇拜:认识古今》（第二版），何李颖芬译，香港：宣道出版社，2002年，页53。
[4]李炽昌等著：《基督教会崇拜的重探》（增修版），香港：香港基督徒学会，2003年，页35。
[5]韦柏：《崇拜：认识古今》（第二版），何李颖芬译，香港：宣道出版社，2002年，页75。
四、中世纪的崇拜礼仪

    在第六和第七世纪，罗马礼仪有了很大的发展。根据第7世纪的一本最早的礼规指示书《罗马仪式》的记载，那时教皇到圣堂举行弥撒仪式时，圣堂的主教、祭司、侍从等都要盛装等候。教皇进入时由助祭陪行，圣坛侍从则手持香炉和圣烛走在前面。这时候的礼仪已经有些铺张，但礼仪的主要行动仍然保持着简洁性与集体性。

    后来随着教会内部圣品阶级的出现，教会的崇拜礼仪渐渐变成只能供平信徒参观的戏剧。虽然，当时很多的人不能读到圣经，原本可以借着基督复活事迹的戏剧重演来明白福音，但是，由于当时的礼仪已经严重的神秘化，并脱离信徒的参与和生活，人们已经不能从中体会到基督救赎的真意。

    罗马礼仪中的弥撒到了中世纪，更是被高度戏剧化。弥撒本身带有各种寓意，礼仪中的每个细节都与耶稣有关，每个情节、装饰、器具的每一个部分，圣职人员的一举一动都寓意着耶稣一生的经历。

    举行弥撒的方式有三种，称为大礼弥撒、唱经弥撒和普通弥撒。大礼弥撒必须有助祭以及副助祭襄礼。

    唱经弥撒则是牧区圣堂在主日或者其他重要圣日，最通常举行的仪式。普通弥撒则被视作一种最通常使用的弥撒。前面两种是从后者衍生出来的较为隆重的仪式。戏剧化的弥撒中弥漫的神秘的气氛，在信徒心目中崇拜成为一项奥秘。


五、复原教的崇拜礼仪

1．宗教改革时期各宗派的崇拜礼仪

    宗教改革虽然是神学上的革命，但是却影响到崇拜礼仪的更新。宗教改革的各个宗派，在崇拜礼仪的革命上，并不是完全一致。但对于中世纪教会复杂的弥撒表演、圣餐的变质说、以及忽视圣道，都持反对和革新的态度，并在两方面达成共识：崇拜应该以常用语文进行，崇拜应该维持圣道和圣餐礼仪两部分。不过，慈运理坚持认为圣道应该是整个崇拜的整体。

    信义宗和圣公会的崇拜礼仪的相同之处是都保留了很多初期教会的崇拜传统，信义宗在“奥斯堡信条”中，声明教会几乎保存了“全部的礼仪”。[1] 英国圣公会也保留了很多的礼仪传统。由于英国宗教改革的特殊背景，使得圣公会基本上是沿袭了罗马礼仪，直到爱德华六世在位。更正教对于弥撒的观点对圣公会产生影响，当时废除了弥撒，并把祭坛改为圣餐桌，但是当玛利皇后登位后，由于她信奉罗马天主教，因此，改革被终止，最终，圣公会仍然大部分地保留罗马礼仪，不过，与中世纪相比，仍然是简单的。

    慈运理本人是激进的改革派，他坚决反对圣餐礼和一切人为的礼仪，而不管其是否对教会有益。而在其后产生的重洗派不仅反对崇拜礼仪，更反对举行崇拜聚会。

    改革宗教会则取两者的中间路线。[2] 加尔文所采取的马丁的《史特拉斯堡敬拜礼仪》本身就是融合了慈运理的论点和信义宗的教义，该敬拜礼仪成为改革宗崇拜礼仪的主导方针。该方针体现了加尔文的期望：他希望既保持崇拜的早期结构，又能够借着圣道礼仪和圣餐礼仪宣扬基督的受死、复活和再临。


2.现代几个大宗派的崇拜礼仪

（1）圣公会的崇拜礼仪

    圣公会的崇拜是一个公共的崇拜，所以称为公祷，崇拜中用的特定仪文称为公祷书。崇拜礼仪主要包括早祷和晚祷，圣事礼仪主要是圣餐礼和圣洗礼。

    圣公会的公祷书崇拜礼仪承袭了犹太教每日三次个人礼拜的习惯，就是在晨早、午间和黄昏三个指定的时刻。公祷书的内容是由英国的克兰麦编订的，包括了古代拉丁圣礼的仪节。公祷书把圣经的教训通过礼仪贯彻出来。每句话、每个动作都交待得很清楚，而且公祷文非常注重使会众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崇拜。

    圣公会公祷文的使用具有平衡信徒信仰的作用，因为公祷文的组织注意纵横两个方面。纵的方面是对旧约的继承，横的方面是重现耶稣基督的生平。近代礼仪学家薛本德说：“圣公会早晚祷文有两点好处：参加者可以经常有规律使用，崇拜者可以有效地默想上帝的话语。祷文包括了所有在崇拜中必要的因素。”[3]

    圣公会认为崇拜就是对上帝的拯救历史做出回应，此种神学观念在他们的圣餐礼中得到体现。他们认为圣餐包含特殊的救恩的特征。他们不认为圣餐只是纪念基督受死，而是上帝的灵存在于饼和杯中。

    圣公会的崇拜礼仪中，“记号”和“象征”是为了帮助崇拜者更加投入，并增加崇拜的庄严感，是庄严的而不刻板。最常用的“记号”和“象征”有：深鞠躬、鞠躬、单膝跪、跪、双手合十、互握手、十架圣号、按手、高居、行列。

    圣公会的圣颂在崇拜礼仪中也占有很大的地位，这与其罗马礼仪的传统有关。圣颂多采用圣经中的诗歌。

    圣公会的崇拜服侍，继承了第六世纪罗马帝国平民服饰中长达膝盖的短袖束腰外衣与白长袍。不同主体的特别崇拜中，牧师穿戴颜色不同的长袍和外衣。圣公会通过礼仪的色彩表达崇拜的意义，这也是圣公会历代教会的特征。

    圣公会的崇拜是理性与感性的结合。固定的祷文崇拜充满了理性，但崇拜中的动作和赞美则是充满了感性。


（2）信义宗的崇拜礼仪

    信义宗的崇拜礼仪从宗教改革时期就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而是根据地方的不同，或者较为传统，或者较为开放。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个特点一直继承下来，使得信义宗并无一个固定的官方礼仪模式。在理性主义时代，曾使得基本定型的传统礼仪趋于简化，19世纪兴起的复古运动，又使得崇拜礼仪朝向初期的礼仪发展，但普世合一运动的影响，使得信义宗教会的崇拜礼仪又结合了其他宗派的崇拜礼仪。

    到目前为止，信义宗的崇该礼仪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每个地方各有其特色，但是整体信义宗教会仍然努力在保持福音信仰的特征。

    并非信义宗的教会不重视礼仪。信义宗教会崇拜重视“道”，而礼仪是道的外在表现，所以礼仪一定是要有的，但是，除了主耶稣所设立的两个圣礼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形式，是必须要被遵守的。信义宗视所有的外在礼仪位于救恩无关的事项。人不能够将礼仪本身当作神圣不可改变的。这并不是说礼仪不重要，而是说，应该围绕福音来修改或者删除礼仪。

    信义宗重视音乐在崇拜中的作用，不仅强调礼仪上的对唱，更强调会众唱诗，但是很多的诗歌都是曲高和寡，言简意深，似乎不适合信徒歌颂。

    信义宗的圣餐礼仪中穿插着感恩歌颂，高举上帝的救赎，是最美的一部分。

    崇拜礼仪分为四部分：会众肃立唱诗、认罪与赦罪、信徒的团契、圣道，这四部分一气呵成，环环相连。


六、自由教会的崇拜礼仪

    自由教会的传统涵盖了多个宗派，崇拜模式也是多样化的。其出现的近因是反对当代教会的过分礼仪化，使得崇拜僵硬冰冷，历史原因则在于16世纪的宗教改革。

    如上文所述，宗教改革时期各宗派对于崇拜礼仪的看法已经不一致，尤其是重洗派是坚决反对礼仪的。英国的清教徒主义也是崇尚圣灵感动下，有自发的祷告，他们认为教会崇拜的模式应交由各个教会自己决定。他们所持的观点与重洗派和慈运理是类似的，认为赞美诗歌是罗马礼仪，应该舍弃。受清教徒主义影响，贵格会提出一切有形式的崇拜，否定圣餐的必要性。

    美国的历史和信仰发展也是产生自由教会崇拜模式的原因。最初迁移到北美的拓荒者，一方面印着追求自由的心态，一方面为了适应改变的生活环境，在传统的敬拜模式内作了改革。

    美国的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大觉醒运动，使得户外布道成为广为接受的传道模式，也就是说，为了会众生命的益处，崇拜的模式需要根据当时的环境而改变。尤其是第2次大觉醒的初始者芬尼，更是主张高举圣经，而圣经根本没有固定的崇拜模式。这样美国本土的宗派受到影响向自由敬拜的方向发展，并将此影响迅速地带到北美之外的国家。

    自由教会的崇拜礼仪没有一致的模式，是名副其实的自由敬拜。但对于圣道的重视是一致的，对于圣餐礼，均认为本身并无什么特异功能，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宗教礼仪。特点是反对礼仪，重视讲道，遵守圣餐和洗礼，但是圣餐礼和洗礼是被忽视的。自由教会的证道时间通常占到整个崇拜的1/2时间。而礼仪化的教会又过份标榜圣礼，而忘记了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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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韦柏：《崇拜：认识古今》（第二版），何李颖芬译，香港：宣道出版社，2002年，页89。
[2]同上。
[3][3]李炽昌等著：《基督教会崇拜的重探》（增修版），香港：香港基督徒学会，2003年，页168。
七、灵恩教会的崇拜礼仪

    灵恩教会的崇拜是以圣灵充满为中心。礼仪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崇尚崇拜中的自由，喜乐地歌唱，用声音和身体表达赞美，使用多样化的乐器。崇拜中用音乐、艺术和颜色作为神圣的记号。

    音乐在灵恩教会的崇拜中是非常重要的，以音乐带人经历神的同在和能力。强调人的灵、魂、体全面投入，所以，崇拜中有很多的肢体动作，甚至跳舞和呼喊。

    目前的传统教会，有的也开始吸收一些灵恩教会的崇拜元素。

    灵恩教会的崇拜在改变着现代教会崇拜的面貌。


结  论

    概观历代教会的崇拜礼仪，可以看到旧约的崇拜是有庄严的气氛，初期使徒的崇拜因着社会环境的原因，多是简朴的，随后崇拜礼仪经历了表演性的喜剧化阶段，宗教改革后对于教会礼仪的观点更是百花齐放，也有宗派主张废除一切礼仪。历代教会的崇拜礼仪都与当时的环境、文化和神学思想有关。因此，不敢轻易地断言哪种崇拜礼仪才是“应该”有的形式。

    笔者不赞同不讲究礼仪的崇拜。首先是因为，信仰是内容，礼仪是表现。信仰不能没有表现的载体，关键是如何设定教会崇拜中的礼仪。

    其次，礼仪并非只是一连串的的宗教仪式，而是有着丰富的含义和作用，一方面，崇拜礼仪应该使得会众对于崇拜有更新的体验，另一方面崇拜礼仪还有保存信仰和自身身份的作用。根据《基督教会崇拜的重探》（增修版）中所持的观点，正是东正教对基督救赎事迹的全面而隆重的礼仪，使得教会历经冲击，仍然能保持本色不变。而信义宗也曾经希望通过崇拜的礼仪更新来确立自己的身份。

    人们在礼仪方面希望有所更新，不论是由传统走向自由，还是由自由开始重视礼仪，都反映出同一个问题：当前崇拜在满足人对神的崇拜和人对神的经历上的欠缺。

    那么，中国的家庭教会对于崇拜礼仪方面有什么需要跟进的呢？

    首先，中国的家庭教会普遍不重视礼仪，这是由于自由教会的影响。按照中国人对于至高者的心态而言，是有一种崇拜情结的。中国人重视礼仪，无论对人对超人的存在都是如此，以礼仪作为表达敬畏和尊重的方式。我们国家的教会不像欧洲国家，他们经历过基督教传统的重视礼仪的崇拜，因此，当崇拜礼仪向着自由化改变的时候，仍然不至于丧失敬畏等情感。但我国信徒没有这样的根基，一接触的时候就是自由教会的影响更多，对神的态度是爱多与敬畏，这其实是不够全面的。尤其是在经历灵恩教会冲击的时候，更容易使得信徒对于神的认识产生偏差。

    其次，教会崇拜普遍缺乏整体感。崇拜礼仪只是单个动作的集合，并没有一个中心的指向，也许是因为背后没有完整的神学。

    第三，纵观历史，我们发现一般重视礼仪的宗派，其焦点都在于重现耶稣基督的生平事迹，因为这是基督信仰的核心。家庭教会也许应该吸收这一点。

    第四，隆重的礼仪、戏剧化的礼仪并无过错，错的是对各种礼仪的认识不正确，因此在教会中，应该常常提醒信徒礼仪所表达的信仰含义。


参考书目

1．李炽昌等：《基督教会崇拜的重探》（增修版），香港：香港基督徒学会，2003年。

2．韦柏：《崇拜：认识古今》（第二版），何李颖芬译，香港：宣道出版社，2002年。

3．韦柏：《重寻珍宝：历代教会的崇拜》（第二版），孙宝玲译，香港：香港浸信会神学院，2003年。

4．郭立特：《基督教的崇拜》（第三版），陈锡辉译，香港：道声出版社，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