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tgpt deep research 引言 一、阿奎那的三一论与基督论：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融合 二、“恩典成全自然”与“恩典恢复自然”：天主教与新加尔文主义的比较 1. 恩典与自然的关系：阿奎那的观点 2. “恩典恢复自然”：改革宗新加尔文主义的立场 3. 堕落、人性与自然秩序：异同分析 基于上述两种模型，我们可以更具体地比较阿奎那神学与改革宗新加尔文主义在若干关键教义上的异同： - 堕落对自然的影响： 阿奎那认为原罪使人“受伤但未摧毁”——人性的高阶礼物（原初圣德）丧失，理性与意志等自然机能受损，趋于不稳定和私欲，但人的理性本质、意志自由等并未完全灭绝。人依然保有寻求真理、行伦理善的自然倾向，只是无法无瑕地实现，以及再也达不到超自然目标 (Defining Nature-Grace Dualism | The Heidelblog)。因此堕落后的自然仍有其价值和秩序（例如自然法则仍在理性中可被认识，只是实践起来困难）。相比之下，经典改革宗教义强调“全然堕落”（total depravity），并非指人性本质变为恶物，而是指罪的腐蚀扩及人存在的每个层面，使之无一幸免。改革宗同意人仍有理性和意志，但认为未经重生的人在道德和属灵上完全无能为善，倾向拒斥真神，所有行为都受自我中心或错误动机影响。在此意义上，新加尔文主义者虽不否认堕落前自然的良善，但对于堕落后“自然人”的评价更为悲观：没有圣灵恩典的主动介入，人无力自拔于罪恶，甚至倾向不断恶化。因此，天主教-阿奎那传统常使用“残存的神形像”描述堕落后的人（即人在有理性灵魂这一点上仍有上帝形像，但需恩典使之恢复圆满），而改革宗更加强调“破坏的形像”（imago Dei in man is defaced, though not erased），唯有借救恩才能使人重新对准创造目的。简单说，阿奎那视堕落为自然的削弱与亏损；改革宗视堕落为自然的背离与堕落需要逆转。
- 恩典的作用与目标： 在阿奎那框架下，恩典首先医治罪疮，恢复人的自由意志与理智朝向善的能力，并在此基础上“拔高”人的本性，使其有份于神（分享上帝圣爱、德能以致得享永生）。这种自然-超自然二层结构中，恩典好比一种加法，赋予人超出自身能力的新德能，例如灌注的爱德、信德和望德（virtutes infusae），让人能够完成自然所不能及之善（如爱神及一切人）。相应地，教会圣礼被视作输送这种超性恩的管道，以圣事将神圣恩典注入信徒生命 (Defining Nature-Grace Dualism | The Heidelblog)。而在改革宗“恩典恢复”观下，恩典的作用更侧重于除罪和更新：通过基督的救赎和圣灵的重生，使被扭曲的人性回转向善，把无序变为有序、将污秽洗净，使人重新按照创造时的目的生活。其着重点不是赋予人一些全新、本性外的能力，而是将被罪恶奴役的能力释放出来归服基督。因此改革宗传统更多谈论成圣（sanctification）为恢复真道人性——恢复真正认识神和爱神爱人的能力。这并不意味着改革宗否认神赋予信徒新的生命和力量；而是他们倾向于将这视为恢复原本上帝期望人拥有的公义生命（哪怕是更高层次的“成全的人性”）。巴文克即强调，“世界、国家、自然生活、婚姻与文化本身并非有罪；它们只是较低阶且世俗的，若无教会恩典的圣化，容易成为犯罪的机会” (Defining Nature-Grace Dualism | The Heidelblog)。可见在他眼里，创造界固有的良善需要被“圣别”而非被替代。一句话概括：阿奎那视恩典为赐下高于自然的“礼物”，引人进入超性生命；改革宗视恩典为神的大能进入历史，打败罪恶、收复失地，使受造的生命与秩序恢复本真 (Engaging the University with a Doubleshot of Bavinck(s) - Kuyperian Commentary)。
- 自然秩序与世俗文化： 由于上述不同，“恩典成全自然”模式往往导致一种圣俗二分的倾向：中世纪教会将“属世事务”视为低一层级的领域，需要教会（属灵领域）之引导和提升才能达致永恒价值。这表现在：僧侣禁欲生活被视为“更高等”的圣洁追求，尘世婚姻、政权或艺术等则属于“天然善但不及超性善”，除非受教会祝圣来获取属灵价值 (Defining Nature-Grace Dualism | The Heidelblog)。相应地，中世纪社会形成教权高于皇权、圣事统摄日常的格局。相反，新加尔文主义强调凡受造皆属基督权下，无所谓中性的世俗领域：“基督徒在每一平方寸上都要承认：基督说‘这是我的！’”（凯波尔语）。这意味着文化、政治、经济等领域本身就是神旨意的一部分，信徒应带着救赎恩典积极参与，将各领域按照上帝原本的创设意图来更新。凯波尔发展出“领域主权”（sphere sovereignty）的理念，认为各造物领域（家庭、学校、国家、科学、艺术等）有其自主的秩序和价值，上帝藉普遍恩典维系之，教会不应越俎代庖统管一切；但另一方面，这些领域都应在基督之王权下运作，并最终为神荣耀服务。因此，与其说是圣俗两层，不如说改革宗主张一个层面、两种恩典：一种是普遍恩典（common grace），维护堕落后世界尚能运作和出现真善；另一种是特别恩典（special grace），通过福音和圣灵彻底翻转人心，带来终极救赎。两者目标统一，皆指向上帝国度临到全地。这样的世界观不鼓励出世的修道，而鼓励在世的更新（education, politics, arts全参与）。这与阿奎那传统虽不直接矛盾（他也承认自然理性之独立价值，强调国家政权的合理性、艺术的教化作用等），但侧重点不同：阿奎那更强调世俗秩序服从圣秩，如理性臣服于信仰 (SUMMA THEOLOGIAE: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sacred doctrine (Prima Pars, Q. 1))，政权尊重教权；而新加尔文主义强调信仰渗透更新世俗，在各领域建立起合乎创设的“神的国度”预尝。二者的不同源头也可追溯到奥古斯丁两城论与加尔文的神治观之区别，但总的说来，就是中世纪模型更倾向超验垂直，改革宗模型更侧重历史水平：前者看重从上而下的提升（elevatio），后者强调从里到外的更新（renovatio）。
- 救赎历史与终极展望： 最后，在理解救赎历史方面，阿奎那和改革宗都承认**“创造-堕落-救赎-成全”的大致结构，但想象有所不同。阿奎那个人虽然不像宗教改革后的神学家那样将整部圣经作为一个线性剧情框架来详细阐释，但他的神学预设了一个“大综合”：万有起源于上帝（exitus），又将复归于上帝（reditus），其中通过基督的中保之工使人类归向最终的神圣目標。在终末论上，天主教传统强调灵魂经净化得享天福和末日肉身复活**，最终在“神视”（beatific vision）中成全受造。这多少侧重于个人灵魂达到超性目的。然而，新加尔文主义更加强调宇宙性的救赎完成：基督再临要更新整个受造界，带来“新天新地”，其中不只是人的灵魂得救，而是整个宇宙秩序恢复并荣耀化。巴文克称：“重建后的世界不再增加新受造物质，而是将现存万物更新升华” (Engaging the University with a Doubleshot of Bavinck(s) - Kuyperian Commentary)。这样的终极图景表明自然与恩典最终完全合一：自然被完全救赎成圣，成为荣耀的“第二创造”——其实质是第一创造的复原与提升。而在传统天主教叙事中，终极状态有时被描述为自然被吸纳进超自然，教会经中保职分把世俗子民领进天堂。两种叙事差异并非根本冲突，但重心不同：一种较注重圣徒得享超凡荣耀（偏静态的完满），一种偏重整个被造界动态更新（新创造）。可以说改革宗的视野更历史性与集体性，天主教的更本体论与个体性，但二者都承认最终恩典的工作要使被造之自然归回上帝的荣耀计划。
三、阿奎那神学对当代神学架构的启示 4. 公共理性与本土语境对话： 除了具体概念，阿奎那神学的方法论对范亚峰更广泛的“中国公共神学”建构亦具启发。范亚峰作为法学者关心宪政、公民社会等议题，致力于把基督信仰资源引入中国思想文化对话。然而，他也意识到中国教会传统上存在“反理性”或“缺理性”的问题 (范亚峰：中道基督论初探_中华神学专题_公法专题_公法评论网：中华政制之道)。阿奎那堪称理性与信仰融合作用的典范——他大胆吸收了非基督教的亚里士多德哲学成果，把当时被视为“异教智慧”的思想加以改造用于解释基督教真理。这类似于今日中国神学家尝试吸收中国传统思想（如儒释道）来表述基督教义。范亚峰援引当代哲学家李泽厚的观点论及儒学传统演变，并设想未来的发展 (范亚峰：中华神学的三一论需要心灵三一与关系三一)；他又提到夏可君、张祥龙等中国学者对生命哲学的讨论 (范亚峰：中道基督论初探_中华神学专题_公法专题_公法评论网：中华政制之道)。可以说，他试图让基督教神学在中国文化思想土壤中生根发芽。阿奎那的榜样告诉我们，这项工作既需要对本土文化同情地理解，也需要对基督教启示坚定的掌握。阿奎那不是无批判地接受亚里士多德，而是以“凡真理皆属圣灵”的胸襟去伪存真。他的前提出发点正是：“恩典成全自然”，因此自然理性之真理皆可作为铺路石，为福音服务 (SUMMA THEOLOGIAE: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sacred doctrine (Prima Pars, Q. 1))。这对中国语境相当重要：即我们承认中国传统（儒家天道观、佛教空性论、道家自然观等）中也有上帝普遍恩典所保留的真善，在公共领域可作为共同语言加以运用；但同时需要以圣经启示为最终规范，去调整纠正其中与基督信仰相悖之处。范亚峰提出的“中道”某种意义上也指这种批判继承之道。阿奎那的方法提供了理性辩护的严谨：他面临穆斯林哲学和异教思想挑战时，以结构缜密的神学大全回应。这启发我们在当代中国，要以扎实学术研究回应社会思想关切，以理据服人，使基督教不被视为反智或舶来品。而阿奎那对启示的忠诚又提醒：无论使用多少中国概念，福音核心不可妥协——三一真神、基督为主、十架救恩、复活盼望等须明确宣告并放在文化对话的中心。这将赋予本土神学既扎根又超越的品格：扎根于中华文化经验，超越于圣经真理立场。最后，阿奎那神学重视道德理性和法律，对中国公共伦理的构建亦有贡献。他的自然法理论主张道德法则根植于人的理性良知，这一点可以跨越宗教界限与中国儒家的“天理良知”观念对话，让非基督徒明白基督信仰并非破坏伦理，反而支撑伦理的客观根基（因上帝是道德律之源）。范亚峰关心宪政与法治，阿奎那的思想可为“法律上的人格尊严”提供神学论证：若人按神形象被造，且基督成全人格，那么每个人具不可侵犯的尊严和权利，这契合现代法治理念并将之提升到神学高度。这些都表明，阿奎那尽管时代久远，但其理性融贯性、信仰普世性仍然可以为今日中国教会如何在公共领域见证基督提供灵感。 结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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