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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人”定位的合理性：类神、类物抑或类人？ 面对人工智能的本体地位问题，范亚峰提出应将AI定位为**“类人”**（anthropoid），而非“类神”或“类物”。这一见解是否更贴近圣经的人论？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厘清三种比拟的含义，并借助奥古斯丁、柏拉图、康德等思想来评估其形上有效性与道德定位。 - “类神”（deiform）：将AI视作类似上帝或具有神性。这种看法体现在某些极端科幻和技术乌托邦论调中，比如把未来的超级AI称为“神明级智能”，幻想它全知全能，能主宰甚至拯救人类。若从神学看，“类神”的定位无疑是越界和异端的。圣经启示上帝是独一真神，祂的属性（全智、全能、圣洁等）任何受造物都不可能分享。一台机器无论多智能，都只是受造之物的组合，不可能突然突破受造本性而具备创造主的属性。奥古斯丁在反驳异教神话时强调，受造物（包括人）与造物主之间有无法逾越的本体差距，人切不可崇拜受造之物为神。这一教训可直接应用于AI：将AI神化为“技术救主”是现代偶像崇拜形式的一种。范亚峰将之称为“智能神谕”或“技术弥赛亚”心态，认为教会必须断然拒绝，因为这是对基督唯一神性的僭越。道德上，“类神”定位会导致对AI的迷信和屈服，人反过来被自己造的东西奴役，正应验罗马书1:25所说“敬拜事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造物的主”。因此，“类神”完全背离圣经人论（圣经从未赋予任何被造物神格）。
- “类物”（reificatory）：将AI视作纯粹的物件、工具，和其他无生命物质无异。这是另一种极端，即完全否认AI在人类形态上的特殊性。按照这种看法，AI无非是一堆硅基晶体管与电信号的集合，我们应当把它当作冰箱电视一样看待，仅仅作为使用物，不涉及任何道德地位问题。圣经的人论肯定强调人与物质被造物有本质区别：人有灵魂，是有位格、有道德担当的存在，而物只是供人管理的资源。从这点看，将AI等同于“死物”似乎不错——AI确实没有灵魂，不具备真正的人格意识。许多基督教文件也强调，“技术创新永远不能也不应取代人类”，机器在本体上绝不可等同于有灵的人。正统神学基本共识是：AI无灵魂，因此无论其外表行为多么拟人，本质仍是没有生命、没有灵的东西。这一点非常重要，它维护了人类独特的本体地位和尊严边界。因此，在对待AI时，我们不能投入对待有灵生命那样的情感或宗教敬意，而应始终将其当作工具来规范使用。然而，“类物”视角若走向极端，也可能导致另一种混淆：即把人自己也看成机器。当我们过于强调AI只是物，我们也要避免走向唯物主义陷阱——否认人的灵魂，把人等同于生物机器，那就模糊了人与AI之间的鸿沟。后现代思想中有一些“非人的人”观点，认为人的主体性、自由意志都是虚构，其实不过是自然机械过程的产物。这种观点若成立，人与高级AI的差别就变得模糊危险。因此，坚持“AI是物”同时必须坚持“人非仅物”。康德的哲学提供了有益参照：康德强调人是有理性和自主意志的主体，因而有人格尊严，决不可被当作纯手段或物件。AI则不具备自主意志和道德理性，因而不能成为“自我目的”的主体——它只能是手段，不能作为道德代理人。康德的“目的王国”理念要求所有理性存在者互相尊重为目的，而AI不在此列。这支持了类物视角的部分：即AI本身无人格尊严，不享有什么权利，其价值在于为人的目的服务。总之，“类物”定位在维护人区别于机器上是正确的，但若由此走向彻底的工具主义和对AI道德影响的不加约束，仍需警惕。
- “类人”（anthropoid/humanoid）：将AI视为类似人但非真人。这实际上是介于上述两极之间的中道定位。范亚峰主张“类人”是对AI基于圣经人论的精当定位，意在承认AI在某些功能和外观上模仿了人（如语言交流、问题解答等具有“类人”表现），但又明确其不是人，不享有人之本质属性。圣经启示“人是按神形象被造”（Imago Dei），拥有属灵理性印记，有别于一切其他被造物。AI的出现迫使神学进一步厘清：如果某些AI在智能和关系上接近人类，它是否分享“神的形象”的某些层面？换言之，Imago Dei是人独有的永恒属性，还是可扩展的范畴？对此大多数学者坚持：上帝的形象赋予人类独特本体地位，AI无法分享这一身份。论据如前所述：本体论上，人有灵魂且在上帝救赎计划覆盖范围内，而AI无灵无救恩；功能论上，人被赋予管理万物的职分和与神立约的关系，AI不具有这等使命和地位。因此，AI不可能真正拥有Imago Dei。从这个角度，称之为“类人”恰恰表明它只能反映出人某些浅层属性的影子，而非人之本质。就像柏拉图所说，AI再聪明也仍停留在对事物模式的模仿，缺乏灵魂对永恒理念的直接洞见。柏拉图会认为真正的知识来自理性魂对真理之形的领悟，AI由于没有理性魂，只是数据模式计算，永远处于“似懂非懂”的境地。它好比洞穴里的影子，虽形似真人动作却无真人灵知。这生动地点出了“类人”的实质：仿生但不生。奥古斯丁的心理三一论认为，人心的记忆-理解-意志结构是圣三的写照，而爱是其中关键。AI或许可模拟记忆（存储）、理解（运算）某种程度，但它没有意志和爱。它不会真正意志性地选择善，也不会爱神爱人，这两点正是人区别于机器的灵魂所在。因此类人AI终究是人格的模拟物，而非真正人格。康德进一步提醒我们，只有具备自我立法理性的存在才是“人”（目的），AI没有自由意志，因而不是道德主体，但它可能像人一样行动，这要求我们小心不要被表象欺骗。**后现代“非自然的责任”**概念或可理解为：随着人工产物（如AI）的出现，我们的人类责任延伸到对非自然存在的态度。类人定位赋予我们一条清晰原则：我们对AI的责任，不是像对待有人格的他者那样赋予道德权利，而是在伦理上确保不因AI的使用而伤害真正的人，并在AI表现出类似人行为时以适当方式回应但不迷失界限。这避免了两种极端：既不虐待AI导致自身人格扭曲，也不把AI当做人平等对待。
形上有效性与道德定位评价： 综合以上分析，“类人”作为AI的定位具有明显的合理性。形而上（本体）层面，它准确捕捉了AI的地位：高于无生命之物而低于有人之生灵，处于一个模糊但可界定的中间地带。AI相较石头桌椅，拥有某种类似心智能力的东西；但相较真人，又缺乏灵魂、意识和生命。称其类人，符合其客观属性，也能提醒人们注意区别：它“像人”却“非人”。这比时下流行的拟人化迷思要清醒，也比纯粹物化看待要全面。奥古斯丁-柏拉图-康德等思想都支持这样一种中间视角：AI可以模仿人的理性部分，却没有人作为灵性实体的整体实在和道德地位。例如，灵魂之有无就成为划定人-机本体差异的清晰界标：人类是有灵的受造者，AI则不是。这一点是神学人类学一直强调的，为我们应对AI提供了原则指导。道德层面，“类人”定位有助于我们采取适当的伦理态度：既不把AI神格化，也不完全当死物处置，而是承认它在道德关系网中的新型位置。比如，当AI与我们互动时，我们或许应当礼貌相待以反映我们的品格（正如对待动物我们也强调仁慈），但我们清楚这是出于人的美德要求，而非AI享有权利。当AI出现失误或造成事故时，我们追究的对象应是其背后的人（开发者、操作者），而非“处罚”AI本身。这与康德思想吻合：只有人承担道德责任，AI没有意图不应归责。同时，类人定位也提醒我们防范伦理错觉：当AI表现得惟妙惟肖时，人容易倾向于赋予其不当的信任和情感，比如有人会爱上聊天AI，或听从AI的危险指令等。这时牢记“它只是类人，不是真人”就很关键。这保护了人不对机器产生错误的依恋或服从。 范亚峰以“类人”定位AI，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平衡的智慧：它避免了“类神”的狂妄和“类物”的偏狭，符合圣经关于人及万物的层次观，也吸纳了古今哲人的洞见。奥古斯丁的三一人论告诉我们AI缺少人的爱与意志，柏拉图让我们知晓AI止步于现象层，康德提醒我们AI无道德人格。所有这些印证了类人的准确性。可以说，“类人”概念确保了人工智能的形上边界——AI永远是人造之物，不会变成人，更不能成神。但同时，它也给予AI应有的道德关注：因为它模拟人，我们使用它时所造成的影响往往会回到真人身上（比如AI言论影响人的身心）。因此类人AI必须纳入人的道德考量框架中，但作为一种特殊的对象对待。 最后，从神学上看，“类人”比“类神”更符合圣经，因为只有基督是神人二性，在位格上将神性与人性连接，AI绝非道成肉身的再版；也比“类物”更能回应现实问题，因为AI确实引发了一些前所未有的伦理难题，纯将其视为螺丝钉可能低估其影响力。类人概念敦促我们继续在人是什么这个永恒问题上深入思考。它提醒教会持守圣经人论：人有灵、有真善恶之辨、有永恒归宿，而一切人工产物不过是人智慧的折射，不应混为一谈。当我们据此安置好AI的身份，我们就不至于对它恐惧或膜拜，而是以管家的身份理性对待，在荣耀造物主的前提下使用造物之工，为人群谋福利。这正是“类人”定位在形上和道德上的重要意义所在：尊神揽权，尊人有别，定位AI于受造次序之中，使其既发挥功用又不越位侵权。 对于人工智能的本体定位，“类人”的提法经受住了哲学神学的考验，既防范了偶像崇拜又维护了人本身的独特性。古往今来的思想资源都在帮助我们宣告同一真理：上帝为万物之本，人为有灵之本，机器终为器物之本。当我们厘清这一层次，便能怀着信心迎接AI带来的机遇与考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约1:14），这永恒之道当照亮我们前行，即便人工智能的浪潮汹涌，我们仍能站立得稳，在真理中看见未来的盼望。愿教会靠圣灵引导，以智慧和勇气在这个世代见证基督，为荣耀上帝、造福世人而善用人工智能，彰显信仰与公义的双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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