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独立宣言于1776年发表的前六个月，汤玛斯·潘恩 (Thomas Paine) 出版了《常识》(Common Sense)，为美国独立运动点燃沾满汽油的火焰墨水。潘恩宣称，一旦摆脱乔治三世国王的统治，“将会诞生一个新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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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s Book: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a Bible Civilization, 1794-1911Mark A. Noll (Author)
864 pages
$35.69
这个新世界将不再受国王的统治。潘恩引用《马太福音》、《士师记》以及《撒母耳记上》第八章 (以色列人要求立王，和其他国家一样) 来论证：“全能的上帝已在此明确驳斥君主制。”《常识》出版后大受欢迎，短短数月内销售超过十万本。 1776年接下来的故事，你我都熟知：美国回应了潘恩的呼吁，宣告独立。
又过了十八年，潘恩再次为他忠实的读者提供建言。 1794年，他出版了《理性时代》(The Age of Reason) 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公开表达他对圣经的自然神论信仰。这本书同样一出版就成了畅销书。潘恩开篇即说明：“我相信有ㄧ位帝的存在，仅此而已。” 他补充道：“我不相信……任何我所知道的教会。我的心智就是我自己的教会…… (教会) 是人类的发明，用来恐吓与奴役人类，是为了垄断权力和利益所创造的。” 潘恩逐卷剖析圣经，最后做出结论：“不要在 ‘圣经中的文字’ (Scripture) 探索一切，因为任何人都能写出这些文字。要在名为 ‘受造界’ (Creation) 的经典里探索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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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乐马可 (Mark Noll) 在《美国之书：一个圣经文明的兴衰，1794–1911》 (America’s Book: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a Bible Civilization, 1794–1911) 中指出的，像潘恩这样的人物，在塑造美国追求 “独立” 这个理想而奉献的精神上，具有关键影响力，而这种奉献的精神也反过来影响了美国人阅读及诠释圣经的方式。在潘恩及许多同时代人的心中，美国人 “有权依照自己的想法使用圣经”，若失去这份自由，就等同于背叛了让他们自由的那双手——也就是背叛了 “独立” 这个理想本身。
引导自由的公民的工具
乐马可 (Mark Noll) 是美国基督教历史研究领域的权威，曾在惠顿学院 (Wheaton College) 任教27年，最后在圣母大学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退休。《美国之书》延续了乐马可于2016年出版的《太初有道：1492-1783年间圣经在美国公共生活中的地位》的研究，探讨从哥伦布到巴黎条约签署期间，圣经对美国政治的影响。 《美国之书》深化了乐马可在先前著作中的数个主题：潘恩的影响力、英王《钦定版圣经》(KJV圣经) 的普及、美国人想像自己是新以色列的倾向、美国人用圣经来支持共和国及民主理念的习惯──以及 “奴隶制度” 如何与这一切紧密相关。
乐马可将全书30章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奠定了全书的基础，帮助读者理解他提出的两大主张中的第一个：美国对 “独立” 这个理想的献身，自始便形塑了美国人使用圣经的方式。
人们该如何治理一个由 “独立且自由” 的公民所组成的国家？乐马可指出，部分答案在于人们 “自愿倚靠圣经”──但关键是 “自愿”。他补充道：“圣经虽仍是个人信仰及教会秩序不可或缺的根基，但同时也成为维护一个自由社会人民福祉的工具。
在早期的美国，圣经是用来引导这群自由的公民的工具。乐马可引用一位早期美国圣经史学家的话，这位学者在1844年写道：“只有圣经才能使人心甘情愿地成为法律的顺民；人们必须先顺服在上帝的治理之下，才会甘愿顺服人的政权所立的法律。”
《美国之书》的第二部分描写圣经如何在新成立的美利坚共和国中几乎无所不在。美国的城镇、山脉，甚至孩子皆常以圣经人物或地名命名，并且大多来自旧约，展现出美国自我认同为 “新以色列” 的意识。同时，数量惊人的KJV圣经涌入教会与家庭，美国圣经公会 (American Bible Society) 的成立更推波助澜。
乐马可的第二个主要论点，出现在本书的第三、第四部分：当美国的政治人物、牧师与公民无法就圣经对奴隶制度的教导达成共识时，这种以 “独立” 的读经为导向，强调断章取义圣经 (proof-texting) 并高举 “唯独圣经” 的解经方式，最终导致国家四分五裂。
这些裂痕在历史上陆续浮现，例如：《密苏里妥协案》(1820)、维西 (Denmark Vesey) 策划的起义(1822)、盖里森 (William Lloyd Garrison) 于《解放者》(The Liberator) 杂志上呼吁立即解放奴隶 (1831)、透纳 (Nat Turner) 的奴隶暴动(1831)，以及南北循道宗与浸信宗的分裂 (1845)。
个人 “独立” 诠释圣经的方式，让约瑟·斯密 (Joseph Smith) 在《摩门经》(1830) 中有了重新诠释圣经的空间；再临宗/米勒派 (Millerites) 则依据圣经推算基督再临的时间 (1843)；对女性权利的新看法也展露头角。
《美国之书》的高峰是当乐马可阐述美国无法就 “圣经对奴隶制度的教导” 达成共识，最终在南北战争中导致国家彻底分裂。他形容：
当围绕着圣经与奴隶制的争论反映出人们其实对所谓的 “常识所启示之事” 充满不同想法时，美国的新教神学便开始分裂，而这样的分裂直到今日仍未愈合。
乐马可详尽地呈现支持及反对奴隶制双方的 “圣经诠释依据”。他坦承，自己在重新评估哪一方的论证对 “那时代的人” 更有说服力时，改变了立场。在他于2006年出版的《南北战争作为神学危机》(The Civil War as a Theological Crisis) 一书中，乐马可曾主张 “支持奴隶制” 的一方，因其论点简单易懂，因此获得更多支持。然而，在本书中，他重新检视先前的证据，并参考新的史料，这些资料的份量使他深信：反对奴隶制的圣经论述其实本应足以说服当时的社会。
我很敬佩乐马可身为资深学者，仍愿意重新审视证据，并推翻自己先前的结论。他也清楚说明，若自己能对内战前反对奴隶制的圣经诠释者提供建议，他会指出 “那本可以成为他们最有力的武器 (论点)”：
如果美国人真的宣称自己 “只依据圣经行事”，或至少视圣经为主要的权柄之一，而圣经却几乎没有出现非洲奴隶的例子——更没有任何可信的命令表示只有非洲人应该被奴役——那么，支持奴隶制的论点，在那个年代根本就不该享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影响力式微本书最后两部分记录了南北战争后五十年间，圣经在美国社会地位的改变。乐马可主张，圣经影响力的衰退，与白人新教徒有关，因为他们 “造成了一种普遍印象，就是：宗教无法对19世纪美国最重要的议题 (奴隶制度) 提供可信或甚至一致的回应。”
19世纪末，当一些新教徒开始坚持以 “圣经的无误性” 作为诠释的起点时，已越来越少人愿意倾听。乐马可写道，在非新教徒的大量移民涌入，及南北战争的巨大灾难之后，“说英文的白人新教徒已无法再主导公共领域”。
1911年，为了庆祝KJV圣经问世300周年，伦敦、纽约与芝加哥各地都举行了庆祝活动。英国首相、各国大使、美国总统塔夫脱 (William Howard Taft) 及英王乔治五世皆发表演说。如今回头看来，这些演说更像是对圣经曾在英美社会中扮演的主导地位的 “追思悼词”。乐马可认为，进入20世纪之际，“许多人开始完全抛弃宗教的指引，转而依靠社会权柄，或专注于今生的事物”。
这本厚达八百多页的巨作内容丰富，提供大量值得反思的材料。在阅读过程中，我也形成了三个希望乐马可未来的著作能探讨、或启发其他学者讨论的问题。
乐马可正确地指出，美国人提出的各种主张 (无论好坏)，“并不是因为他们愚蠢，而是因为他们活在一套不同的宇宙预设 (立场) 中”。因此我首先想问：今日的美国人该如何更有意识地察觉，我们现今对 “民主” 及 “独立” 的预设，是如何影响我们对圣经的应用及诠释？ 再来，既然历史已经告诉我们，我们不太可能在圣经诠释上达成共识，那新一代的美国人该如何培育基督徒德行/品格？最后，乐马可是否愿意再写一本续作，从1911年之后，继续追踪美国人过去一个世纪是如何与圣经互动的？
我衷心希望他会这么做。
西恩·麦吉弗 (Sean McGever) 是亚利桑那州天堂谷青年使命团 (Paradise Valley Arizona Young Life) 的地区主任，也是大峡谷大学 (Grand Canyon University) 的兼任教授。他经常在美国、加拿大与英国各地演讲、教学与事奉。他的著作包括《重生：卫斯理与怀特腓德的福音派归信神学》(Born Again: The Evangelical Theology of Conversion in John Wesley and George White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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