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礼逊

杨宁

 

 

目 录

著者原序 ………………………………………………………
译者引言 ………………………………………………………
大事年表 ………………………………………………………
第一章 闭关自守的大陆 ……………………………………
第二章 伟大的遗传与细小的婴儿 …………………………
第三章 心里所蕴藏的人 ……………………………………
第四章 崇高的职位 …………………………………………
第五章 中国的宣召 …………………………………………
第六章 航程 …………………………………………………
第八章 「旧广州」 …………………………………………
第八章 面对一生的任务 ……………………………………
第九章 临到重要关头的决断 ………………………………
第十章    奇异的重叠工作 ……………………………………
第十一章 卒有同工一人 ……………………………………
第十二章 恒河外的传教会 ……………………………
第十三章 撤职而不去职 ……………………………………
第十四章 常在孤寂与恐慌中 ………………………………
第十五章 东方的爱俄那岛 …………………………………
第十六章 翻译圣经 …………………………………………
第十七章 忧上加忧 …………………………………………
第十八章 大火灾 ……………………………………………

 

第十九章 十五年后 …………………………………………
第二十章 归英国两年 ………………………………………
第廿一章 重来中土 …………………………………………
第廿二章 种种服务方式 ……………………………………
第廿三章 传教士陆续增援 …………………………………
第廿四章 生离即死别 ………………………………………
第廿五章 忠于职务至死之日 ………………………………
第廿六章 不朽的光荣 ………………………………………

 

 

著者原序

「开山祖已被遗忘了」——这是马礼逊在一时伤感丧气中所发的牢骚语。这句话，对于他本人年年日日独自在那孤寂的岗位上工作，似是真的，但是一般地施诸他时他处则未必然。大凡开山祖，即如古之先知，也许遭时人之鄙屑，甚或害死，然后代的人虽将为其建造坟墓，以发潜德而阐幽光。在马礼逊的生平，其生前所享之盛誉已超过多数的传教士，而时间愈演进其名誉之光辉愈增加。
这时，重新追忆他的生平与工作是最适合不过的，因为福音事业在中国已开始了新而富有希望的一页了。马礼逊当年在中国笔路蓝缕开始建立的基督教会，如今请求自理了。从前渺无一个基督教徒（指更正宗而言）的大地，与现在已有一个生长强健要求自立的教会之大地——前后两大时期已衔接起来。在前期有勇敢刚毅的大建筑师马礼逊，而在如今之大地上则有全国基督教大会，约在两年前开第一次大会于上海。
那次大会于一九二二年五月开会时，著者有机会得以参加，出席者一千二百人，其中半数为各地教会之中国代表。全体一致推举一位出色的中国基督徒诚静怡博士为大会主席。这新时代卒之出现了——于其中，外国传教士认识他们应该退让，使本色教会可以增长。每一注视那济济一堂的大会，每一听闻全体合唱马丁路德的凯旋歌，我们中心的印象便深深的感到以前一段的开山祖与殉道者之为道而饱受苦难，及牺牲宝血者，并非徒劳无功的。而在那一张荣誉黄榜上，劳博•马礼逊之名当然是独占熬头的冠军无疑。
关于马礼逊一生事迹的资料源头，主要亦自是马夫人所搜集而编印之「马礼逊回忆录」——内容包括马氏的文件（日记）书札等，这当是至有价值的史料。此外则有马氏遗著「别离追记」及米怜氏之「开首十年之回忆」，尚有罗卜生氏，于一九一三年八月廿八日在「长老会」期刊发表的「马礼逊传略」。罗氏为英国长老会的历史学社社员，家居纽加素。（即马氏故居所在地）著者得其此篇及其他种助力甚多。
著者曾旅居中国逾十年，广州及其附近地方均已到过，各种必需参考的书籍亦涉猎颇多，以故对于此书内容之背景，自问有相当的认识与准备，惟篇中脚注不多，未能将所引用的资料全数注出，引为憾事，但其中重要的权威，如有必需，则已一一标明了。
全篇故事，不得不从西方人士的观点叙述出来，因为这究竟是一个西人的生平事迹，而其毕生所遭受的困难与痛苦，大概是由中国之闭关排外而致的。我们自由承认，对于当年中外之冲突，双方均须负同等的交互的责任，诚如中国谚语所谓「孤掌难鸣」。如果本书中对于中国顽固的闭关政策之责备或注重，多于西方国家之自私的侵略行动，则并不是因为蓄意要掩饰西方的种种罪恶，但却因为这传记的范围之严格限制，以至不能详细讨论那国际大问题之故。
马礼逊当年献其毕生的能力以赴之大任务，至今仅得局部的完成而已。传福音与全世四分之一的人民——这事业之艰巨是超过一般人之所能认识者。这里仍有许多未经开拓的荒地，犹及待开山祖之披荆斩棘开辟草莱的工作——仍有许多特种民族之语言及待学习及亟待代制文字——他们仍未得闻福音故事之美歌；这里仍有以百万计的回教人士未闻福音而亟需向其施行工作的；此外，对于中国领袖人物之联谊及合作等等工作尚有无限的范围亟需努力从事的。愿这个勇敢刚毅的大建筑师种种工作之故事，即本书所叙出者，将可鼓舞基督教会重新努力，使其得以闻风起而完成这大事业及「搬出一块大石头安在殿顶上，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与此殿。”」（亚4:7）

海恩波于伦敦「中国内地会」

一九二四年一月十六日

 

引 言

本书原著者曾说过,马礼逊翻译圣经，因必须仔细研究全书,心中大受安慰，获益不浅（第十七章）。同样，我翻译本书，知识固增加，而精神上大受马氏生命之鼓舞，获益也不浅。我对于马氏生平，自幼即已感受深刻的印象，但由此书而认识其人更深更真。我相信,不特他的开山传教事业已成不朽之功，而且他的人格简直可以为一般人的模范。关于他的苦学立志、操守、信仰、廉洁、尽职、勤劳、行谊、情感、生活、慷慨、牺牲……诸端，书中都有详实的记载与生动的描写，阅者读罢掩卷而思，必油然兴起与我同样敬佩之心，这里不必费词赘说了。
独是，我终觉得不能已于多说几句话。大凡传教士到异国去工作，而不敬其人且不爱其国，而对人则徒持蔑视的态度及可怜的动机，对己则忘怀国家种族之优越感者，必不能成为良好的、成功的教士，盖这根本是违反基督的教义与精神的。若马礼逊博士者，当其决志来华之始，于邀约友人为侣之函即曰：「中国人有许多是文化高优、学问丰富的，不特不亚于我们，反而是优于我们的。」此其尊敬中国文化为何如也。彼虽不满于当时清吏之颟顸腐化及市侩之冷酷无情，但对于一般的中国人民则以基督之心为心，一视同仁，爱之助之备致，与对待欧美人无所轩轾，至云：「我立定宗旨，将自己贡献与中国人」。则其爱吾国人又如何也。当英政府取销东印度公司专利执照而厉行自由贸易新政策之初，彼已能预料此制度之大变革必引起特殊严重的后效，乃云：「但我祈祷其将有利于中国，不独是徒然有利于英国的，因为我不是那一类的爱国者——要靠损害人家来尊大自己。我不以为基督教承认这样的爱国主义。然而一般之谈论自由贸易者，有几人能以中国的幸福为念的呢？」这几句话，益能表现他的正义感，人道感，确是超越国家种族界线之上，而能于国际间实施「己所欲，施诸人」及「爱人如己」之基督遗训的。这真是为基督教爱国主义及国际主义的典型。
尚有一点所应特别提出的，那就是马礼逊博士在欧洲提倡研究中文之殊功。他自己对于中文之成就已成为当代欧洲中文学者之第一人。其后乃有理雅各博士之继起，（先主持马六甲之英华书院，后迁港）翻译「四书」为英文，后膺任牛津大学中文教授。此外，其他传教士之成为汉学家者辈出，如英之麦都思，湛约翰，美之裨治文，卫三畏等，或直接受其培植，或间接受其影响。以至于今，中西文化沟通之功大著，实由马博士开其先河，奠其基础，这也是不朽之业。
至对于传教的开山事业，他于绝无可能的环境当中，能运用其东印度公司服务的机会以留居广州，展开工作，卒能以艰苦卓绝的大力，翻译第一本中文圣经，招收第一位中国信徒，封立第一位中国牧师，以奠定中华基督教永恒不拔之基。不宁唯是，他的事业是建立中国的基督教会而超越各宗各派之上的，例如：他自己属于长老会，而用英国教会的仪式及公理会的原则，又能与欧美各派的教会教士合作无间（甚至与德国的郭士立牧师合作）这确是基督真精神之表现，而树立后来各宗派联络、合作，甚至联合为一（如中华基督教会是）之模楷。至其在晚年则深以大业中断，绍述无人为虑，乃早为之计，力向英美申请陆续派遣援军来华，卒得如愿，由是继起有人，而双手开辟的工作不至中断，且可绵绵不绝的传留后代，日益光大，至今他自己可以从容「告退」。视死如归，瞑目而逝。他真是一个典型的、成功的开山祖。
对于马礼逊博士之人格与功业，本书之末章已有至为精辟不易的结论，我在上文 所提出之几点不过补充意见而加以特别的注重而已。历来中外书籍对于他之月旦，如能一一搜集汇录出来，当是佳事，可惜现在办不到。姑引以英人效力清廷而为中国首任总税务司赫德之言以为例。其言曰：
马礼逊在屡次失败和绝望之中努力奋斗，卒获胜利。英雄不是只能在战场上遇见，我们在人生各方面都能找到英雄。英雄诗的作者在日常生活中能寻到真实的英雄故事材料,在煊赫一世的帝王身上反而找不到。马礼逊就是我们在平民阶级中所找到的英雄；他有英雄的灵魂。「失败」把他那铁质的性格炼成坚钢,而「困难」则激起了他的天才发露。(载重版梁发传六十六页)
我以为，与其称他为英雄，毋宁称他为「伟人」之为愈。原书标题曰：Robert Mori-son: A Master Builder。这名辞出自哥林多前书三章，但直译意译，用中文写出来，俱不大典雅，且亦未能明显地表示其意义。所以我斗胆改作传教伟人马礼逊。马博士当之，殊无愧色。如果我要为马博士题赞，我必引用友人梁均默（寒操）先生的杰作「驴德颂」）一首七律。诗曰：
木讷无言貌肃庄 一生服务为人忙
只知负责无轻重 最耻言酬计短长
绝意人怜情耿介 献身世用志坚强
不尤不怨行吾素 力竭何妨死道旁
不过，这是驴子天生的（自然界）本性；必由自由意志，作自由选择，乃堪称「德」；复必以自由努力，经自由奋斗，得自由成就，乃堪称「功」。诗人的说法，只以「感情透入」作用以「比」体以为物而已。所以天下只有伟大的人物，而无伟大的驴子。其实，人能修德立功，至于此极，正是本书原著者所称为「不朽的光荣」，亦即吾国之所谓「天爵」者是已。
原著者对于有关马氏一生的史料，确曾下过搜集与考证的功夫，所以叙事详实，解释可靠，确能将其生平伟大的人格与功业活泼泼地、清清楚楚地表现无遗，而且措词有力，至能动人，诚为马氏传记之最佳者。不过，本书原意是为外国人而写的，所以选择材料与解释事实，每多为不了解中国背景的外人而言；若在中国读者看来，有些地方自不免稍嫌其烦冗芜杂了。所以我斗胆将原文略加节删，务使臻简洁切实，只其将本书的主人翁作单纯有力的表现——系专为中国读者计也。其余大部分的文字几乎是照原文逐字逐句而翻译的。自问对于原著者及主人翁均不失一个「信」字，还加上一个「忠」字。
马礼逊博士自己提出翻译的两大原则：1.忠于原著者的意义及精神；2.文字上，务求诚信、明达及典雅。（后者即是吾国翻译名家严复所订定的「信」、「雅」、「达」，三字诀，大概前者即包括于「信」字中。）这是翻译工作的金科玉律无疑。但我仍觉得，大凡翻译伟人传记这一类的书，当要有一附丽的原则——加在前条之下；即是，应要绝对忠于所表扬的主人翁之精神、人格与事功，即如翻译「旧约」者之于摩西、约书亚及各先知等民族领袖，与翻译新约之于耶稣、保罗。我特别提出此点，因为我每一下笔翻译本书，必战战兢兢地本着「执事敬」的精神，以信雅达的文笔，依着著者的意义与精神，务期达到真真实实地、活活泼泼地，把「传教伟人马礼逊」表现出来的宗旨。这译本之成功抑失败，要以这一圭臬为断。
基督教辅侨出版社决要将本书介绍之于国人，因见我近来为研究太平天国的基督教而尽力搜罗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史料，而对于马礼逊博士的生平颇有认识，乃以翻译工作责我。我以兴味所及，其人其事亦属我的学术研究范围，而且尤因我深心钦敬其人，故不辞而应命，抽暇以为之。其中，关于有些专名及英国历史背景，个人无法考证的，则得力于该社总干事苏佩礼牧师之助不少，谨此致谢。

 

大事年表

一七八二 马礼逊生
一七八三 英国承认美国独立
一七八五 马礼逊举家迁居纽加素
米怜生
一七八九 法国大革命
一七九八 马礼逊加入纽加素教会
莫士理博士倡议翻译中文圣经
一八○二 马礼逊申请入鹤士敦学院准备为教士
一八○三 到伦敦入鹤士敦学院
一八○四 向伦敦传教会申请为传教士 入高士堡学院
一八○五 居伦敦学习医学、天文学及中文
一八○七 启程赴华 九月七日到广州（时年廿五岁）
一八○八 蹴居法国洋行
一八○九 与莫敦女士在澳门结婚 受聘为东印度公司洋行翻
译员
一八一○ 印行中文「使徒行传」一千本
一八一一 翻译「路加福音书」、「中文文法」脱稿
一八一二 清廷令禁印刷中文基督教书籍
一八一三 米怜夫妇到澳门
马礼逊完成「新约」译本
一八一四 米怜南游马来亚
马礼逊为中国第一位基督徒蔡高施洗礼
一八一五 马夫人挈儿女回英
米怜夫妇动程赴马六甲主持恒河外传教基地
滑铁卢之役拿破仑战败被放逐
一八一五 马礼逊被东印度公司伦敦董事会撤职
一八一六 英国安默使节赴北京马礼逊随行为传译官
米怜在马六甲为梁发施洗礼
一八一七 格拉斯高大学赠马礼逊以神学博士学位
一八一九 米夫人去世
新旧约圣经翻译完成
一八二○ 马夫人挈儿女回澳门
一八二一 马夫人去世
一八二二 米怜去世
广州大火灾 英洋行被焚毁
一八二四 马礼逊回英渡假——初次亦末次 与艾女士结婚
一八二六 马氏举家回中国
一八二七 创办「广州志乘」期刊 请求美国多派传教士
一八三○ 裨治文与雅比理到广州
一八三一 郭士立开始北游
一八三二 史迪芬到广州
一八三三 马礼逊之澳门印刷所被停止工作
卫三畏与杜里时同来广州
马夫人挈儿女回英
律劳卑膺任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
一八三四 律劳卑到中国
马礼逊去世（年五十二岁） 律劳卑去世

 

第一章 闭关自守的大陆

「石头啊！石头啊！石头啊！你几时为我主开放呢？」这是意大利耶稣会东方监督华理南于一六○六年间在澳门去世之前，遥望着中国大陆而发出的呼声。远在他之前半个世纪，方济各•沙勿因不得入广州而同样痛心疾首，卒至老死于海滨一个孤岛上（上川岛）。由来，中国是不开放门户于世界人士的。
中国的疆界，西有西藏一带的山脉，北有戈壁大沙漠，其东其南则有洋海为界，故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实是易易。其北方更有万里长城，二千年来为其酷爱孤立之象征。历年愈久，愈令此老大帝国觉有关门大吉之感。
但在另一方面，这东方古国常使西方人迷缠眷恋，舍弃不了的。历古以来，许多人务要努力透入其内部以期发见其秘密。景教的教士及阿拉伯的商人，早已来到其人烟稠密繁荣富庶的都市中。天主教的教士与威尼斯的商人（马哥勃罗为威尼斯商人），也要远来传教或贸易于此土。
甚至哥伦布也要开辟一条西方路线以达到中国及印度。他带了一封由浮定南与伊纱白（西班牙帝后）致东方大汗的国书。这件公文，涵有很温柔的外交情调，值得引出：
我国皇帝皇后陛下，久闻贵国大汗与其臣民对于我帝后陛下深怀爱念之忱，及素欲得知我国的消息，因此特派海军大将哥伦布前往奉告伊等身体健康国家昌盛。
（Granada一四九二年四月三十日）

英国的伊丽沙白女皇（一世）也备了一封至中国皇帝的国书，介绍英国第一次到华的英人团体。那国书是代表伦敦商民有所请求的。原文用拉丁文书出：
当他们（商人）为交通贸易之故而到贵国的驿站、商港、城邑，请予以来往，进退及与贵国人民买卖货物之完全自由。……但在我国方面，将不独安分守己表示好感，而且力使两国间的友爱与商务愈为加增。我国亦极愿照样准予贵国人民——如陛下以为可行——在我国各处居住及交通之完全自由。
不幸这团体中途溺死于海中，故中英邦交未早实现。
葡萄牙是欧洲第一个国家之与中国通商的。荷兰人继之。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又继之。（在上言的遭遇不幸的访华团四十年之后）其第一位英国人到中国者是一个妇人。她原在一艘航行到日本的船上任女仆，船在中国海岸沉没。她悻得救。后与一葡商结婚。
其时，外人在中国经商者，受尽诸多限制与苛待。有一位早期的著者，以在广州居住的欧人比拟于动物园内所蓄的禽兽。卫三畏（初期来华的美教士）尝谓清朝待「夷人」如禽兽，深信以理治之则乱，故以苛例治夷为至善之方法云。
至一八五八年，天津条约签订后，乃协定于公文上不再称英国的政府及人民为「夷」。（原约第五十一款）
中国之严拒外人之侵入，可引以下事件为证。时在一七五九年（乾隆廿四年），有东印度公司高级职员名费连者乘木船冒险北上至天津，运动一大吏上奏请求多予外人以通商自由。结果：此官吏被斩首，费连则囚禁狱中，虽经英、法、丹、瑞、荷，各国联合抗议营救亦无效，卒于两年半之后被逐出中国。此事之发生，正当中国权力与声势最盛之时也。
此时，在乾隆帝治下（一七二六——九五），为中国之全盛时期。回部喀什噶尔及叶尔羌被其征服。新疆归其版图。缅甸战败，成为其藩属。清军甚至侵入远隔喜马拉雅山脉之尼泊尔，令其强悍好战的民族也迫要屈服而承认中国为其宗主国。（按：乾隆自夸有「十全武功」）
这就是在十八世纪末叶，那个闭关自守的大帝国之形势了。如内蒙古的忽必烈之短期的光荣为例外，则中国疆土之辽阔，国势之强盛，确是自其有史以来前所未有者，然而其闭关自守之顽固决心亦从未有如这一时期之甚者。凡一般商人或传教士之站在外边而欲叩关内进者，无不蒙耻受辱，时或惹起怒恨交并焉。直至此时，从未有基督教传教士敢于轻身一试者。然而前进的日子已现曙光了。冒险来华，捱受艰难苦楚以传福音于四万万中国人——这一神圣使命是需要有大无畏的决心与永恒的忍耐，方克有济的。其时，有一位青年人闻此神圣的宣召，起而应命。卒成不朽之大功。本书的宗旨，就是要把这传教伟人一生的故事叙述出来。

 

第二章
伟大的遗传与细小的婴儿

在英国各郡邑中，其历史之动人感人至深者，莫如那森伯兰。其地，原为远古那森国之一部，历史之光荣，人物之伟迹，无可比拟。留存至今之废垒残塔以及罗马颓垣旧址，皆足为其英雄时代之遗痕。至其民间传说与歌谣，犹充满勇敢与冒险故事，流芳百世。而其修道院与圣岛之遗迹，更足为其先民对于传教的热诚之明证，盖感服英国使其终于皈依基督教之先贤多人，皆与那森国有密切关系的。
昔基督教在英国的开山时期中，有顾拔（Cuthbert）以名诗人而努力宣教，（顾氏即Lindisforne 主教）又有毕德（Bede） 以修道士而翻译圣经。若劳博（名）马礼逊（本书主人翁）之成为中国传教事业之勇敢刚毅的开山祖及圣经翻译者，洵堪与此出自那森之两前贤并列媲美焉。是地伟大的社会遗传，前后辉映，亦有自其一脉相承的继续性也。
…………………………
劳博•马礼逊虽生于英伦之那森伯兰，而其父则来自北方苏格兰之迭德。（当其时，英国之民族英雄辈出，或有事于印度，或创业于加拿大，纷纷为国开疆拓土，立功异域。这个青年雅各（名）马礼逊，乘时别离其故乡飞孚村而迁往南方，在迭德与大恩间之地方，从事农田工作。一七六八年，他与温盖村的聂柯信女士结婚。之后，这一双双信上帝的伉俪即卜居于温盖村，垂十三年之久。（是村在摩帕西北十英里）
劳博是马氏一家八口之最幼子。他的出生地，未能确定，据传说，是在温盖村。缘在一七八一年之冬，马氏因故举家迁往摩帕之布绿村暂居。其年，隆冬天气，特别寒冷。父亲与儿女们先去，而母氏则留在温盖村分娩，接近娘家，便于照拂。劳博以一七八二年一月五日诞生。其后，母子二人乃同往布绿村，一家团叙。
由当时的绘画，可以看见马礼逊童时所居的一带地方之景色。居民都是农家，房屋卑陋，生活简朴，田畴林木，沼泽泥潭，遍野都是。时有猎人策马驱犬，驰骋其间。其时其地农民生活之清苦，可想而知了。
他在摩帕仅住了三年，一切可纪念的痕迹都没有留下。其父因一足患病，不能致力于农事，乃于一七八五年挈家迁居纽加素，别谋生计。从此他改业撑靴器的工匠。由三岁以至近三一岁，劳博的家庭生活就在这一都市之中。
这个都市，在今日已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铁路网，每日有客车八百五十列经过其总站。但当十八世纪之末，在工业大革命之前，其情形为如何，则颇难想像得到。方小马礼逊犹在童时，卫斯理（循道会开创者）曾言：「纽加素为全英国最快乐的都市」，「但其中无赖浪子之酗酒闹事，粗言秽语（甚至出自小孩子之口）则为我闻所未闻者」。
我们可以描写童子马礼逊在街上玩耍嬉戏。其时，全市尚未经改造重建，人口不到三万，城垣大部分仍然存在。我们可想见其钓鱼于江边，游览市中之商店与古迹，及欣赏本地的艺术。当时，施蒂芬孙（后来以发明蒸汽机制造火车驰名者）比他年长一岁，两家人均是友好。我们又可想见两小无猜，常相嬉戏。这两个童子的生活，大有相同之处，即是每日均须劳苦作工，于工作前后始得有求知识的机会也。
马礼逊当然得受多少学校教育，不过他即如当代许多小童一般，每日受课的时间极少。他尤其要善为利用时间以求学问，因为他早年即须从其父学习工艺以为糊口养家之助了。那时，他的初级教育是得自一位在市内教书的舅父，雅各•聂柯信。小马礼逊虽不是一个十分聪明的学生，却能将勤补拙，相信能力即是天才，苦心攻读。他的记忆力非常之强；年仅十二，即能背诵「旧约」诗篇第一百一十九篇，不差一字。可以为证。
然而教育之最善的一部分，并非由书卷而来，辄由与人与物交接而得的。马礼逊是一个精于观察的童子，与人相处，与自然交接，获得真知识不少。从他少时所作的论文，可见其观察与表现的能力是甚强的。十六龄时所作「自然之美」一篇，最为精彩，足为例证。
童子马礼逊虽生长于一个虔诚奉教的家庭，但因在都市生活中交游不慎，曾与放荡及亵渎者为伍。环境影响，几至误陷歧途，据其自言，甚至随人饮酒不止一次云。
关于马礼逊早年的职业，有一时期他曾在北盾一个母舅的工厂里做过制造木屐铁圈的工匠。这与其父的职业是同行的。不过，如不是因为不小心，则是因为无能干，他在这里的成就不佳。因此之故，或正因其自觉这一职业不容其发展，未几即离此他去了。之后，他加入一个旅行剧团，周游各地。马礼逊居然在舞台上演剧——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其实是最不适宜于他个性的事，只因他生成笨钝老实，几乎可以说绝无幽默感的。幸而这经历为期不久，他即脱离这队伍，而献身于较为庄严安定而认真的职务。

第三章 心里所蕴藏的人

马礼逊的少年生活，曾饱受严格的训练，他早就在父亲的工厂为学徒，自幼即饱尝勤劳工作的滋味，同时其心灵又饫闻教义与圣经之真理。其父这时已膺任当地长老会的长老，对儿女常施行严格的训练，特别将幼子劳博交托与该教会的牧师，使得受透彻完善的宗教教育。
由各种记录可知马礼逊早年熟读圣经。其童年所写的文章，几乎全是得了圣经文学之胎息的。他约在十五岁时，脱离了无神的放荡少年的队伍后，即发生内心的宗教经验，深心承认罪过，恐惧来日的审判，及感谢神恩致得救拔。读以下一段他关于此时的自记可知其经验如何深刻了：
恐惧死亡之心情，把我重重围困了，我向上帝痛哭大呼，祈其赦宥我的罪孽，使我在心灵中得更新。罪孽已成为一种担负了。就在那时我经历生命的变化，相信也是心灵的变化。我立即与一班闲散放荡的同伴脱离了，而自己从事于读书，静想及祈祷，已使上帝喜悦。将其圣子显现于我，那时我亲尝「幼年的恩爱和婚姻的情爱」的经验。

劳博随即加入其父的教会,又参加一个祈祷会。祈祷会每逢星期晚上在其父的工厂开会一次。同时他又与另一青年成为挚友,几于每日会晤，共同读书，作虔敬的谈话，及同往探视病人。
他又真心求学，熟习一种速记法。自此时起，他开始写日记，直至动程前往中国之时只有片段的脱节而已。由其留传至今的日记中，我们不特可以确知他的生活方式，而且可深识其为人如何。他未尝停止其手艺，每天工作十二至十四小时之久。他常放一本圣经或他种书籍于其身前，以便于休息几分钟时即可阅读。到了晚上，他把卧床移置工厂靠近入门处，于清晨开工前提早起床一小时，利用此清静无扰的时间来读书。这地方现在名为「马礼逊场」。
可是他所得读的书，寥寥无几耳。纵有多本，亦不知其能尽读之否。这时，他深心考虑应否只限于读圣经一书。他的日记中（一七九九年九月廿八日）有这一行：
圣经是我现在所读的唯一的书。

六阅月后，他又读云：
我曾读植物学及其他多种书籍。我不知道应该不应该只读圣经。

他卒之不限制自己读书的范围，有以下的日记为证：
家庭礼拜之后，我坐下读一本天文学，但以精神疲倦，奄奄欲睡，终不能读下去。

无怪他精神疲倦了，因为他整天做工，劳惫不胜，何能再有多余的读书的时间呢？他在父亲的工厂里做手工,每日由上午六时起至入夜七八时方止。他只有在清晨早一点起床，读书一小时，及在晚上放工后读至深夜方息。这是自我教育的刻苦工夫。后来他毕生有头痛之患，可能是因在早年勤劳过度而致的。
他在一八○○年杪所写的日记，充分表现他自我检讨的苦心，而于其将来的生活有重新的决定。在新世纪开元之顷，他严重考虑献身为教会服务的大问题，因此对于自我教育进行作较有系统的准备。自一八○一年六月起，他得黎德罗牧师授以拉丁文，所纳学费皆由其微少的工资积蓄而来。同时，其手工继续如常不能减少。关于这时的学业，他自记云：
我不知结局如何——只有上帝知道。如果上帝喜欢我在世上生存的话,一俟得有他所赐的机会,我意欲为基督的福音服务。

到了一八○二年秋间，马礼逊实行探听投入鹤士敦学院受传道训练之手续。他写一篇很长的志愿书，详述其准备献身为教会工作的感想。内容充满特殊的兴味，表露其心灵的内蕴。他之切实自审自省，自作种种问题，足以显出他在决志于宣传福音这个崇高而神圣的职责之前，确曾对自己的灵魂下过严格的训练工夫，不稍姑息。兹录原文于后。
我的灵魂啊！你想成为一个主教，一个基督的仆人，一个牧师吗？你要深自省察你的准备如何，你所得闻的宣召如何，及你奉献自己以任此极为重要的工作之目的如何。我是一个真实的基督徒吗？——抑或我是一只魔鬼——是一个对神对人的作伪者——是一个在心里款待罪恶与魔鬼的人呢？……我在心灵上昭事上帝吗？我在圣灵感召之下读书、静想、祈祷、谈话吗？我确实知道基督与我的关系吗？我对于肉体果无信心吗？
我对于教会内的讲坛有何特别适宜之处，使我能堪在上帝之前奉献自己于人人的良心呢？……我为自己博取这荣誉呢?——抑或是为上帝所宣召有如古昔之亚伦呢？我是不是受基督之差遣，而由其给我以宣传福音之责任呢？……
我进行担任这工作,其目的为何呢?上帝临我,仔细审察我的心腹肺腑——我敢向他呼吁……我敢宣言,我绝不为自己而追求伟大的东西;我不贪图人家的金钱或美服吗?……
我果曾细心考虑前途如何吗？——抑或盲目前进贸贸然担此大任呢？我曾考虑过这为人牧者的职位之性质为如何——自己将成为代表基督的大使吗？……我将不因责骂、迫害、饥饿、裸体，（无食无衣）甚至丧失自己宝贵的生命，而或萌悔意，中途退缩吗？……将不特永远皈命基督而且为耶稣之名而死吗？

读了这些自审自省至为严厉的问题，可知他决心之坚，立志之诚。倘不如此，则毕生所遭受的艰难困苦的经验，岂不能毁坏他的生命于一旦吗？

 

第四章 崇高的职位

传教到外国之需要及要求，早已深入马礼逊的心中了，年方十七，他因得读「宣道杂志」及「传教杂志」而大受感动，即明告父母以萦绕其灵魂之渴望。不过，他原是母亲所最宠爱的幼子，依依膝下，难舍难分，殊不欲其年少离家，远适异国。这伦理的结合，与乎对慈母的责任心，均极强大，至令其顺从慈意，答应当母氏有生之日不作远游。他终于履行这一诺言而有信，迨老母病危，他晨昏服侍，得到老母最后的祝福。
一八○二年十一月廿四日，母亲去世未久，他正式向鹤士敦学院申请入学，准备献身为上帝基督服务。（按：这学院是专为训练公理会牧师而设的。他上次的举动是调查入学手续自作预备）既被接纳，他即由纽加素乘船赴伦敦，虽父亲与家属都不赞成，亦不顾也。捱过了一些风浪晕船之苦，他于二十一岁生辰之次日到了伦敦。翌日，即入院肄业。他以前苦心的准备，已见大效。此时，倍加努力，未几。其成绩即能超过同学中之优异生了。功课之余，他同时致力于实际的工作，在伦敦巡行播道会主持之下，常到郊外村落传道。
在这学院两年期间，他愈受外国传教区的要求所感动，虽然纽加素的亲友纷纷请其够去工作。他自记云：
耶稣啊！我已舍弃自己而为您服务了。不过，我的问题乃是：我将在那里服侍您呢？我得知您曾教徒众去天下万国传福音。……主啊！我意欲前去最需要这种工作的地方。也许有些地方比他处较为艰难的。无论到那里去，我自觉都是不合式的。……然而倘若得您加强我的力量,我便转觉没有不能干得到的事了。主啊，对于此事求您引导我啊!……请令我能够估计代价，得一决断，然后坚毅实行。

他要实现这宏伟的志愿，必需极大极坚的决心，因其时，老父的健康已日衰一日，而且自从马礼逊离家后，其生意亦日落一日。他父亲去函召其回家，但他覆函婉却之，虽充分表现亲爱之情与孝敬之心，而甚以老父之幸福为念，可是同时引出手执锄犁不能后顾之大义绝不改变初心。然因忠孝不能两全，其灵魂分裂之苦痛可想而知矣。
他的教师们也鼓励他留在本国工作，甚至给予大学深造的机会。然而他的决志，不为之动，他自初立志时即遭遇这样的试验，对于他一生的大事业造益很大的，因为来日方长。以后的生活无论如何艰苦将永不至令其中途变更或懊悔了。历时愈久,考虑愈多,他对于职责的信心愈为坚固不拔。结果：于一八○四年五月廿七日,他向伦敦传教会迳行申请为外国传教士。
在发出此关系重大的申请书之前，他写了一封至为有力至为动人而且亲爱真情洋溢纸上的家信寄给老父，略云：
父亲啊！我既经舍弃自己而为主的仆人，我应当热诚从事于任何工作——甚至最危险的亦所不畏避。希望您能同意于我这句话吧。……我不怕什么，只怕我对主叛变的心而已。

五月廿八日，星期一，他谒见伦敦传教会的委员会。他的申请，在非常短期间，即被通过接受了。他随即被送到高士坡传教学院去受训练。院长为濮固博士。在这受训期间，马礼逊之为人如何，可由其当时同学数人之述语得知梗概，有一人谓其具有「认真严肃的精神」，「不屈不挠的，敬虔奉献的热心」，及「继续学习勤力用功之专心」。另一人名詹士者则言：「在学院时，他是一个杰出之士，读书比他人较勤，态度严肃几至近于忧吁，时作玄想遐思，游心天外，但显是迷醉于一个大目的，愈趋近之，则愈觉此目的之愈为伟大愈为庄严」云。
马礼逊居此十四个月，心里觉得非洲与中国均是可能服务的区域。最初时，他是偏于非洲方面的。他原希望加入柏氏第二次赴非洲的团体。不幸这团体在途中遇险。马氏乃得免此祸。其后，有多种事件指出中国乃是上帝特为他选择的工作区。

第五章 中国的宣召

先是，当马礼逊在纽加素加入教会之年，适有一位莫士理牧师（不属于国教教会的）深感到中国灵性的需要。这个人能力充沛，最喜欢艰难的工作而永不沮丧。于一七九八年三月七日，他印发通讯，鼓吹「设立一个会社，以东方人口众多的民族之文字翻译圣经。这是英国圣书公会成立前六年的事」。
由这张通讯为媒介，他得与东印度公司一位董事葛兰德接洽。葛氏坚称「以中国文翻译圣经为实际上万无可能的事。……」这强调的说法反而给莫牧师以正所需要的刺激。他立刻向施宾塞伯爵多借书籍，兼获准自由出入于其珍贵的藏书室。他又得介绍与许多研究东方文化的学者们会晤。然其最重要之举乃是在英国博物院中发见了一束中国文稿。（原标题曰：Quatuor Evangelia Sinice即「中文四福音」）这令他欢喜极了。这稿件是有人前于一七三七年在广州抄得而赠与皇家学会会长史隆爵士的。后来，史隆举其藏书，连此中文稿在内，全部献归国家，遂成为英国博物院图书馆之基本书籍。不过，这稿件的原有标题是错误的，因其内容不是别的，却是「新约」圣经之和合四福音书，使徒行传，及保罗书翰之中文译本。
莫牧师立即印发一篇文章一百份，申明「翻译及印行中文圣经之重要」，将其所搜得有关此举之一切消息一一述出，分寄于全国各主教与名流（有势力的人士）。六年来，他竟克服了足以令立心不坚者灰心丧志的一切困难。
德亨的主教表示不赞成此举。理由是以下两种不可克服的困难：⑴ 经费浩大无法供应；⑵ 无法介绍及散播圣经于中国，「除非假手天主教教士们」。

莫士理复亲将此事在新近成立的圣公会、西差会提议。这个会的第一次报告书中，关于此问题的记录，竟有十一页之多。但这个会并不采取任何行动，因为坎特布里的大主教已将此议案在基督教学术推进会提出来了。他们「相信以该会经费之充裕，会员地位，才能及势力之高优」，这大计划之实行，自可由他们之手而得「较为完善的成就」云。可是该会，经过四年长的考虑，终于决定不能进行；其所持的理由即是德亨的主教所举出之两大点。此时英国圣书公会甫组织成立，又即将此事予以细密的考虑，但他们也无能为力，只有报告：「如果有一传教会将派一传教士常川驻在中国，则自有合理的方法以进行处理圣经译稿的。」
先是，早在一八○○年间，即圣书公会报告此事之前四年，有一份莫士理所印发的文章落在高士坡传教学院的濮固院长手上。他即感受深刻的印象，认为此举极端重要，因即致函莫牧师，表示同意于其建议，承认中国当为世界上首先开辟的传教区，并暗示以莫牧师年富力强，当率先自去中国担任这工作。
莫士理当时果能去否，不得而知，但他绝未减少其对此举之兴味与活动。他的建议，虽已有三个团体不能实行，未免令其失望，但终见伦敦传教会决议物色一个或多个合式的人前往中国，不禁满心欢忭莫名。未几，他即得与被选的人——马礼逊把晤了。（原注：伦敦传教会最初决定此次所差遣之人，只限于学习中文及翻译中文圣经两任务，而公认于此两任务外之更为急进的步骤是在其时所不能实行的。）
以马礼逊天赋之才能及其在高士坡学院之勤力用功,濮固博士老早对他就有极好的印象,承认其具有应征赴华肩任此大工作之最优的资格。马礼逊虽仍念念不忘非洲,但卒之决定前往中国。过了几个月,他致函与一友人,邀请其同往中国服务,略云:
我愿望能劝服您与我同去。试想想：中国有三万万五千万灵魂，无法认识耶稣基督为救主的。又试想想：您个人对于耶稣之责任为如何呢？请向上帝祈祷。结果如何，幸速赐覆。

一月之后，他又挥函云：
兄弟啊！这宗事业是艰难困苦的。我严重地请您仔细估计一下您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中国人中有许多是文化高优，学问丰富的；不特是不亚于我们，反而是优于我们的。天主教的教士们将为我们的死敌——如果主不以特殊方式施行工作（神迹）于他们心中的话。……倘使他们果为我们的敌人，他们将必是比我们较优的；他们是年纪较长，得人尊敬，学问高尚的人。除却学习语文不计外，这些及其他种种困难，实是极大的。如果我们坚决前去的话，我们须在心内先行自判死刑，不能信托自己，只有信托生活的上帝而已。（译者按：上文末一语，殆即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决志欤！）

因为同工的伴侣物色不得，所以此举继续成为不能确定之局。伦敦传教会初时希望派遣三四个人前去,而以文德甘博士为监督。但因不得其人,不能如愿。这却是不幸中之大幸——因为以后事为证，如当时果得多人前去，全部事业必至失败无疑的。
马礼逊于一八○五年五月到伦敦，出席伦敦传教会的年会。于此，该会董事们告以他须在伦敦或爱丁堡续行研究。于是,他于八月间离开高士坡学院,转赴伦敦,致力于医药学,天文学及中国语文之研究。他每日由寓所步行至天文台研究天文学,又到巴多罗买医院去听医学讲演。有一时期，他曾申请伦敦传教会准其领得医生的资格，俾其得成为医药的传教士哩。
关于此时他与一位中国青年结识而得其教以中文之经过，饶有趣味，值得详叙。一日，莫士理博士在路上偶遇一位衣裳楚楚的中国人。据其自记云：「我不能任其过去，我的心是充满中国的啊！」（按：即谓念念不忘中国也）他情不自禁，即上前与其攀谈，卒邀其人同食。乃由其人而得知另有一位饶有教育的中国青年，名容三德者，刚刚由广州来此习英文，现方寄宿于加来范的一所学校中。（译者按：上言的中国青年英文姓名作Yong Sam-tuk 。有译其姓「杨」，或作「熊」。但余曾闻中山友人容氏言：在其族祖容闳博士赴美留学之前，其族人已有到英留学者，故疑其人姓容，即以音译言，亦较合。「三德」则粤语之音译也）。
翌日，莫士理初次与马礼逊会面。得了伦敦传教会之许可，二人相将前往加来范造访容君。彼此磋商结果，容君允迁居于马礼逊寓所，教以中文。两人合力抄录博物院之圣经译稿之全部，另行抄录由皇家学会借得之拉丁及中文字典之稿件。二人勤劳备至，于几个月内即完成抄录的工作了。
在此期间，马礼逊初次经历东方人与西方人之冲突。（据云）容君性情高傲而专断，二人本一新相识，即行共处一室，因礼仪习俗之不同，彼此之间，难免发生种种误会。一次，马氏一时不小心，误将其教师容君写有中文之纸张投之于火（马氏已能熟诵纸上之字）结果：容氏大怒，以后不再教授功课了。如是者三日。马礼逊因心怀大志愿，肩任大事业，遇有诸如此类的冲突，动辄屈己就之，忍隐不与计较，以期有成。为避免再犯此错误起见，他以后将所要学习的中国文字改写在一块铅板之上，可以随意抹去，随时再写。
一八○六年残夏将过时，马礼逊回到纽加素来，盖其准备放洋，藉此归与亲友道别也。于此，他讲道一共十三次。又曾到格拉斯哥及爱丁堡作短期旅行。
至于如何航行到远东去呢？——这是当时的严重问题。因为东印度公司拒绝任何传教士乘其自有的船只到印度或中国去，所以动程确期，很难决定。卒之决议：马礼逊当假道美国，转乘中立国的船只前往广州。
一八○七年一月八日，马礼逊与两位前去印度的传教士，一同在苏格兰教会受封立为牧师——主持其事者为米迦博士。（按：马氏是时刚足廿五岁）
在动程之前，伦敦传教会予马礼逊「授权书」——授以完全的自由权，「根据你的智灵与见识以应付各种事件」。

第六章 航 程

一八○七年一月卅一日，马礼逊卒由盖里港启程了。同行者有到印度去之戈敦夫妇及李氏夫妇。船名「汇款号」。航程：直驶往纽约。他骤与亲爱者远别，且前途可畏而生活又孤独，心里非常难过，不禁「痛哭」。然幸而强烈的感情并非与决心及勇敢互不相容的，他所有的是后两者。
方其船暂在港外停泊候风西行，忽遇暴风骤至。有许多船只或被吹上岸，或沉没海底，而「汇款号」则遭遇大危险。维时，风雪交加，浪高如山，其船锚断帆裂，漂泊海面，危险万状。此为二月十八日之情况。马氏自记云：
正在危险万分的关头中，船上又报火警，因为有些满盛硫酸的瓶爆开了，致兆焚如。当下，引航人（俗称「带水」）与一船员攀上尾帆，意欲跳入海中，盖其明知必死，乃以为投海而死胜似焚死也。幸得其他船员奋勇上前，将各瓶子推入海中，全船乃得免于难。

在患难当中，为安慰自己及同舟者起见，马礼逊朗诵「旧约」诗篇第一○七篇及保罗昔时航行遇险之「新约」经句。无怪乎全船人等均需要这种鼓舞了，因为直至二月廿六日——几于起程后四星期，其船始再开行。马氏初次与祖国别离，心恐再无生还之日，自是依依不舍，痛苦万状了。
一遇天气晴朗，他即自行读书，或向船员讲道。但横渡大西洋并非风平浪静的航行。严厉的风继续吹着，多日不停，所以读书研究，甚至星期日的礼拜，都不能举行。未几，从三月一日起，船上淡水告乏，无由补充，全船须行配给制，人人均感不便。
有时，船员因困苦过甚而发怨声，马氏则又须以善言安慰他们——既犹有天恩之可感，自不应因遇困难而抱怨了。星期六晚上，忽有已停泊的帆船一艘在远处出现。「汇款号」即驶往其处，探问所需。至则始知其船因海水渗入过多，不能行驶，而船员尽力去水已历十一昼夜了。至次日黎明，该船无法可救，「汇款号」只得尽救其十一人及搬运其所存粮食过船，乃纵火焚之而去，盖免使其随风浪漂泊为害他船也。
四月十二日，在海上已一百零九日了，「汇款号」卒在纽约港抛锚。在其城度过二十日,各传教士大受欢迎,均得慈祥的款待。于此,马礼逊更得获价值无尚的大助力,方克前赴中国。
马礼逊与戈登二人同乘笨重的木车由纽约而到费城小住数天。在这里传教委员会主席葛林博士慨允予以种种助力。另有两友人致函华盛顿京要人，请其备函介绍马氏与驻广州的美国领事。国务卿按:（即马迪生）迅即以介绍函付来——虽然他承认如此帮助一个英国人是不容易办而须慎重从事的。在其他方面马氏各种进行亦均甚顺利。航行大洋的「三叉号」船主布力民乐意载他直到广州，免其船费，惟取回伙食费而已。（另有一船则要收船费一千元）
马礼逊在美国居留一共三星期，令其五中充满深厚的谢忱，脑中则充满愉快的记忆，而其本人也留下一个很有价值的印象于美国。兹引以下的几种记录为证。
在纽约招待他的居停主人云：
因为我们要招待马礼逊先生的消息来得太急促，我们不及准备，只好于第一夜请其就在我们的房间里歇宿一宵，小女之床原在其卧榻之侧。小女清晨睡醒时，即如常与母亲讲话。忽见有生客卧于其父母之大床上，而不见父母在，则大吃一惊。但她目不转睛的注视那生客，开口问道：「先生！你向上帝祈祷吗！」马先生即答道：「是啊，亲爱的小姑娘，我天天祈祷。上帝是我最好的朋友呀。」一得此保证，小姑娘放心满意，即伏枕闭目，不移时又呼呼入睡了。

同上的友人，于马氏动程之前，曾偕其到船主之会计室办理放洋手续，事后又记其轶事云：
我总不能忘记那商人调侃马先生的面孔、言语与神气——在在现出可怜他（马氏）是个错觉的热心人，而其中心则实是不能不佩服其克己、忠诚、勇敢与企业精神的。殆各种事务上的手续办妥之后，那伧夫由办公桌掉转头来冷笑对马先生说：“好吧，马礼逊先生，你真个期望你将能改革那中华大帝国崇事偶像的陋俗吗？”他答以比平时更为严肃的词令说：“非也，我期望上帝将能为之。”

至于马礼逊在这位纽约市民心中留下怎样的印象，再可于以下的记载得明见之。
马礼逊全无一点伪装。他的行为风度，至为老实简朴，不尚虚文。……若举他出来以与别的传教士相比较,则他的虔敬,恍如有皮的老树，而其他人等不过初出的嫩苗而已。

好个「有皮的老树」！——这一名辞足垂不朽了。真的，设使马礼逊不具有特殊的品质，有如他故乡之粗枝伟干坚硬波娑的橡树，又哪能抵受他将来廿余年在艰难困苦的事业中所遭遇的狂风暴雨呢？
「三叉号」于五月十二日，由纽约启碇放洋。其航程是绕过南美洲而横渡太平洋，乃到中国，在洋面历时共一百十有三天。出洋未久，即遇一艘伪装英舰的法国军舰，法军官登船检查，经船主提出美国的航行证件，即得继续前进。幸而船上乘客英籍人马礼逊并未露面，故能避免被捉去之险。（按：其时英法交战，故云。）在全程中，仍不免有风浪之苦，不亚于上次由英渡美之航行。九月七日,星期日,卒之安抵广州,其时,马礼逊别离英国已逾七个月了。（按：是年为阴历嘉庆十二年）

 

 

第七章 「旧广州」

在那时代，外人之居留于广州者，生活上有种种条件及限制，至为特异；此即马礼逊今后所必要屈处其下者。于此不能不申述其概况。
先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前后原有两个。其较老者系于一五七九年成立的。至伊丽沙白女皇时，于一六○○年十二月卅一日，两公司合并为一。这新公司命名为东印度联合公司。
外人与中国通商之初期历史，不能于此赘述。至十七世纪之中叶，即大约在满人入主中国之时，东印度公司之第一艘商船开始到中国。在康熙帝开明政策之下，名义上外人得在全国各港口通商。但至一七六○年起以迄中英战争其间，中外通商只限在广州一处而已。其时，澳门仍在中葡两国共管之下，俄罗斯由陆路与中国通商——此两者是例外。）其时，外国商人每年只许在广州居留几个月，即是由商船开到以至动程回国的期间。其余几个月，各外商必须寄寓澳门。
二百年前，有一位中国著者写了一则小说的故事，（「奇席记」？）内容如下：
在明朝时，红毛夷人有驶船到中国南方海港（澳门）请求通商者。既被拒绝，夷人乃乞求借一席之地以为曝晒其货品之用。其请求获准后，夷人乃以席出，牵其四角，摊开地上。不料摊开之后，席大无比，可容多人。夷乃抽刀拔剑，一摊而前，占领全城。（按：吾粤民间向有此传说，或同源而出者。）

这无稽之谈，（小说家言）清吏似乎是信以为真的。凡外人一切行动，皆被严密监视及慎为限制。其在广州居留期间，只限居于城外珠江北岸一隅之地。这地区，南临江岸，东西约一千英尺，自南至北平均深约七百英尺。江边留有空地深三百英尺作小花园，其余四百英尺则尽为建筑商店之用。期间只有窄巷二三条，全区无异是一大趸之建筑物也。这些洋人商店名为「洋行」（Factory直译为「厂」，因有外国经理人Factor居住其间，及各种货品亦堆积其中）那时，此项「洋行」共有十三个之多。（按：广州有街名「十三行」，即此区遗址。）每一洋行内分建房屋三四间，各以砖或石建成，楼高两层，比之周围之矮小店房自然壮观得多了。在初时，原有许多国家的国旗高挂各行之上，惟当马礼逊在广州居住之整个期间，只则有英、美、荷三国国旗耳。至一八三○年之后，又可多见一枝法国国旗。
洋行所在区是潮湿泥泞的低地，潮水长时，常有水浸之患。（按：昔时广州西关全区低湿，每年夏季潦水浸街，有时街水高至二三尺，有一年高达二丈。）因有此种种限制及种种不适，于是中外争辩问题常为其引起，纠纷无已。清吏时时刻刻严防此「奇席」之伸展，其举动乃由严重而至荒谬。有一时期，江干淤泥愈积愈高，几至与江岸齐；外商乃乘机将此泥地划入其花园界限之内。不料城守官忽然率领多人前来，各携器具，不由分说，尽将此积高之泥铲起，抛回江中，使外人不得多有一寸一尺之地。这一「壮举」殊为滑稽，贻笑外人。不过，其时对外商生活之常例的限制是激起愤怒的而非幽默可笑的。兹举数条以为例证。
各洋行内不准窝藏妇女及军火。这条禁例，是严格执行的，所以各洋商的家眷迫得要在澳门居住。曾有一二次试图破例者，皆失败。第一次欲入此区居住之妇人为英国特派驻华商务监督之妻，同时要特由英国海军舰队移置大炮于门前，以防止中国人将其驱逐出境。另一次，有些外国妇女来此探访，又要调水兵一百五十名上岸以资保护，而防被捉捕。迟至一八三○年，有妇女三人自澳门前来参观各洋行，商务即被勒令停止。
所有外国商人均不准雇用中国仆人。中国当局却为他们准备了有限制的服役。但这些服役者随时可被撤回，藉以要协外商之就范。外人又不能乘轿，人人必须步行，也不得在珠江划艇取乐。惟每月限有三天，他们可以到对岸之花棣一游，但仍须在监视之下。
外人一律不能直接向清吏有所申请。如有所陈述（或控诉），必须由中国行商（买办）转达。有时，英国人的民族性被激怒过甚至忍无可忍，甚至中国人见之亦觉难堪。一次，有一苏格兰人名甄尼斯者有所陈请，亲到城门外欲见行商（买办）竟被拒绝，卒不能达。他倔强不屈，终日等候，至夜间又把卧床搬来，准备在城门外歇宿通宵。这样坚忍的大决心是出人意表的，行商卒为之屈服了。另一次，渣甸洋行的「大班」渣甸氏，正在城门外投递一申请书，（外人一概不准进城）头部忽被人打击一下。但是他一概不睬不理，也不叫喊，不走开，行若无事。自此之后，他即得一绰号曰：「铁头老鼠」。
东印度公司的各队船只，均以柚木制造，每艘可载二千吨的重量。在公司旗下，船队远涉重洋，运输货物。船上纪律严明，即如军舰一般。泊船处在珠江口之黄埔。
该公司的船队每年所值共一千六百万金镑。在当时计算，这实是巨赀了。每次航行归国，须藉英海军武装护航以期安全。清吏于此却不加反对，予以默许。然一当英军舰驶入中国海面而派兵登陆占据澳门之时清吏不只极力抗议，而且立行停止通商。（原注：一八○二年及一八○八年英海军确有在澳门登陆守据之举所以防止法军之占领澳门）当时全欧洲几成为一大战场，至滑铁卢之役而后（拿破仑战败被放逐）乃重见和平，而英国与美国又时相联系龃龉，纠葛莫解；加以印度又有乱事——如果中国因睹此形势而误会外人对中国有野心，有企图，实不足怪的。更可说一句：甚至当时居留在广州内的英人自己团体中也不免有争斗精神之表现哩。
当东印度公司共载有海员三千人的船队一到广州之时，即可知道中国人不需努力幻想便于心中得有何种印象了。经过多天辛苦的航程，饱受了种种限制，这些稚鲁不文的水手，即遭遇猪街（横贯洋行的小巷）之种种诱惑。其间，投机的中国市侩偷卖烈酒。因此，醉汉打架闹事之举常常发生，每有打伤，甚至打死一二华人者。一出了命案，清吏即严酷地要求追凶，以命偿命。在初期，有些不幸的闹事水手要被解去受野蛮的死刑（指斩首）。适在马礼逊到粤之年，有一华人死于这样的「巷战」中，而东印度公司则采取强硬态度，不交出一个英国水手，于是商务即被勒令停止有两个月之久，卒于赔偿五万镑之后乃得寝事而照旧通商。
如此巨额的赔偿费也许令人惊异,然而各洋行的大班,每遇有此种纠纷，即迫处于十分为难的地位了。如果拒绝中国的要求呢,商务立被停止；如果商务停止过久呢,他们又被总公司董事会解职。公司的董事们之所以施以此严厉处分者，又因恐怕公司的专利执照被英政府撤销——倘使本国商场不能依期常得来货的话。公司的执照是每隔二十年换领一次的。中国人大概得知其内幕，故利用停止贸易为对付洋商之至有力的武器。
外人在华经商之不利条件，除以上所述者外，尚有其他诸端。例如：各种勒索、苛捐、抵制、停止供应粮食，延期估价及抽税，（有时迟至船到后数月）处罚重金，甚至有时否认巨债等事。所以当时一般洋商在广州的地位，是不足羡慕，不值嫉妒的哩。
在洋行内，各外商仍尽可能设法使生活较为舒适一点。各行内自设大桌，盛陈各种食品。华洋行商人互相过从。东印度公司的总行内有大餐厅，可容百人同桌聚食，陈设尤为华丽，然而这不过是一个「金雀笼」罢。
外商之居留于广州者，对于生活条件及环境，爱恶不一，毁誉不同，要随各人之脾气品性而异。有美国人阿卑尔于一八三○年抵此，以为生活苦闷不堪，比之牢狱。但另有一美国人于一八二五至一八四四年间居此，却乐不可支，以为此处生活新奇，各人感情和洽，华商交易则非常顺利，无大障碍，而且华商皆诚实可靠；不特此也，外人处此，对于生命财产均得完全安全之感觉；故凡在「旧广州」居住者，无论久暂，临去时必依依不舍，以别离为恨事云云。
虽然，不许外商挈家眷至广州，与夫凡欲领执照往澳门者必遭勒索多金——这两种苛待，常令外商至感不安。每去澳门一次，人须纳苛捐三四百元，返时亦如之。此外，又须纳船费四十元。所可怪者，这些令人愤怒的苛例从未正式取销。前在一八一一年，（嘉庆十一年）曾经一度修订，但至一八一九年（嘉庆廿四年）清廷又颁谕恢复原状了。然而在马礼逊去世之前数月，东印度公司之专利执照因期满不能继续领得，而在数年后中英即启衅，从此中国与外国之关系又另起一章。不过，马礼逊已不及亲见此新局面了。他在中国毕生所目睹身受之生活条件均如上文本章所略述者而已。

 

 

 

第八章 面对一生的任务

传教士初到外国，其开首两年的生活，虽有种种新的兴味，却是极不容易过的。离别多年相处的亲友，进入奇异不适的环境，交接风俗习惯相异而未必同情的人民，更惨受言语不通的限制，及常见偶像崇拜之精神痛苦——这一切联合起来，对这青年服务者加以考验与锻炼，尤其是对身为开山祖这位传教士，这一切的压迫自不免特别加重了。
在开抵广州之前三天，马礼逊所乘的船先到澳门。在那时，他遇到意料不及的幸事；即是，他即会见东印度公司的翻译员史丹顿爵士及湛模士二人。史氏为其前在伦敦时早已相识者。湛氏则此次携有介绍函往见者。两人均应许尽力相助，兼对其特别提出生活困难之实况。湛氏诚恳祝其成功，但谓欧人绝不知道居留于广州及请人教习中文之困难情形。他说，中国人民严令禁止不得教授外人以中文，违者处死刑。史氏亦证明此令人沮丧的报告为千真万确的。且告诉马氏云，东印度公司的洋房，除经商者外，不许容留外人居住；又谓居留在澳门亦特别困难，因天主教教士异常嫉忌云。（上见马氏日记）
这些消息均令这位新到的传教士杌陧不安，不知所措的。无怪其日记有云：「我心焦急无措，极为不安」了。然而上帝所开之门，无人能闭之；他前面的门户已大开放了，不过他的眼睛此时尚未得见耳。
马礼逊一到广州之日，美国洋行的大班贺灵敦即在其自己的寓所辟一室以招待之。但因贺氏的职务，实际上即是驻粤的美国领事，马氏自觉与他同居，太为公开，惹人注意，极不方便，于是改在米纳比较辟静一些的寓所住下。米氏也美国人，马氏亦携有介绍函来给他的。然人的焦急心是与生俱来的。正所谓「过了一山又一山」，马氏至是又遭遇大困难，即是个人的费用问题。他原是农家出身，生活俭朴，于此对于广州外商所享受的豪华奢侈的生活，一如王公式，太不惯了，致令其进退维谷，踟蹰难办。一连数月，他屡写信返祖国去，都因生活费用太大致令伦敦传教会担负过重，大伤脑筋，中心痛苦。他的函件详细开列房租、伙食，甚至蜡烛与洗衣之价钱。历时许久，他心里仍不能自决将仍与众人同桌共食否，抑自开火爨为是，或自行居于一个小房间。此时自记云：
我知大地上一切的所有物皆是属于主的,金钱也是属于他的,不过我仍尽一己之所能,以期不需浪费而传播福音。

须知：因生活费过高而惹起的挂虑与烦恼，并非由伦敦传教会有明文之规定或限制所致的。这完全是他俭朴的本性之表现与良心之主张。但未几，他卒有解决的办法；即是，为节省费用计，他离开美国友人的豪华寓所，而迁到一家货仓（土库，在洋楼地下一层）居住，改吃中国饭菜，兼历行采用其他节俭方法。因为克己节约，营养不足，加以工作勤劳过甚，镇日呆坐埋头伏案而缺乏运动，至令其健康日趋衰弱，卒至有一时期不能步行穿过自己的房间。
对于所有的书籍，他小心护理之，过于珍摄身体。当其初到时，他特别谨慎从事，把自己带来的文件与书籍，一一由船上搬到洋行里，极力避免清吏之搜获而藉知其来华之宗旨。他对于自己的生活享受，虽不求舒适而万分节俭，而对于购置书籍则殊不吝啬。他自记有云：
我在航程中所穿的陈旧衣服，仍然可用，但对于一切有助于完成任务的事物，则不惜金钱以购置之。因为不能预知我将能在此继续工作有几久，所以我买了些书籍、纸、笔等项。书籍是偷偷买来的……现在我的图书室一共已有四五百卷了——这都是关于语文、宗教、哲学、医药、法律及历史的书籍。

未几，他藏书之数增至一千二百二十九卷。他明知为他买书的中国人上下其手，藉端图利。然而他乐于受骗，因为无论代价多少，书籍是他所必需的。
他所居住的货仓，平常是寄存货物之处，等于欧人住宅之地窖。马礼逊此时的生活有米怜牧师，后来所著的「开始十年之回忆」一篇，描写详实，原是根据马氏之自写稿而成的。爰录之于后。
其始，他吃中国饭菜，与他的中文教师共食。他的生活方式异常俭朴。晚上所用的灯只是一盏瓦制的油灯。（按：粤人称为「灯盏」）而另以一本厚书树立灯旁借以遮风。……他留长指甲，一如中国人。他脑后垂辫，每食则用筷子。他穿上中国式的长袍和厚底鞋，在洋行区街道上行走。他如此生活，立意原本是很好的，不过后来屡屡说及当时见解之错误。

他终于觉悟这样的热心是不遵依知识所启示的，而且高昂的房租是不可免的邪恶，于是租赁了法国洋行（其时是空无人居的）于一八○八年二月乔迁。一向至今，人皆视其为美国人。在那尴尬情势之下，他只好默不作声，不承认，也不否认。
上文曾言，中国人教授外人以中文是犯死罪的。然而金钱几乎是万能的。因此，马礼逊卒得延聘两位教师（俱是天主教徒）教授中文。其一是本土人，秀才出身。其他是山西籍，曾在北京与天主教人士相处多年，授以国语（官话）。两人日常感到被清吏查出及受刑之恐慌。其一人更常怀毒药于身上，准备随时自尽以免受牢狱之苦。马氏自记云：
这些精明有见识的中国人,(指清吏)真是荒谬绝伦与毫无理性——竟以外人之学习其语文或购藏其书籍为大罪；其尤甚者则以藏有外国书籍为大罪。……我的大罪就是要学习华文华语。

然而马礼逊却是交友有道，得人欢喜的。他的天赋品性，是最得中国人之敬爱的。论其行为风度，端正严肃，正是中国圣贤所提倡、所赞扬的。孔子不是说过——「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一句话吗？这里有一个人，就是庄严的本相，大有恂恂懦者之风，适如孔子所垂教：「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今人虽在马礼逊中找不出什么幽默感，可是他的庄严风度正是中国人所喜的。所以前在伦敦教其中文的容君（现已回粤）尽力向当时的领袖买办「九瓜」（Gow Qua 即伍绍荣或云是伍敦元，待考证）为其说项，准其留居广州。那时，马礼逊刚已定计迁往马来半岛之槟榔屿（即庇能）工作，及得此许可，乃放弃前议而以为是「天恩大开」也。
英国洋行的大班罗博芝对马氏也常表示友善态度，鼓励其翻译圣经的工作。同时，史丹顿爵士也多方赞助之。
马礼逊的健康，因读书研究过度勤劳及常坐少动，大受损害，不得不易地休息，以期恢复。他于一八○八年六月一日，应罗博芝之邀请，到澳门去。罗氏与另一友人假以一间住房，意欲助其编著一本「华英字典」。因得有罗氏之支援，他始得免受当地天主教教士之排挤。经过三个月的休养，（仍常读书不息）他回广州去。但以后他住在洋行里的日子无多了。
当时，印度总督明度得闻法国在远东大有野心，深恐其强夺澳门，即派遣大队军舰载运军队来澳门，登陆驻守。这消息一传至广州，无异平地一声雷，致令中外人士同样大为震动。粤当局即向英方提出严重的强硬的抗议。
清吏随即撤回洋行所有的仆役，兼停止供应伙食。因此，英国人迫要逃到水面任何船上。马礼逊也不得不匆匆离去，将其书籍交托老友容君代为保管。他乃前赴澳门。途间几遇海盗。（匪船不下七百只，久已横行海岸一带劫掠民船）安抵澳门之后，他又为所留下的书籍而耽心。
在澳门时，天主教教士不许中国人助其读书。他手头上只有几本基要的书籍，于是终日幽居闭户自读，从不敢外出露面，盖既惧葡人，又畏清吏了。（按：此时澳门仍是中葡共管的，故有清官在此。）他的日记有云：「今日我把书籍收藏起来，预期总督突如其来。」过几天，又记云：「今日，教师、助手及仆人皆离我而去了。」如此如此，就在这样恒久的困难与障碍中，马礼逊坚毅忍耐地履行其任务，毫不沮丧。观其是时报告伦敦传教会之文，可见一斑。
我知道，古时上帝的仆人，在牢狱的幽暗中之种种工作，亮照后代。我希望我现在幽闭禁个中之工作，对于传播上帝的真理于中国数万万人中，将有些效用。一念及此，心中欣然。

在这些种种困难烦恼之中，尤令其精神痛苦至甚者则为接不到祖国的来信。他发出的书札通讯以百十计，而所得的覆音，所以鼓舞及安慰其岑寂孤苦的生活者，绝少绝少。计自到粤后四阅月，一封信也收不到。再过八个月后，他致友人函言：
昨日得接大函，欣慰无极。我迄今曾发出的书札不下二百封，但所收到的这是第二封。

祖国的宗教界、商界，或其他各界人士，以传教士为无所事事，常希望其多写长信回去报告消息，但他们自己辄以事忙未暇执笔为遁辞，轻轻自宥不覆信与马氏之过，未免令其失望失意而至满腹牢骚了。
虽然是有时失意，常时孤寂，马礼逊都以坚定不移的决心，向前迈进，真是无忝所生，克绍先人之大业者。

 

 

 

 

第九章 临到重要关头的决断

一八○九年二月二十日，是马礼逊一生至可纪念的一天，因为他是日在澳门与莫女士结婚，同日接受东印度公司的聘书——聘用其为公司的翻译员，年薪五百元。（这即是他到华后第一年的费用之数目）时，已来华十七月阅了。
先是，当马礼逊第二次到澳门时，（即上文所述被迫逃出广州之一次）他得介绍与莫敦博士及其家人相结识，旋即成为挚交。马氏与其女玛丽，情投意合，两相眷恋，于短期间的事即得成就。他常于晚上过访，但归后仍良心自责，深以放弃学习中文为己罪也。因为莫博士已定期举家回英，婚礼不能延迟，遂赶于二月廿日举行。所不幸者，玛丽体质素弱。马氏日记中常提及爱妻患病事，由是又令其加多一重忧虑了。他在公司的职务迫要他每年须离开澳门约六个月，而又不能挈眷同去广州。夫人独自留居澳门，常受病魔缠绕，既无亲戚可以依靠，又无友好予以慰藉，无怪他身在广州，心驰澳门，日夜焦灼，在日记中常表露其苦痛的情感了。
幸而澳门有一位李温士敦医生及时成为马家的热诚朋友，后来又予马氏以大助力。他诊视马夫人，断定其病是不能疗治的。马礼逊悲上加悲，因为长子一出世即遭夭折了。这个青年父亲既有丧明之痛，更遭遇当地华人反对其亡儿之安葬，益为心伤。其时，英人在澳门未设有坟场，马氏甚为狼狈。几经商榷，始在澳门极北之山峰上得一块地以埋葬死者。
于家庭的悲忧事而外，他又经历被人误解误会之精神痛苦。缘当其受聘于东印度公司之消息传到伦敦后，谣言随而发生——谓其放弃了原来的大事业——即是由英赴华之神圣任务。这些报告是以表现其祖国人士绝不知道在华工作的实情如何。马氏自己的报告，则清清楚楚举出其在公司受职之理由，并请求伦敦传教会董事们施行职权，「取销或承认其受聘事。」略去：
我曾经将我受聘的种种理由奉告：⑴ 令我可以安全留居此地(得公司名义之掩护)；⑵ 其职务大有助益于我学习中文之进步；⑶ 所得薪金可以减轻英国教会关于我们传教工作之经济负担；⑷也许可以令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不再仇视传教士，因为他们得见传教士现在正为公司服务。

在他方面，他不是不知道在公司受职之举必引起种种的不利及困难的。据其自记：
公司的职务令我耗费许多时间于与我第一目的（传教）直接无关的工作。当我翻译公司公文之际，我本应利用此时间来编著字典…。我在公司的职务…屡次令我大伤脑筋。中国政府最厌听我所必须告诉他们的话。在一方面，我要忠于公司的职务，而在他方面又不要耽搁我第一目的之工作——这实是难事。…假使不是为我所效命的传教大事业之故，我宁愿变易地位回去英伦及苏格兰而甘受五十镑的年薪了。（即现在薪金十分之一）

然而在忧患之中，马礼逊仍继续勤工，致力于传教大任务，不稍懈怠。会公司秘书史丹顿离华回国，他的公务倍增，年薪也增至一千镑，另得享受其权利，如得在公桌与众同食。但是他从未失掉传教于中国之热情。虽其公司职位予以多端的诱惑，他仍自记云：
我的传教职责需要我的全部时间；其他各种事务皆是与我的感情相反的。

的确真的，如果不受公司之聘用，他必被迫离华他去了。但以一人而事两主，有时万难应付，所以他屡曾想及结束广州的传教办公处而转赴南洋。他的日记曾表示，有时觉得公司职务与传教事业是两不相容的；如果如此情势继续不断地施以压迫，他惟有舍弃公司而迁地庇能或马六甲而已。如云：
中国政府的措施，令我沮丧得很。我心欲迁去一处较为安适的地方——在那里可以自由公开宣扬福音的。我心里得有深刻的印象，以为爪哇比此地较为适合于我们的传教工作。主啊！引导我们，帮助我们信托你啊！

马礼逊在各种文件中（如书扎、日记、论文等）极力避免表露他在公司的职务之性质——这必须严守秘密的，但仍有痕迹可寻而令人知道那是非常细密而难办的事务。他固知公司在祖国的董事们对传教工作不大友善，而在广州的同事们对其个人又有诸多批评，加以中国政府之仇视态度不改，所以继续在此受职，非具有异常坚固的决心者不办。然而，引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向前迈进」，具有如米怜牧师之所谓「不容征服的耐心，从不疲惫的勤力，战战兢兢的谨慎，及自自然然要求隐居独处的读书习惯。」
马礼逊虽被关闭于一隅几至与世绝缘,仍常怀有对于传福音于普天下之眼光与理想。他不特请求伦敦传教会常告以世界各处传教事业之进步情形,而且常常梦想、计划及献议在亚洲发展传教工作,大致步武印度西林波三位开山祖的后尘。他曾建议在槟榔屿（庇能）设立一个传教站，以为到中国中途的踏足石。
他的理想更是超越种族国家之界线的。在讨论问题中，他尝说：
任用美国传教士是不是实际可行，即如任用荷兰人或德国人一般的呢？主的宗教是联合各国各种的人民的。你们能否聘请一位美国传教士来广州，及得一位在左西州的法国学生到安南去呢？诚能如此，则对于他们之诸般的及政治的反感，将不至如对于英人一般。……在精神上，基督教是普世的宗教。它把种族国家一切的界线与歧视，完全埋葬了。了解它、相信它、爱慕它愈多，则它联合各国各种种的人民愈速，将令各国内的人民成为兄弟之亲。

当他闻得朱德生与其他美国学生等到东方传教，心中非常喜悦。他又得读在印度加尔各答的马田氏一篇伟大的宣教辞，其中有「亚洲是必须由我们照顾的」之句，他即向澳门的英商募得捐款二百八十五元，寄去该地的圣经会。
在他到华初期的几年间，他对于组织印度恒河外的传教会之举，耿耿于心，但卒至实现，下文再述。这时，他又怀有发展其他传教的事业之眼光，以后事为证，即可见其高瞻远瞩之胜算。其日记有云：
我很想得见在马来半岛之马六甲地方建立一个机构，以为训练欧洲人及本土的传教士，兼为训练恒河外所有各国传教士之用的。在那里又应开设一印刷所——这是更为得力的传教工具。……我们需要一个亚洲传教基地的中心总站。我们需要有组织的合作。我们需要一个印刷所。我们需要成立一个传教士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从事于异国的传教工作，能决断当地的事情远胜于远在英国而未尝亲到东方的人，他们能洞知传教士的深心，但最后的决定权当仍操诸祖国董事之后。

这些理想之形成，都是在他「向前迈进」从事翻译之时。那时，翻译中文圣经及其他文字工作究竟应用什么文体之问题，萦扰其心。这个迫切的问题，一时殊难解决,正如其后许多传教士所感到的一般。他与祖国当事人频频通讯，详细辩论。他应采经典式的文体(即深奥文言),抑通俗的白话以便人人易读易解呢?有些人主张圣经的文体自应极力模仿中国的经典。然而马礼逊力排众议,独持己见，要使圣经得成为通俗的民众读品。是故经过长期精密的考虑研究之后,他决定要行中间路线（即折中办法）而采用「三国志」的文体(即浅白通顺的文言)在马氏的时代,这是传教事业中之一个大问题，常常辩论不休的，但在今日则时势大大变迁,马礼逊所决定的意见，当得今人之赞成了。
即决定了文体问题，他即集中全副力量以从事于翻译圣经的大任务。一八一○年九月，他将新印就的「使徒行传」三本寄回祖国去。这是他雇用中国手民以木板刻字印成的。翌年九月，他又把所译就的一本「路加福音书」和所印的宣道小册一份寄回去。至一八一二年，他又编印了一本「真道问答」。（原名或是「问答浅注耶稣救法」，待考）其内容大部分是采自苏格兰教会的问答短篇，只加上一两篇短短的祈祷文。他又注意到创世记之翻译，以为圣经所载关于世界的元始与乎罪恶入世之元始是有特殊价值的。此外，他又致力于编著「英华文法入门」，「中文法程」及「华英字典」诸书。（译者按：以上马氏编著的四种书名系根据麦梅生：「基督教在广东」一篇，载拙编「广东文物」卷八）。
马礼逊所遭遇之最可惊怖的困难，乃是关于刻印他的书籍一事。早于一八一二年间，清政府已有严令：「凡刻印中文基督教书籍者处死刑」。刑部奉上谕颁令云：
自此以后，如有洋人秘密印刷书籍，或设立传教机关，希图惑众，及有满汉人等受洋人委派传扬其教,及改称名字,扰乱治安者，应严为防范，为首者立斩；如有秘密向少数人宣传洋教而不改称名字(洗礼也)者，斩监候：信从洋教而不愿反教者，充军远方(至黑龙江)。(以上译文录自梁发传)

然而马礼逊努力进行如故，绝不畏怠。当时，印刷基督教书籍虽冒若是之大险，而中国印刷人都用种种巧计以避免侦察及刑罚。例如：印行使徒行传时，他们以一假的题签粘在封面，以资掩饰。
当马氏致力于这样的工作之际，英国洋行大班伊芬士东欲加聘其为广州东印度公司的牧师。这一办法原意是为补助其个人的经济计的，由此可见，其此时已得多人敬仰有加了。不过，那伊大班告诉他不必讲道，只须于礼拜仪式中宣读宗教条文便得。马氏则答允主理礼拜仪式，但不受薪，其理由至为崇高，自记云：
我断不能只为加增私囊之收入而受此职的，而且加聘的条件并不予我以宣讲耶稣的福音之机会，更不应答应了。此事遂作罢论。

第十章 奇异的重叠工作

马礼逊很早便由通讯而与印度西林波(在孟加拉)的三位传教士取得联络了。那三位即是克理、麻师曼、及华尔德。两方的开山祖,距离很远，而工作重叠问题，竟然发生，致令彼此关系间惹起芥蒂——那真是奇异事。缘那三位传教士对于亚洲的需要,具有统筹全局的眼光，早已注意到中国的需求了。远在一八○六年之初,即马氏由伦敦动程来华之前一年，麻师曼即开始学习中文,意欲翻译中文圣经。他得一阿缅尼亚人，名赖沙者为其教师。赖氏生长于澳门，颇通中国俗语兼曾略习中文者。
当马礼逊闻悉麻氏的工作时，颇感不快，深觉这大任务应由他自己担当，（因为中国是他的服务区）而不应由远隔重洋者之越俎代疱。抵广州约两月后，他至函祖国，略谓麻氏此举恐是受了赖沙之怂恿，但亲闻赖氏之教师言，赖关于中文及圣经之知识甚为幼稚，而此教师又一个喋喋多言而愚妄不诚实的伧父。言外之音，即表示绝不信任对方能干此工作也。
于是马氏即屡次直接与他们通讯，讨论其事，但从不得着答复，故中心杌陧不安。
事隔一世纪有半，我们今日当不能谬事评论当年的问题。但当时，伦敦传教会曾致函马氏，极力安慰他，说：「对于此举（翻译圣经），我们双方都不是争雄或为名的。」同时，他们又向克理等三人作强硬的抗议。
之后，双方的翻译竞赛继续下去。麻氏从事于这刻苦的工作历十五年。至一八一六年，大致上他完成新约。其初版本只脱去路加福音及使徒行传两者——这两书早已由马礼逊印行的了。（于一八一○——一一年在广州）麻氏此译本是用活版铅字印刷的。其旧约译本则于一八二二年始完成。加以重新修订的新约译文，麻氏所译的全部中文圣经初版卒得问世。一八二三年五月，英国圣书公会开年会时，麻氏长子约翰将这全部中文圣经献出，端放在会场桌上。至马礼逊之译本则早于一八一九年完成，经细心修订后，乃于一八二三年在马六甲付梓。至一八二四年，马氏亲自献上一本于圣书公会之年会。
因为英国人士不能估计这两译本在比较上价值如何，马礼逊以自己的译本献出圣书公会后于麻氏者，自然感觉烦恼，但仍然能以忍耐及谦厚之心泰然处之。在这期间，史丹顿——他大概是在这时最有资格下评语者——致函马氏云：
事实上，你是独一人之能综合各种必需的资格以从事此工作者。无论西林波（麻氏）诸君别具任何资格，我实不能期待他们的译品——特别是中文的——有多大的优点。彼以一个外国人，生平足迹未尝到过那一异国（中国），怎能通晓其文字之真精神及其所习用的成语呢？这工作非由常与其本土人相处有素者不可办的。

麻氏之子约翰，在所著的「西林波传教史」中，关于其父这一工作有云：
这译本必然是不完善的。在当时种种不利便的条件之下干此工作，当然不免如此。现在，这译本的价值大概只可作为他（麻氏）的传教热诚与从事文字工作的坚心毅力之纪念品。……

诚然，麻师曼之坚毅与热诚，无人不赞颂的。不过，当马礼逊即在中国自己服务区进行此工作之后，而麻氏仍继续不停，那就令人不能不认其为不智之举了。
译者谨按：麻氏之译本虽于一八二三年印行，得率先献出圣书公会，但其译稿之完成系在一八二二年。而马氏之译稿则早在一八一九年十一月已完成，（据其日记）亦于一八二三年付梓印行。不过，马氏于是年杪回国，迟至翌年五月圣书公会年会时始亲自送出，故后了麻氏一年。然而这是就送书到达该会的年会而言耳。事实上，马氏译本之完成，比之麻氏较早两年有余，而印成出版则在同一年。麻氏在印度可直接用铅字活版印刷，异常利便，且快捷得多，而马氏则须寄稿到马六甲由工匠刻字印刷，自较迟缓矣。重以马氏之译本始终系在中国翻译成功的。根据以上理由，所以我承认马礼逊的译本是第一部中文圣经。最近，美国历史学者濮友真教授在「基督教对于太平天国之影响」一书亦持此说，认马氏为第一位中文圣经之翻译者，可与拙见相印证。

除此之外，马氏麻氏两人，尚因其他的工作成绩而大起争执，真是无独有偶的凑巧，但亦因误会而致。事缘马氏早于一八一一年即完成自著之中文文法一书（或作中文法程）。东印度公司即将其全稿送去印度之孟加拉政府，请其付印。讵料不知何故，其原稿竟被压下至三年之久。其间，麻氏已印行了中文锁钥一书——这是他经历八载的工作与研究而后写成的。因孟加拉政府将马氏之稿本在付印前确曾送交麻氏，请其批评及赞成（审查），所以麻氏便自然受到抄袭与压抑马氏之嫌疑了。但这是不公道的。原来马氏之稿本，是被加尔各答政府搁置三年，而非在西林波。麻氏得见马氏原稿时，他自己所著的书只差二三月便脱稿了。而且两书内容根本不同，彼此不能袭用的。当麻氏得知有人诬以「文偷」之罪名时，即自书长篇辩白其事，不胜愤愤。
平情而论,麻氏固受诬，但马氏心中亦殊痛苦，因其作品是亲在中国得到各种助力而成，而却被交付一个远在印度而对于中文只有间接的不完全的知识者审查之，亦无怪其烦恼气闷了。
以上所述皆足以证明，在那个时代虽有巨人辈出，而他们的热情也与我们的无异，而且生命中最为痛苦的磨炼不是由敌对我们的世界而来，而都是来自一般被称为「圣人」者。

 

第十一章 卒有同工一人

马礼逊屡向伦敦传教会申请增派一同工人员前来。其请求甚得同情的考虑。米怜——一个高士坡学院的青年学子，早被濮固院长所物色为最适合于此职的人。
米怜幼于马礼逊两岁,以一七八五年生于根聂蒙地方，六岁即丧父。然他的母亲不是个平凡妇人,尽其能力教养儿子。这小子每天上课时,一手挟持着一些泥炭以供女教师生火之用，其他手则挟着一本圣经，口里则不断的念着教师所曾授的圣经句语。
有如古之大卫,米怜幼时须出外牧羊。因与其他牧人相处,乃习用粗言秽语，时用以驱逐走散的牲口。然而上帝却为他安排了特好的计划。他受到三个人的良好影响；即是织筐的施维礼，理麻的卞乃德及柯维牧师。米怜由这三人学会祈祷及读识乡邦文献,(即昔年本土人士之签名于苏格兰约章上者，及以身殉道者之故事)。施老者则授以织筐的手工艺,更教以上帝之道。
一次柯维牧师亲到施家宣道，讲词感人。米怜听了，大动于心，后来自记云：「我自是永远奉献我的灵魂与身体于上帝」。这时，他所可能得到的退修地方，只有在冬天养羊的小屋。就杂处于一群牧人之中，他铺了草根和泥的一小块在地上，即下跪祈祷。在隆冬夜间，他静伏那里祷告多时，独自享受向未得尝的滋味，一任同居者之非议或讪笑都不管。
祈祷对于这牧童已成为生活中的重要与真实了。每日间，他独自祷告不下十次至十五次之多。他与理麻匠卞氏亦至为投契，彼此常坐在月下，促膝谈心，达旦方止。卞氏是星期日夜学的教员。每当夜间放学之后，两人相将步行至米怜的牧场附近处作长谈，以便其于日出之前回去牧场。
就在这环境中，米怜得获新生命，而其关怀别人的灵魂之心也是自然发生的。此时他的精神生活，概括言之，有两大要素：一是对人之同情；其次是祈祷。远在其决志献身为传教士之前，他「常在冬天夜间，为此最大的心愿而祈祷，恒至数小时而不息。」（据为他作传者言）
当其初与本区的传教会各委员会见时，他穿上牧童的「礼拜衣服」。大多数在座者恐怕「他不胜任」。有人竟献议，教其不如去做机械工人，胜似当传教士云。他却高声回答道：「无论什么事，什么事！只要是有关传教工作的，我都愿意去干。我愿意伐木、挑水、以为上帝圣殿服务。」一听到他即席祈祷之时，各委员才得见其真值而打发他回山中去「再行考虑其计划。」其后米怜卒被差遣到中国去以为马礼逊之同工。
一八一二年九月四日，米怜偕妻由英启程。其新婚妻柯氏是个很为活泼的妇人。由于教育完善，习惯勤劳，及饱经世故，久受磨炼，她对于前途之艰苦生活已有充分的适当的准备了。此次的航程方在欧洲拿破仑战役当中。其间，不免有些令人兴奋的事情发生。其船因望见有特殊的船只，曾准备行动(开火)共有三次之多。米氏所居之舱位于适在下层。他每日有许多时间是在船面独自研究中文；其所用之书即是麻师曼所编著的初级课本。
一八一三年七月四日，米氏夫妇安抵澳门。他俩之来对于马礼逊有何意义，可于下录之马氏日记见之：
(七月四日，星期日)约在下午三时，方我妻与我正要坐下纪念救主之受难,忽接到米怜先生托人送来之信，内云他已抵岸了。我俩登时十分兴奋——欢乐、希望及恐惧种种感情,一时并发,难以笔述。这一位同工伴侣之来,是我七年来所渴望的。如今竟然到了，真令我乐不可支。我妻亦久已渴望及祈祷,将得一敬虔的女伴到来，以破岑寂而共度忠诚的生活,也因米夫人之同来而喜出望外。然他们将得何等的欢迎呢？——他俩将得准许居留此地，抑将被逐出境，都在不可知之数。我们深惧所想望的将不能实现。
马礼逊立即前去迎接其同工，且行且祈祷上帝，恳求祝福与指导前途。彼此欢欢喜喜的会见之后，先雇肩与直送米夫人归马宅，而马礼逊即往谒见葡总督，请求准许米怜在澳留居。他得到很有礼貌的接见，当时亦不闻反对的表示。但在次日，困难发生了。我们大有理由相信，天主教教士居中作梗，因为这时仇视的情感已有表现了。立法局开会，议决：「米怜先生不得居留澳门。」
于七月九日星期五的早晨，有一下级军官奉总督命来请马礼逊到督署去。马氏应命，心中登时觉得情形不妥。他力向总督请求，甚至屈其一膝，但终归无效。「米怜必须于八日内离境。」总督再说，已有人向其申请取缔马氏本人之行动因其印行中国书籍，只因友谊关系故不执行而已，今为示恩起见，特展期限米氏十八天内离澳他去云云。马氏所得仅如此。
九月二十日，即抵澳后十六日，米怜终须离去，乘中国船往广州，「偷渡」也。其妻，因是妇女，当然不能偕行。幸而她获准留在澳门住于马家。十月十四日，米夫人产生一女（名Rachel Amelia）。米怜在广州一住四月，没有一人与其为友。由是，这两位开荒者感觉到大有另行觅地设立传教站之必要。未几，将来的传教士居留地的问题，果成为立须解决刻不容缓的至要事。

第十二章 恒河外的传教会

马礼逊对于葡国当局不许一个英国人居留澳门,认为是特别不合理之举,因为正在那时，英人在威灵吞公爵指挥之下，流了不少的宝血，费了不少的库帑，以保全葡萄牙之完整。(按：澳门当然在内，上文已述及英海军于此登陆防止法军占领事)居中作祟的当然是当地的天主教教士，其仇视态度甚烈，绝无调解的希望。在考虑有关此事的种种问题中，全体传教士的居留问题,立须解决，故非徒为目前米怜一人计算而已。即马礼逊对于自己之处境,也大不满意哩。他因要与清吏时作讨厌的交涉，及需耗费大部分的能力与时间以处理公司的事务，有时也觉得烦恼非常。所以他已屡次表示要迁到南洋去另起炉灶，建立基地，藉得自由无碍地发展其工作。马氏心目中认爪哇为最适当。
马氏自己的将来问题，虽可延缓解决，而米怜之居留问题不能不即要采取行动，刻不容缓。是故在一八一四年之始，他们决定由米怜南行游历马来半岛各大埠，分派新约于中国侨民，兼物色一处适宜地方以作中国传教士居留地。这时，马礼逊翻译及印刷新约已全部完成了。他以欢忭之忱感谢上帝鸿恩不置。（他于一八一三年之末一日的日记中谓印刷新约快竣事。）
特为米怜之南游准备计，他印了新约二千本，宣道小册一万本，及「真道问答」五千本。关于这项印刷工作，马氏日记有云：「我们常常要慎重从事，以免被发觉致令目的不达，及牵连印刷工人」。这种焦虑并不是幻想的；因为约有一百本路加福音及其他小册与问答，已被澳门的天主教教士奉其主教之命一律焚毁了，而中国官吏对于此举之仇视亦不稍减。
米怜卒能成行,挟着这些印刷品与俱。其游程历时几七阅月,所经路线达一千四百英里。他的中国语文程度不深,故遭遇困难不少，然而他沿途所受的仁惠的待遇实出其意料之外。当其出发之始，即几乎被一艘中国兵船捕去。在八打威 (爪哇之泗水),他登了岸甫数小时,原船即行沉没，途间，他又染病，寒热交作。然而他得获爪哇副总督赖福士爵士之最为美满的助力。赖氏不特予以一切便利，而且给函介绍与英国各官员及马来民族各首长。至马六甲，英国长官花卦上校成为其一切工作的挚友。
在米怜南游期间，马礼逊心中终得有无尚的快乐。即是，亲为中国第一位皈依基督教的信徒施洗礼。这是基督教（改正宗）在中国传教事业的第一粒成果。此新信徒即是蔡高，（香山县人）于马氏初到之年即相与接触，其后受雇任印刷新约之工作。这宗大喜事，必须引马氏自书的记录为证。
一八一四年七月十六日，我奉圣父、圣子、圣灵之名，为蔡高施洗礼。其人之品性与志愿，上文已记之。（蔡高曾自书皈信基督的志愿书交与马氏）施礼之地在濒海高山之麓，有泉汩汩流出。其地幽僻，人所不见。恳求我主以耶稣之宝血涤其罪恶，以圣灵之感力洁其心灵。祝其成为将来大收获之初果，成为皈信得救将以百万计的中国人之一。

是年九月，米怜回到中国，与马礼逊详细讨论全局形势。结果：米怜夫妇于一八一五年四月前往马六甲，以建立基地于该处。马氏本人则当然仍以「在中国中心区得一可以自由活动而毫无桎碍的居留地」为最上着，其次则在广州郊外，或澳门。但这三处均无一可能的。据其日记云：
我们即不能居留此地，则当在别处自建一恒河外的传教会之耶路撒冷。（京城，即基地）我们需要一个总部，以便在此开会及商讨，由此派出工作人员前往各地区，兼可为患病者及年老者休养或退隐之家。如神意许可，我们要设立一所学校以教练本土人及欧洲人，及以迎接由欧洲东来的青年传教士兼指引其入门。……在那里，我们将有一所中文书院，及一所恒河外传教会的印刷所。我殷殷期望可以自由宣扬基督之奥妙无穷不可测度的富有，兼可以教人以基督教的真道。中心忐忑，为日过久，至常觉必须离开此地迁往一处限制较少的地方。
此时恒河外传教会之大计划，已寄呈伦敦传教会董事会了。兹摘要录后：
㈠ 中国的现状，不容许我们传教事业举办印刷及其他几种事工，甚至个人之居留亦不能确定。是故必须在信奉基督教的欧洲政府治下之地域，另觅一处邻近中国的基地，可于此成立中国传教事业的总部。
㈡ 一俟米怜先生到了马六甲，即拟申领或购买地段——此地将为差会的产业。
㈢ 在最短期间，开办免收学费的中文书院一所。
㈣ 拟在马六甲发行一种中文月刊。
㈤ 这总部将以中国事业为对象，但亦不至摒除其他。
㈥ 这总部的宗旨在联合中国，马来亚及印度以东其他的传教会，其名称（或规模）将有包括各方之一般性。
㈦ 一俟得有专人及经费，即举办中文，马来文，及英文之印刷业务。
㈧ 拟编印一种小型的英文期刊，用以促进印度各处各教会之联合及合作，并以促进基督教道德之爱慕与实行。
㈨ 总部内将常以中国语举行礼拜仪式。
㈩ 因马礼逊施用全部时间编著华英字典，不克分心于翻译工作，拟由其同工（米怜）从事翻译旧约之一部分，直至全部完成为止。

本书不能将恒河外的传教会详细记述。综而言之，这个总站曾呈现特殊效用，成为将来事业发展之阶梯，直到中国开放海禁之后乃告结束。其间，在马六甲，爪哇，安保拿，槟榔屿，及星加坡各地，均干了大有价值的工作。其工作人员则有麦都思、理雅各、戴耳（即内地会开创者戴德生元配夫人之父）及其他。当中国大开门户接受福音之后，其中有几位为上帝服务之时期甚长，成绩亦特大的。

第十三章 撤职而不去职

当马礼逊与米怜二人草拟恒河外传教会之计划时，马氏几乎被迫而离开广州——其危机大概连他自己也不大认识。原来在米怜南游之前数月，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在伦敦议决断决马氏与公司的关系，而这一消息即由议案通过后之第一艘开行的船传到广州。此时，马氏之有力助手（或教师）「高先生」，因避免缉捕，已逃亡去了。清廷又颁谕，凡印刷中文的基督教书籍者处死刑。然而马礼逊仍不因此种种障碍而稍萌退志，一本大无畏精神如常工作，成绩比前尤多。
完成翻译新约的工作，并知道米怜已动程南行散播此新译本——那真是马氏的大乐事。他现在又动笔编篡一本旧约的简略大纲，而附以几篇诗篇及几首颂赞歌。（即信徒礼拜时所唱之普通「圣诗」）他又继续编著华英字典，勤工不息。此时，东印度公司已派一位谭君携带一副印字机及铅字粒，与其他印刷所需品前来，以为印刷此字典之用。马氏又乐于闻悉印度孟加拉政府决定印行其「中文文法」一书。同时，又收到东印度公司的巴理捐款大洋一千元，及公司前大班罗博芝的遗产一千元。他即以此捐款作为印刷新版的新约袖珍本之用。
在一八一五年间，又有多种困难发生。如有比马礼逊较为孱弱的人当此，鲜有不被其压成粉碎的。那时，他的爱妻健康愈衰；如欲得活下去，势非长期离开中国不可。他不发怨言，当机立决，即行解决这问题：打发马夫人挈小儿女回英国去。（时，长女丽碧年两岁半，次子儒翰出世有九个月）此一八一五年一月事也。此后一别六年，全家始得重叙——这是马氏于此时所预料不及的了。嗣后，剩下他伶仃一人，又须再度完全孤独的生活——无妻室，无儿女，并无同工为其伴侣。
至同年秋间，在辛劳的工作中，东印度公司将其免职之函，突如其来，好像晴天霹雳一声。先是，伦敦传教会的当事人故意不将马氏之新约译本送给该公司的董事们，因曾得警告谓送书给他们实为不便不智之举。但忽有某人于无意中将此新约译本连同伦敦传教会的会议记录，一并送该公司的图书室主任作为个人赠品。不久，这些印刷品即引起董事之注意，由是而恐惧中国政府将以此为藉口而阻止公司的营业，（特别是因为马氏为公司的职员），旋即通过一议案，开除其在公司之职位，并取消其在公司注册簿上之名字。
这撤职的公事是寄付广州的大班执行的。幸而那大班伊氏与公司的高级职员，熟识当地的情形，竟持与董事会相异的见解。他们一致充分承认马氏为公司服务是大有价值而万不可少的。但他们不能不将董事会的命令通知马氏。其通知书略谓，因马氏印行及散布新约及宗教小册，违犯清帝谕旨，干犯死罪，深恐影响英国商务，故不得不将其撤职，但对其个人之才能、行为、人格、均极敬佩，兼对其为公司服务之利益致谢，复于其去时赠以四千大元云云。
然而他们又从缓执行此公事，坚决不使其去职，要等候再与董事会通函熟商的结果，方能定夺。良由他们深以马氏为公司服务之重要价值为念，并以为董事会之决议是根据不确实的报告而成，故请马氏自行解释，且提供实情，以便呈请该会复议此案云。（以上原函系由伊大班及史丹顿二人签署于一八一五年十月十四日发出者）
马礼逊为人，当具有坚强刚毅的独立性，而配以使人折服的谦德。他的覆函充分表现英雄气慨及尊严态度，但又彬彬有礼，非常得体。他居于困难形势当中，处事处身之巧妙圆通的才智，尽在此函上演证出来了。以后所节录的函语，是在接收公司的通知书同日送回去的。
顷接今早大函备悉种切。……
董事会强调声言，我之所为是「违犯」清帝谕旨的。其间不无误会之处。事实上,清帝确曾降旨禁止天主教教士之活动，而且绳以严刑。然而我的姓名及活动(除却为公司翻译及传译而外),相信清政府完全不得而知。至于直接指我个人而言之上谕则未尝有也。……如清政府果不满于我之所谓,我之活动仍不能视为违犯上谕的。纵使我的工作已为清吏侦知，大概他们不赞成之,但据一位曾读过新约的中国教师对我说,即使最高级的清官读了此书也不能于其中寻出任何冒犯的原因。至于「散布」我所印行的书籍一事，则行动极为秘密而且谨慎,很不容追踪到我的身上。纵令其能如此,我亦不期望公司之保护。我相信我之一切行为，直迄现在,尚未至令董事会驻华的诸位代表惹起麻烦的。
前此，我之加入本公司洋行，只因怀了为其服务之心，同时亦为自己的利益计。自始至今，我奉职惟慎惟勤，从不刺激清政府之注意，更不欲因我是公司的翻译人，舌人及帮助同事中之欲学习中文者而干犯清吏之怒。我一向以热诚及明敏为公司服务，谅邀洞鉴。
凡此种切，皆是我的职责，不敢夸功邀誉。我得受厚酬，铭感五中，至于我私人的活动，则现在之所为即与最初加入公司时一式无异。自是之后，我未尝另有新异的事为了。今谨遵命，解释如上。伏维亮察不宣。

这一要件必须由伦敦的董事会复议，但在结果未到达广州之前，忽有其他重大事件异军突起，致此问题就地解决了。当记取：由一八一二年至一八一四年，英国与美国及法国开战。在战事期间，英国严行封锁珠江海口。一八一四年，英军舰「多利号」俘获美商船「亨得号」将其押驶到澳门去。下月，英舰又追逐一艘美国双桅船直入珠江至广州附近十英里。中国政府即行抗议这侵入其内河的战事行动，立时开始以严厉措施对付英国洋行。虽然东印度公司当时也提出反抗议，声称公司无权制止英舰之行动，终归无效。公司见无法和解此事，迫得下旗离去广州。
此事件虽终得就地解决，而尚有多种纠葛无由解决的。于是英政府决派第二次使节到北京去办交涉。（按：第一次于一七九三年，即乾隆五十八年，派马戛尼使华，交涉失败）。
是次，英廷派安默士爵使来华，于一八一六年七月十二日（嘉庆廿一年）抵澳门。此时，会逢其适，马礼逊之效力为万不可少的了。诚如公司的伊大班致函云：「我以为您在使节之下是主要的人员。」（按：此因马氏熟识中国情形，通晓华文华语，实为当时之「凤毛麟角」，安使全赖其翻译文件及作舌人。）
于此可补录一事：即是，马礼逊曾经渡过一极为困难，甚至极为危急的关头。事缘清政府曾迫害天主教徒甚力，又曾捕去马氏的英华字典之刻字工匠多名，而其新约袖珍本，则被承印人于极度恐慌之下焚毁其大部分。马氏又风闻当局已得清帝授以便宜行事之权，拟暗取史丹顿之性命，而其自己则又因在前时英美在内河冲突事件，而发生之交涉中身任秘书及舌人，以至大干当局之忿怒。所以他不得不战战兢兢地十分警惕以免被捕受苦。
以上所述的几宗事件，益足以证明安使来华之必要。其时，史丹顿奉派为参赞，马礼逊则为传译官。二人遂于七月九日乘船赴澳相会合。使节全体人员由海道北上，于八月十二日抵天津。但马礼逊则奉令于十日前先行登岸与清廷大臣先事接洽。他谒见这大臣于一大寺中。他很诧异地看见一幅欧人所绘的耶稣救主像，装裱成一大轴，高悬寺内僧房，其前置有香炉。他又得见一本书，内载有祈祷文，系僧人于礼拜此像时诵念者。「其礼拜仪式极为神秘」云。（马氏日记）
安使由天津至通州，一住八日，与清大臣磋商觐见清帝礼仪，因三拜九跪的仪注发生问题，双方争持无由解决。其后相约安使将行拜跪礼如仪，但清廷同级大臣亦向英皇像行同样大礼，乃一同驱车晋京。讵料清大臣佯允其请，暗施诡计，使安使甫到京时，即蒙清帝召见。安使以乘车劳顿已极，且风尘仆仆，犹未更衣，何能陛见？即以病辞。清帝以其失礼，怒而逐之出京。安使终未能觐见，更无从办交涉，锻羽南下。
安使等南归的路程，系沿运河南下至镇江，上溯长江至江西，复由陆路直回广州。这一行程，富有教育意义，马礼逊一路随行，极欣赏之，盖此行令其增加对中国内地的见识，为前此困处广州一隅所得未曾有的机会。他得参观各地的寺庙，兼得游庐山之白鹿书院——即南宋朱熹讲学之处，满意而归。

 

 

第十四章 常在孤寂与恐慌中

马礼逊之北游，于彼大有益处。变换环境，运动身体，皆其身心所亟需者。归后，精神一振，工作倍力。同时，他又得接好消息；即是，米怜于一八一六年十一月三日在马六甲为梁发施洗礼。染发是广东（高明县）人，（素以刻印书籍为业）随米氏为助手者。
自此，马礼逊回到其孤独岑寂的岗位，即无家室之乐，亦无友朋相游。此时之苦闷难堪的情操，读其以下两函可知之。
一别十年，自觉垂垂老矣。……我现在埋头伏案，重操旧业。不过，自经游历中国得度户外生活之后，愈觉长此禁个于斗室之苦闷。米怜之健康不佳。他甚欲到中国一行，藉以一享寒冷天气之利益。但因故见阻，他以多病之身而任劳苦之役，对于神圣工作甚为活动。
政府对于印行英华字典之印刷所,实行干涉。我对于你的老友阿三甚为关怀。闻其与阿科及其弟阿显,均在通缉之列。我的老助手高先生已逃匿无踪了。于两星期之前,清吏派出差役闯进印刷所，搜获我一些稿件及中文铅字粒而去。
这是一个非常可厌的地方；令人常在孤寂与恐慌之中。我希望神的臂膀之一向呵护我者，此后仍保佑我使不致受害。（一八一七年二月廿四日致倭博士）

我现方致力于翻译及编篡中文字典，这是一宗劳苦的工作,我的勇气与毅力几乎支持不住了。……这是一个非常孤寂的岗位。我来此已届十年了。我心愿得到另一处可以享受自由滋味及得有宗教团契的地方。我长期感受压迫者威胁的恐怖。不特此也，帮助我工作的几个本地人长在通缉之列，有时被捉将官裹去。今简略书此，诸请原宥——我的手疲倦已极，执笔不易。假使我得以锄犁易了笔杆，则我的健康必较佳无疑。 (一八一七年二月廿五日致美国友人)
由祖国寄来的消息不可多得,益增其孤寂之感。他引领翘望船队之来。但每当船至而无邮件送到，不禁大大失望。这就是以上两函发出后的经验——总是接不到家书。这时的日记有云：
我竟成为一个离群索居伶仃孤苦的人了。我很少到公司或他处用膳。过了一星期复一星期，我的食品餐餐一律——牛腩煲藕，我以中国筷子吃之。不过，身体如常平安，每日写作由早晨九时至入夜九、十时。

这孤寂的劳工已足令其够受的了，何况又时有外力之反对与意外之损失。自从广东总督下令禁止中国人帮助洋人雕刻及印刷中文书籍之后，谭氏（即前由英派来主持公司印刷事务者）不得不雇用葡人，教其刻字，以期中文字典得以印行。但非徒中国官吏是马礼逊的仇敌，白蚁为尤甚。他自记云：「我将第一次刻成之书版交付一本地人。其人隐藏之于屋隅，但被白蚁蛀蚀了大半」。总督已没收了未隐藏的书籍，而白蚁又蛀蚀其已隐藏者。在此双重损失之下，无怪马氏自叹常在恐慌中了。
不甯唯是，马氏恐怖之源甚至亦有出自其朋友间者。他瞻前顾后，摒绝交游，以免招忌干怒。但在伦敦传教会，则为鼓舞及维持祖国的基督徒对传教事业的兴味起见，很自然地时将马氏之报告公开发表。这正是马氏所不欲的。上文曾述过，因有一本新约及会议记录于无意中被人送到东印度公司之图书室主任，几致令马氏不得再在广州工作。其时，史丹顿最能熟识当地之形势者，关于发表其工作报告一事，尝由伦敦致函马氏，略谓东印度公司对彼（马氏）事事体贴，待遇慷慨，但亦有很充分的理由，小心提防以免惹祸；他（史氏）对于公司此举甚表同意，因为马氏之友人在祖国发表其接收教徒，印行圣经等等活动之报告，广事宣传，故令公司不得不加紧提防以备不虞云云。
马氏本人对于伦敦传教会在祖国的宣传也很为关心，觉得他们所发表的，不免有铺张扬厉言过其实之处，而对于其本人之颂扬备至亦有夸张过分之词，颇怀不惬。这是在他的日记中可见得到的。
马礼逊之为人,笃实成性,谦逊为怀,一向不慕浮名,不喜宣传。他所酷爱者惟工作与读书,尝致函友人,请其不时将新出版的书籍寄赠与传教基地或传教士个人，使其得有新异的兴味而减少其生活单调之苦闷。「传教士具有人类心理所共有的弱点；鲜能长期不断地专心致志于一个单独目的者」（见日记）
他从祖国得到一个令他很为伤心的消息。上文曾叙述，西林波与广州双方的工作重叠，因而惹起争执及误会。一次，他接到老师濮固博士来信，由米怜寄去之麻师曼译品（是文法而非圣经）之内容看来，确可证明其为抄袭马氏的；不独马氏之错字照抄，而且刻书手民错误脱漏之字也照样脱去，足为确证。又谓，麻氏却以长函斤斤置辩，且对于马氏有至为严峻苛刻之反映，殊不可忍，因此劝告马氏力为自己申辩，保存原译者之荣誉而尽情暴露彼方剽窃抄袭之丑行劣迹以伸公道云云。
濮氏之消息既系由米怜而来，则马氏之信有其事可想而知。不过,他虽充满公道正义感,而赋性谦厚,不与人争,亦忍隐置之，缄默不与计较,惟继续埋头工作如故,盖其所欲得者，非世俗之浮名也，实天上之赏赉，即所谓「天爵」是也。
所不幸者，此时恒河外传教会（马六甲）忽传来不大好的消息。马礼逊对此会原抱极大的希望者，至是竟不安于心。事因继米怜之后，续有一二青年被派到那里为其臂助。不料，人事上竟发生磨擦与不洽。据米怜自记，大受屈曲，怨谤交加，不禁大发牢骚，至求上帝伸冤，但仍能以基督精神及恢廓态度泰然处之。让我永不以人之最弱最劣点品评其人——这是他所留下的名句至言，应以金笔录之于家家的门上者。观此亦可见其高尚人格之斑斑了。
马礼逊对此情势，不作多言，但于其报告书中曾写下这几句洞中肯綮的说话：
我以为各传教事业基地（或团体）中最大的过错，乃是人人不愿居第二位——不甘下人。这一个错有大害存焉，因其防碍分工合作之举。或者其中不无利益之可言，但我绝不能见之。曾闻人言，当年救主对各门徒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不分高下，无所轩轾于其间。我们可以发问：彼曾受圣灵感化的使徒，在凡百事为上，均可作为未尝受圣灵感化的传教士之模范吗？

多年而后，施理修女士说得好：「大凡甘居第二位而欢欢喜喜地服务之男人或女人有福了——这真是很大的测验啊。」
然而马礼逊的工作不是全不被人承认及不得到相当的酬偿的。东印度公司大班伊氏于一八一六年归国时，曾致马氏一函，奖饰备至，谓大凡与广州当局有所交涉无不令人厌倦疲惫，惟马氏干此，则泰然处之，从不作怨言，深为敬佩云。
关于马氏之华英字典，伊氏续言，甚以不能亲送一本与拿破仑（时已被放逐于圣希仑拿岛）为极大憾事；如其得亲闻拿翁对此字典之评语，当别有浓厚的兴味云。
一八一七年，即马礼逊在中国传教之十周年，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承认其中文工作饶有价值，特赠予神学博士名誉学位。同时，他的成绩已引起欧洲好些名学者之浓厚兴味，如法国学院之利慕萨，德国普鲁士康尼斯堡大学之华陀教授，及英国爱丁堡大学之副校长贝尔德博士等，均纷纷与其通讯，作学问的研究。马氏虽在聚精会神的工作中，仍从容不迫的一一致覆，有问必答，此当非浅薄狭隘之下士所能为者。
贝博士以马礼逊所印行的作品大有价值，特代表爱丁堡大学向其致谢。又因他自己方「搜集资料以写一本全球贫穷苦难的历史」，乃请马氏助其调查中国贫民，病人、孤儿、疯狂者……等等之详细数目，及现用如何方法照顾他们——或由国家税，抑由地方税开支救济费等等。真是大问题啊！
另有赫尼一家园艺公司致函马氏，略谓他们是以搜集全世界各处之植物为职业的，拟请其代为搜集中国各种棕类及其他野生树木的种子云。
关于贝博士的请求，马礼逊得公司所聘用的李温士顿医生代作详细的调查。结果：李医生写了一篇关于这问题的文章在「中印拾遗」季刊发表（这刊物是马、米、两人合资出版的）另行直接寄与贝博士。这一事，间接令李医生致力于中国医药之研究，由马氏代为购入中国医药书籍八百卷，其后李、马两人更合作开设一诊疗所，专为中国人治病。他们聘得一位擅中医中药的华人为助。这却成为在中国施行医药传教事业之前驱。
由马氏这时期的书翰可洞知他同情心之扩大，心境开扬。昔在纽加素刻苦求学的青年，常常怀疑一己之学问应否超出圣经之外，幸而他未相信大凡认识基督的必需摒除与人类的精神，灵魂、及肉体有关之一切事物。
李医生对于植物学也颇感兴味，曾为伦敦园艺学会写了一篇关于中国植物学的文章。关于此事，马礼逊去函告之，云：
我曾拜读大作。关于中国植物学之所以不能发达，及移植中国树木至欧洲之障碍两点，甚佩高论。……
我谨献议一办法。如荷赞成，请转知园艺学会。这即是，派遣一位有道德的及有植物学知识的青年，到马六甲英华书院去学习中文，兼注意翻译植物学的科学书籍为中文。传教士没有时间去干这工作的。我个人虽非一个植物学家，可是酷爱此道及其他的科学活动，随时愿以久居中国及熟识中文之便利，尽力为助，只可惜才疏学浅，且力量有限耳。

马礼逊色在一方面集中能力于其第一任务——翻译圣经，但同时在他方面又能同情于多面的文化活动而又不致影响到其事业。我们对于马氏此两方面的事工之称颂，应孰先孰后，实不可知。他的计划与志愿之广阔，究竟到什么程度，后来便可明见了。
所不幸者,阔度须常以深度为代价,（按：此意谓得一失一也）然于马氏则并不如此。即如止文所述，他向祖国请求多派工作人员，一端是超越国族界线的，而其对于翻译工作之实施则是超越教会宗派的。他一向由各宗派的教会征用一切的所需；如用英国国教的共同祈祷文及礼拜仪式手册，用苏格兰教会的真道问答，又向各自由教会（公理会等）征募其他所需品（如礼拜秩序等）。他在来华十周年纪念中检讨其过去工作说：
我们是不分宗派的。我们承认只分善恶两等人——善者是畏上帝的，恶者是不畏上帝的。愿大凡真诚爱主耶稣基督者，均沐神恩。

马礼逊除却为中国数万人担负绝大的任务外，又常以邻国日本为念。恒河外传教会计划书之第十五条云：
我们深愿关怀那重要的岛屿——日本，尽量采集与其有关的一切消息，而且一有可能即准备派人前去，学习日文，并考究「圣经」中文译本应如何修订或改译，然后通用于其国，或确定完全日文新译本是否必需。

关于这一大志愿，伦敦传教会议决：「赞成所提出之第十五条全文，并强调献议施诸实行。」

第十五章 东方的爱俄那岛

马礼逊的工作能力真是奇大莫京。一年复一年，清晨至深夜，他继续勤工不息。他的公司职务常耗其时间与精力甚多。其与清吏办交涉之惹人忿怒及耗费时间，则凡是过来人当知之。关于这些事情,马氏于函件中罕有报告伦敦传教会者,但下文对于这些慎重而困难的责任,将另有叙述。是故,无论如何估其传教事业的成绩,当勿忘其对于东印度公司所负之责任。
一八一九年十一月廿五日，马礼逊完成其翻译旧约、新约全部圣经之艰巨任务。（译者谨案：这是中国基督教历史中之大日子而应当大书特书的）。经过了整十二年零三个月的时间，超越了中国官吏在其工作进程中所给予以种种障碍，他——作为一个开山祖——得获极少极少的助力及指导，竟能通达人类中一种最为艰难学习的语文而且翻译了圣经之全部。不特此也，他又已印行其所著之中文文法与其他多种小书，此外于华英字典之编纂复有长足的进步。计只在字典工作上，他每日常费六至八小时的功夫。无怪他的自记云：「每日编纂字典的劳工，真令我疲惫至极，无以复加。……您无须再寄我以国会的公报；我没有时间来阅读了。」
下文将另有一章，专叙其作为圣经翻译人之工作。于此，只须说，他能在须促其间，通达中文及翻译成功——如果他曾得各种便利以研究及毫无障碍以从事工作，已足以引起人们之至深的敬佩了——何况他在种种困难条件之下而竟得有如是的成就，那真是具有高度的语文天才，及精神专注与努力断断不能办到的了。
上文曾述，马礼逊的工作范围虽限于广州、澳门，而其理想与计划则在恒河外的传教事业。米怜所主持的马六甲新基地即是其初果。此工作即日渐发展，他心里又怀有大希望，即是——开设一所英华书院。早于一八一五年间，他已向英伦及爱尔兰之乐善好施的基督徒疾声呼吁，以期在远东设立此学校，但因其随英使节北行，故不得不延期发动此举。但他的计划已得获印度，美国及英国许多友人之赞成与捐助，而伦敦传教会亦拨款五百镑为经费。然而这书院之基础，实际上是全赖其创办人之慷慨捐输乃克有成的。
马礼逊创办此书院之「约书」所载，大致如下。由创办人马礼逊个人率先捐其私蓄一千镑为开办费，定名为英华书院宗旨在培植中英文学以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以米怜牧师为首任院长，终身职，并以马氏为终身董事。凡一切捐款皆须作实现上言的宗旨之用，永远不得移作别用。如将来大局形势使此书院不能在马六甲续办，则将其产业出卖而迁移至印度外其他地方。此「约书」系于一八二○年三月二十日订立，由劳博•马礼逊签名，复由东印度公司高级职员二人知证。（原注：自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华书院于一八四三年迁香港。译者案：其后该书院因故停办。至一九一三年始恢复。校地屡迁，现在九龙旺角，成为一普通学校，而无复当年之性质矣。）
一八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英华书院校舍行奠基礼，由马六甲英军司令花卦上校主礼。列席者有当地总督及官绅名流多人。校舍内有课室，教员寓所，及中英文印刷所等。
马礼逊不特捐输巨资为开办费，而且认捐经常费每年一百镑，以五年为限。此外，东印度公司每年捐经常费一千二百元。其后，公司专利执照取消后，英国政府继续担负此捐款。
书院印刷所印行之期刊有中印拾遗季刊。由马米两氏合资办之。这刊物在欧洲博学之士中得获盛誉。另有中文杂志两种。（按：据梁发传，当时发行有中文月刊名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此外，又印行中文初阶，贺理所译之儒家「四书」，全部圣经，及其他宣道小册。一八二○年，又印行米怜之「开首十年之回忆」，系根据马氏原稿写成的，因印刷延迟，内容加增，包括十二年的事，但题目则如旧，（译者按：中国基督教第一位牧师梁发是在此受洗礼，第二位牧师何进善福堂是在英华书院读书出身的。此大成绩上文未载，故补录之）
关于这一处真光与学问之中心基地，毛佐理（前英洋行大班，后国会议员）有云：「愿马六甲成为这一带地方的爱俄那岛，而且恒久如之，惟无其荒废之残迹。」（按：爱俄那岛在苏格兰之西岸，圣科仑巴首先殖居于此，创立学校，成为宣传基督教之中心基地，故有「圣岛」之称。）

 

 

 

第十六章 翻译圣经

基督教传教士的大欲望，自始即期待新约所载五旬节的奇迹再现于今世，使人人得以其本土方言诵读圣经。唐代的景教教士：据「大秦景教碑」所载，至少曾将新约（一部分）译成中文，但其时乃在中国有印刷术三百年之前，其译本未有传留至今。天主教教士亦曾翻译了一部分的中文圣经，但直至十九世纪之初，他们也未有印行译本。是故这绝艰绝巨的任务一直留待基督教（改正宗）的传教士始克有成，而这最大的荣誉则归之马礼逊。
前文已述出，马礼逊得力于天主教之新约初译本之一部分。关于这伟大工作之完成，最好一读马氏之自叙语。他向伦敦传教会之报告，不徒是一篇普通的工作报告书，简直在在足以表现其本人人格——简朴笃实之品性，重厚平静的头脑，与健全合度的判断。他复具有特别丰富的常识。如果「美主要的是各部分正确的匀称」——这话是真的呢，那末，马氏又是具有天赋的「美的心灵」的了，因为他审度决断的能干确是非常充足的。为传其人其事起见，兹录其一八一九年十一月廿五日原函之大部分于后：
藉上帝之恩，旧约新约全部圣经之中文译本，于今日完成了。先于本月十二日，米怜先生译完约伯记。他原挑选此书及旧约其他几种历史书归其个人负责翻译的。其完全由我翻译者，则有以下诸书：
旧约——1.创世记, 2.出埃及记, 3.利未记, 4.民数记, 5.路得记, 6.诗篇, 7.箴言, 8.传道书, 9.雅歌, 10.以赛亚书, 11.耶利米书, 12.耶利米哀歌, 13.以西结书, 14.但以理书, 15.何西阿书, 16.约珥书, 17.阿摩司书, 18.俄巴底亚书, 19.约拿书, 20. 弥迦书, 21. 那鸿书, 22.哈巴谷书， 23.西番雅书， 24.哈该书， 25.撒迦利亚书， 26.玛拉基书。
新约——27.马太，28.马可，29.路加，30.约翰。
书信——31.希伯来书， 32.雅各书，33.彼得前书，34.彼得后书，35.约翰壹书，36.约翰贰书，37.约翰叁书，38.犹大书，39.启示录。
（译者按：以上各书名系采自今译本马氏译本，当有与此大异者，惜未得初版本校勘。）
新约其他诸书（以上所未录者），系由我编辑修订。（根据天主教初译稿为蓝本）其间有所改正，皆一本个人良心上之感觉，及中文知识之所及，而认为必需者。我又根据英文新约而分排节数，这是中文旧译稿之所未有者。我加上每节的数目（在句旁）而不致切断一贯的全文，但又便于查考。
我常对你们明言，伦敦博物院所藏之新约译稿，（即天主教旧译本）即是我前时得自伦敦传教会之手抄本，乃是我完成及编修之新约中文译本之蓝本。
其中第一种即是使徒行传，经我修订而印行。这本书，作为一篇记事文，原系由敬虔的天主教教士所译的，竟为在本国（澳门）的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天主教徒所焚毁，因为他误以为全书是我的译品而是异端。另有一个来自英国而稍通中文者，亦误以为新约全是我的译品，乃宣言谓翻译之事如得天主教教士为之当较为适宜。再有一现居他处地方之第三者，则谴责我备至，因为（天主教）旧译本之原文保留过多云。假如我有意令全部译本是尽出我手笔者，则我本可以大加修改，而无须乎细心校勘以决定旧译文内容孰去孰留了。然而我之目的及伦敦传教会之目的，均不在乎谁人将圣经翻成各国文字的问题，而却是如何印刷，及帮助印刷我们所能得到之最优的译本……
现在所成就的一切善工，皆当归功于上帝而赞颂之。……
英国雅各皇帝治下的圣经译本，翻译人数共五十有四……而我们的译本则只系两个人的工作——最多亦不过三名（连天主教旧译本合算）。这工作是在远方异国所干，而译文则全是新学习的文字——即是全世界最难学习，亦是在欧洲最少人学习之文字。凡对他人的工作作公正平允的评判者，当其品评这一译本时，幸毋忘这些困难情形也可。至于本土（中国）人士也许对此书表示意见者，则亦须以以下几点为念。
中国的翻译工作是在幼稚时期。中国文人并非为翻译而读书的;清廷也难于保留相当的人数以充满洲文的翻译官。佛教的经典，有些是文辞娴雅的，这是中国文人仅有的成就。耶稣会(天主教)教士们所印的各种的科学书籍，不是全本的译品，只不过是欧洲人的观念而由本土人士以中文写成的作品而已。……
中国有学问的人以为凡可敬重的书籍，当以深奥的古文辞出之,而不当以白话写成，一如欧洲中古时代的学者们之必用拉丁文一般。朱子（熹）之写其哲理文学（即理学）始别开生面，(用「语录」)体因为新的观念之传达,诚不如用浅白文字之为愈。中文经典式的古文辞，简略至甚，只可使旧观念复苏而已。
若采用这样深奥艰涩的文体翻译圣经，以取悦于一般的学者，或以炫耀自己的文才，是无异古埃及的祭司们之写出象形文字，除却他们自己或少数人士可以会意之外，真是难索解人；又无异莱因（欧洲大河）的英文新约译本中，保留许多东希腊与拉丁字及采用许多艰奥辞句，故意使常人看不懂的。对他们这样的贬责也许过分严酷，然而翻译圣经当用浅白及简易文字之为至高原则，则不得不完全承认的。
一个翻译者，无论翻译什么书，必有两大职责。其一是必须洞明书里的意义而且领会著者的精神。其次则必须以诚信，明达，及典雅之文笔，表出原著之意义及精神。
关于上言之第一职责，一个信基督教的学者，对于翻译圣经一事，一般地言之，比之一个异教徒较为合格。至于第二职责，则以本土人士翻译圣经为本国文当然较为优胜。自今观之，在一般现仍奉异教的文人改行皈命基督之前，想物色完全符合这些资格的人实戛戛乎其难了。
以上言两项资格论，相信第一项比之第二项尤为重要。因为无论译文如何典雅，但倘其误解圣经的原来意义，真是得不偿失，莫之能赎的。反之，倘文字上稍为拙劣，而传达意义准确无讹，则于原著无伤也。……
综上所言，大概表示我的意见：由一个判断准确而文才中等的外国传教士翻译圣经，其译文虽是不大明达和典雅，但以表出神圣启示之意义论，自能胜于一个文才最优而从未读过圣经的异教学者之译本必然无疑。何况其才学纵极富，但因其不悦本题（圣经），亦鲜能专心致志于工作，而务期洞明圣经原文的意义。……
于我的翻译工作中，我尝苦心研究怎样而后可得忠信，明晰，及简易诸端好处。我宁愿采用易识易解的通俗字，而舍弃深奥罕见的经典字。我又力求避免异教哲理及异教经籍中所通用的术语。我宁被人视为俚俗不雅而不愿令人难读难解。遇有困难的句语，则尽我所能，旁征博引，以最严肃最敬虔的先贤所疏解的义理以为蓝本。……
关于上言的第一项职责——确定圣经字句的涵义，我曾用圣经原文及参考各种英法文译本，圣经原文，孟他奴译本，通俗拉丁文译本，汤姆生各译本等至八种以上。
关于第二项职责——以中文表出圣经原义，我得力于伦敦博物院的（天主教）旧译稿，在中国的几种天主教译本，各中文字典，及本地的中文教师。
为完成这大任务起见，我不惮长期工作及谢绝社交，持以耐心、毅力、镇静、及不偏颇的判断；即不徒因其为新奇的工作而迷于偏爱的情感，复不因其为古代的经籍而固执私人的成见：惟希望以正确的思想，恭敬的态度，战战兢兢，小心翼翼，而期得免误传上帝神言之可怕的责任。这些资格，都是从事翻译一本书如圣经者之万不能缺的。……
要使摩西、大卫、及各先知；以及使耶稣基督及其众使徒，用他们自己的原语以向此土的人民宣布上帝奇异的工作；我希望这样的做法，可以指出一个较为快乐的时代快将在这些地方出现；而且相信邪教的怀疑主义之幽暗，将被自高天射来之大光所辟除，而一切金漆辉煌的佛像与无数邪神的偶像，将有一天在上帝之道前尽行倒塌于地上，即如「大衮」偶像仆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一样。（按：此见旧约：撒上5:1-4）
凡此皆是我所逆料的——虽然现在还没有迹象可见。如今呢，救主之名及一切载有其圣名与圣道的书籍皆受猛烈的反对。然这并不令我沮丧。居恒想及英国在已往和现在对于宗教之态度。尚未到三百年前，英国当局说：「圣经是不应在教会内，任常人（庸夫俗子）公开阅读，或任一般贫民私下阅读的；只有贵族与绅士阶级及其妇女得有圣经在其家中。每念及此，则对中国的希望油然兴起了。」
方廷达尔（英国先代因翻译圣经而被害者）被绑在柱上而将受焚死时，曾以热情高声大呼：「主啊，张开了英皇的眼睛啊！（按：此指英皇亨理八世）他的祈祷似已声闻于天，一一得答允了。」如今且让我们以热情作同样的恳求，使中国的皇帝张开眼睛吧。
谨引使徒保罗之言，以结束这长函：
『末了，兄弟们，请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帖后3:1）

当代的人，其最能深深知道马礼逊所克服的困难与其所完成的任务之艰巨者，莫过于米怜，而对于马氏工作之最为慷慨及动人的赞颂语，亦莫过于米怜在去世数星期前致其挚友（即马氏）之一封常信。内容有云：
藉上帝之助力，您经已发动了一宗大事，为中国一切的帝国（朝代），官吏、及祭司、文人与人民所永不能打倒，毁灭及有效停止的，而且将必扫荡他们的庙宇，毁坏他们的偶像，改变他们的生命，及拯救许多人的灵魂的。亲爱的朋友啊！切勿灰心失意啊！试想有多少的忠诚服务的人员，当其撒手归天之际，竟不能享受现在十分一的荣誉哩。愿永恒的神臂呵护你。

第十七章 忧上加忧

因身负翻译圣经之大任务，马礼逊自须仔细研究全书，则其自身所受之益自是不浅。岁月蹉跎，观其身遇种种的忧患与悲哀，历尽人生之苦难，而仍能处之泰然，安之若素，而工作无改，则其灵魂得力于圣经之安慰者至大，亦可知矣。然亦惟有上帝之神言始足以给予所需的慰藉耳。
一八一七年之冬，米怜夫妇自马六甲到澳门小住，半为工作，亦半为健康的原因。马氏日记云：
我的同工米怜先生挈眷来此有日矣。他俩夫妇的健康已稍有进步，准备来年一月即离此南归。米君之来，并非全为其健康之故，且为商榷南洋的传教基地种种事务，兼为着与我检讨他所译的申命记及约书亚记两书。这两书及诗篇于一八一八年即可在马六甲付梓——如果上帝施恩赐给我的兄弟（米氏）以生命及健康的话。……但他的现状不佳，肺部甚弱，瘦削不堪。（按：米氏久患肺痨病）

米夫人亦曾患重病，此次来澳门休养，得益甚大。但她自信此次纵可恢复健康，亦仅短期耳。后事证明果然如此。前于一八一六年五月，她产一男孩，两日即夭折。翌年四月，又产一女孩，亦仅四日而夭折。这两事令其精神受创殊深，大大减削她的活力。（据米氏日记）一八一九年一月，再举一丈夫子。产后未几，她即染热病及痢疾，卒于三月二十日去世。
米夫人以一七八三年生，于一八一二年八月结婚，死时才三十五岁，随夫东来任传教工作仅六年耳。遗有子女四人，均幼。米怜本人亦体弱多病，至是须自负抚育儿女责任，难乎其难了。马礼逊得闻噩耗，深表同情，但亦无善法可以慰之助之，盖两者各有责任，而岗位则一在广州，一在马六甲故也。
翌年八月，马夫人挈小儿女二人，由英复来澳门，马氏自不胜喜乐。但家居无几时，他为公务所迫，又须返广州，而夫人如前不能偕行。久别六年，今始重叙，但相处仅数星期，又须赋别离了。马夫人居于海滨，身体本甚健。然而死亡之阴影未几忽至,将一家生命的新光明与快乐尽行掩抹，一扫而光——马夫人去世。
一个人内心的伤感与悲哀，不容易表露出来。我们可于马氏致岳父母之函得知其悼亡之情——函内将其中心最大最切之悲痛坦白表出。我们认识他在书室中是个刻苦勤劳的学者。我们认识他在那个不大友善的世界中是个心灵高尚的尽责者。但在家庭中他的生活如何，我们却不大认识清楚，因为他长年镇日埋头于孤独的工作中，而很少得享家庭快乐的。
一八二一年六月十二日，他自澳门致岳父母函云：
我的爱妻玛丽自英回华后，健康本甚佳，不需医药。我们安居于澳门海滨，宅前有小园，每晚可与小儿女散步于此，家庭之乐，融融如也。晚上祈祷之后，一家人围坐桌前，各有事工或娱乐。玛丽为其将次产生之婴儿制衣。全宅整理完毕，秩序井然。但虽在家事忙迫中，每于就寝之前，晨兴之后，她必不忘诵读圣经多页。自返华后，她已读完米尔内的「教会史」，深觉其启迪之功。

他们正殷殷期待着新的甯馨儿出世以微笑增加家庭的福乐与光明之时，马夫人忽染霍乱症，经两天之痛苦即溘然长逝。马礼逊双眸之光也随而尽灭了。时在一八二一年六月十日，星期日之夜间。
上文已述及马氏长子夭折后下葬之困难。现在，当地有力者对于马夫人之葬事，反对力量愈为坚决，因之，马氏之忧伤亦愈甚。他意欲安葬亡妻与亡儿之山峰上，但中国人绝对不许。天主教人士又不准其下葬于天主教的坟场，故只有葬之于城垣下（义冢）而已。此固非马氏之所愿，但亦别无他法也。
正在极端为难之际，东印度公司主事者挺身而出，克服困难，力助马氏——挥金一千镑购买一块坟地。这是该公司值得敬佩之善举义举。于是马夫人终得长眠于适当之地。举行下葬礼时，公司大班及其他职员均亲到执绋。
虽马礼逊能顺应逆境，而因哀悼过甚，其健康与精神受创殊深，以后全年内，除几封私函外，普通通讯几无可再见。处此至哀至痛之家庭变故之下，老父与小儿女自自然然的相依为命了。据其此时的日记载，其九龄小女丽碧问其是否如常依期回到广州去；他自知不能偕行的。日记这两行含有万种凄凉悲惨之情实不堪卒读。他迫于公司的职责，不得不答复「是的」。然而为父之心碎矣，幸而李医生夫妇允肯于冬季照顾其小女，而马氏则自挈七龄幼子儒翰同到广州去。父女二人怎样伤心分别，只可幻想，不可言喻了。
翌年春，当船队回航，马礼逊遣送小儿女归英国去，两人分乘两船，分托友人沿途照拂。同时，他付款二百镑与其兄雅各，托其抚养二人，表示「愿其儿女教养得宜，而最要者是得受敬畏主之教道。」
从此，马礼逊又须在孤独岑寂中再干刻苦的工作了。这时，他仍有同工米怜，远在马六甲。然而米氏患病已久，早被劝告旅行休息。他自觉不能离开工作，无如病势加剧，卒不得不到星加坡及槟榔屿一行。他于一八二二年三月廿三日自星加坡致函马氏谓，病无起色，时时咳血云。马氏在极度「孤寂与沮丧」中覆以极为同情与极力安慰的信，恳求上帝保全其生命及恢复其健康。
不幸，在马氏覆函尚未发出之前，米怜已魂归天国了。死时在一八二二年六月二日上午二时。噩耗至七月五日始达到马氏。即是，马氏自记云：
九年前之昨日，我俩夫妇欢迎米怜夫妇到达澳门。如今呢，我们四人中之三人——皆在四十岁以下——一一作古，只留下我孤苦伶仃一人独存。然而主的旨意是善的，他们皆是在福音内的信仰与希望而死，而且皆是在他们的岗位上而死。他们留下忠骸于战场上。他们尽忠于救主的大事业，以至末日。他们无一临阵逃亡者——这令我满心快乐，甚至我最为不幸的玛丽也回到中国而亡。

除了哀悼亲友而外，另有一事足令马礼逊难堪者；即是现在无人在马六甲「主持中国部门的工作」。此事对于他久欲回国一行之计划有何影响，与夫他在加重忧虑中如何应付,可于其一八二二年十月十三日在广州致一友人(姓名未详函中得知之)。
一八二二年一月大函，我于忧患与职务交迫中得收。于我爱妻玛丽及爱友米怜相继物故后，今则所爱的韦廉又于本年六月二日去世了。我并不因此而退缩，而怨天，但我只为自己之孤苦独存而痛哭不少，且为我个人之罪愆而哭。我愿中心得放在天上的事多一点。我愿黾勉从事于专职——静候我主之莅临。……因米怜博士下世，我将于明年二三月间亲到马六甲一行，而延期回英。其实，我也许要完全改变定见，因为现在马六甲的各传教士对于学习中文无大进步。传教士中如韦廉之有效率者，诚不易多见，然主仍能推进其他的工作人员的。
计我来华于兹十五年矣。其间一半的岁月是独自工作的，然上帝仍容忍我的软弱而祝福我一手所干的工作。我现在的健康仍是非常之好。初时我以为断不能生存至今的。……我以为以前所播的种，今已有萌芽可见了，然倘我迁往马六甲，因此地无人灌溉，则以前所栽的将必枯萎，除非上帝在无极的慈悲中时时照顾着。
在过去十五年中，我因写作甚多，目力渐弱，而且自觉工作能力亦日隳了。……
我希望那一双慈母见背而父亲远离的小儿女在英皆得安康。如果你们得见他们，请善待之——为我爱妻之故，为我之故，复为主之故——因为玛丽是为主而死的。我希望将来也死在岗位之上。
兹复节录其致嫂氏（其兄雅各之妻即为其抚养儿女者）一函，以结束这悲痛忧伤之一章。
我现在仍觉意沮神丧，我深觉目无亲之感——双亲早已见背，而你们亲人皆与我距离甚远。我至爱之人，一一去世。环绕着我的异教徒，因其国制度习俗关系，对待外人冷酷而薄情。我绝不畏缩，但迫处于如此孤独的境地实非中心所愿的条件。然而我仍当感谢上帝。上帝拯救我，使我不至陷于辜恩溺职之罪。上帝已赐给我以大希望——即是信托他的鸿恩而对其救道有兴味，而且他已令我在他的教会内得荣耀，又赐给我丰富的物质，使得享受身体上的舒适。
兹再附上三百镑，以为我亲爱的儿女之费用。我有意纳米怜的孤儿罗拔为螟蛉，使其得与我儿儒翰同受我的供养。此事将须与执政者接洽。

 

 

第十八章 大火灾

马礼逊虽镇日埋头于中国事务中，同时极感到广州内二三千名外国海员之精神上的需要。一八二二年十月，他写了一篇向侨居广州的外国基督徒之陈请书，开首有句云：「我们面前既有机会，自当为人人行善。」他表示很想建立一所小礼拜堂于广州，以便一般真心祈祷的基督徒自由礼拜于此。他邀请同意的人签名为赞成人，然后寄与祖国传教会设法实现此计划。时有六人署名。其中一人即美商欧理凡——其人慷慨好施，曾乐助传教事业多年者。
其后，他又有一篇：「促进在中国海员的道德及改善其生活条件之建议」。于此，他倡议开办一所水面医院，专为一般必须分隔的患病海员而设的——至少亦能使病者与上货落货污肮吵闹的船只分隔。事实上，每年有英国海员约百名死于黄埔——即此已可证明这建议是需要的了。在这建议提出之前一个时期，在一只船内丧命者卅人。此外，他又提议设立一个水面礼拜堂，即如英国各地方河上所有的。
同时，马礼逊又印行一本小册,分发与海员们，谆谆告诫他们要尽职守，保名誉，慎行藏，而切勿滋事(与中国争斗等等)。
马礼逊的建议，甚得有些外商及船主之赞成。虽水面礼拜堂未得即时设立，而在一八二二年十一月三日星期日，他即被邀请到黄埔一艘商船上宣教。一直到了同年十二月八日，才有一艘船高悬礼拜的旗帜（英国习尚）而成为公司正式的水面礼拜堂了。其延期设立之原因，乃在一场大火。这大火灾竟使东印度公司损失不下百万镑，而中国人损失尤大。
时在一八二二年十一月一日星期五晚上约九时，广州西关有一处起火，地在十三行之北约半英里。其时，狂吹东北风，火势蔓延甚速。东印度公司及各华商的救火车一齐动员施救。徒因街巷狭窄，屋宇太密，而且取水不易，救火之功效极微。公司船队中有几个英人及船上职员，努力助救，但无人支援。许多人手执刀枪，抢救什物，争相搬运，街道为之堵塞了。又有歹徒趁火抢劫，掠夺弱者财物，而杀死强悍者，情形惨不忍睹。（据马氏日记）
星期五整夜，洋行中人提心吊胆的观察火势。过了中夜，他们送信与船队，着每船各置小艇一艘驶近岸边，以备急用。多数的洋商已将文件及细软贵重物品，运上中国小艇上。船费迅即高涨，由十倍以至卅倍，而船只仍不敷用。星期六清晨，天犹未曙，马礼逊亲写三封告急书，用各洋行名义，先后派人送与清官，请予环绕火区间开辟火路以期制止延烧。有在火区弹压之两官员置函不理。马氏亲递第三函至城门，期得呈总督发令执行。讵料亦不收效。（事后总督自承未阅原函）总督委之天意，次日亲到灾区视察，只痛哭而已。
至星期六上午，东北风愈厉，竟成飓风，将火焰直吹至洋行。一切救火努力，均归无效。各洋行皆被火烟及塌屋倒墙所驱迫，群趋集江干。不移时，十三行全区尽陷火焰中。其时，东风愈吹愈紧，火势随之，直至江边，乃无物可烧。计店铺住宅之被焚毁者以千计，人民丧生者亦不少。有一处适遇强徒撬开一箱，内现银元，多人即蜂拥上前，争事攘夺，一时被践踏而死者廿七人。马礼逊与四人整夜避难于一只雇用的小舟中，只能抢救了少许品物。
星期日晨早，即马礼逊被邀请讲道之晨，整个十三行已成焦土。外商见了不禁黯然神伤，盖人人无家可归了。
事后,东印度公司迁其库中幸存了七十万元至黄埔,兼从事查核其他洋行之损失。美商欧理凡的洋行失了数千元。中国人不肯动手拆卸洋行的颓垣,各职员及海员不得不亲自为之。
据马氏的日记云：「这场火灾之严重不亚于一六六六年之伦敦大火。」其实，伦敦受殃之区，长一英里，阔半英里，而广州此次的灾区且过之，且在全城人烟最为稠密之地区，致令无家可归之区民无数可计。
马礼逊于此不免谴责清吏及华商之自私精神。与洋行交易的华商虽曾认识洋商多年，但无一人肯对当时无家可归及饥饿无食的「番鬼」留其一宿及餐以一餐者。但在洋行服役的仆人则是例外；他们忠于雇主，力助其抢救财产，诚实不欺，忠义可风，殊堪嘉尚。
马礼逊当然与其他洋人同遭大劫。在他所损失之物资中，有价值一百镑的纸张，原拟寄去马六甲为印行新约新版本之用者。

 

 

 

 

第十九章 十五年后

火灾过后十二日，马礼逊坐在一个中国货仓里临时寓所中执笔写出：「中国传教事业之开首十六年」一篇文章。他这篇简史的宗旨，端在答复朋友们或批评者有时向他提出的问题：「请告诉我们吧——在这十五年间，为宣扬基督教，你究竟干了些什么工作？」他觉得有答复之必要，藉以解除有些仇视者的訾议，藉以重振其他沮丧者的精神，还藉以兴起一般人对上帝救主之感激心而拜赐其所致令成就的善果。
伦敦传教会之目的是要传扬福音于异教徒及感化本土人士，引其舍弃撒但（魔王）而皈依基督的。为达到这目的计，熟习其语言文字是必不可少的。……当该会开创中国传教事业时，英国关于中文知识是比较欧洲其他诸国为落后的，并且全无学习中文之助力。然而，……在今日，她已得有学习中文之助力比之其他各国为优。兹以著名的汉学家孟笃琦士之言为证。他说：“我敢断言，马礼逊在这十年间印行书籍多种，其对于欧洲学人之效用远胜于传教士在上一世纪内所印行的书本或未刊行的稿本之全部……
在马六甲新开的英华书院的中心基地中，现已集中了种种助力，如图书、教师及完全的自由与暇时。以期助人迅速学习中国文学、宗教及哲学。……
东印度公司在澳门所设的印刷所，经已鼓励当地的葡国新政府自设印刷所，而且从事印行中国新闻了。传播知识是有利于真正的基督教的。……
当伦敦传教会的仆人（自称）初到中国之时，英国人尚未有牧师在本土。……然而现在呢……每逢安息日即有礼拜仪式举行，而主礼者乃为英国当局所裁可者。……
现在又有几个本土人士，其良心已感受圣道之深刻印象。种子久已播下，相信现已生根了。……米怜博士虽死，但其播道小册及其在乡村的宣教辞至今仍向中国的问道者及其他人等谆谆教诲。（译者按：米怜遗著「张远两友相论」为初期至为著名亦至有功效的传道小册。）
新约……现已得落在有些中国人的手上了。……如今呢，爪哇、槟榔屿及星加坡各处，已有中国传教士了。这就是我们对「你们干了些什么工作？」一问题之简略的答复。愿上帝宽恕我们的服务中之不完善处而使一切的光荣全归于其圣名。

自米怜去世后，马礼逊觉有南行视察恒河外传教会工作之必要。一八二三年一月廿三日，他偕两华人动程。在六个月期间，他曾到星加坡两三次，大部时间则留在马六甲。在星加坡时，他得与赖福士爵士会晤。（Stamford Raffles 开发星加坡之首任总督）赖氏甚有意请其在此地开设一所学校，恍如马六甲英华书院之规模的。马氏悉心计划，即事进行建校，而且解囊捐助开办费一千五百元有奇，另拨巨款向政府领得一块地以为校址。赖氏于动程回英之前为其主持奠基礼。不幸，在新任总督之下，此计划不能实现。当赖氏在任时，力行禁止赌博、蓄奴与其他恶习。为推进这些善政起见，马氏曾为其将好些规则译成中文，并为其搜得一部大清律例以为当局司法之助焉。
对于马六甲的工作，马氏大为惬意。他暂充英华书院的驻院牧师，同时力助各传教士学习中文。自记云：「我希望这一工作，直至中国皈依基督之前，永不停止，但一到其时，这工作便归无用了。上帝天父啊！我心甚慰了。」他努力于校址之改善，不惜自解私囊以从事焉。他慷慨捐款之多，据其对其兄自陈，已捐出私蓄之半数或过半以助书院及差会工作了。因此之故，他或须放弃其回英一行之希望云。
在这时，他的书札与讲词皆表示其对中国传教事业之耿耿丹心，加以深阔的同情，健全的判断，而全无狭隘偏见。尤足称者，则是他早已主张须有未婚妇女前来以适应中国工作上之需要。兹分录其言以为证。
关于设立新书院事，他在星加坡的讲词有云：
我已奉中国的工作为本业，万不肯舍弃的。……现方计划新开的马来亚书院,将成为此半岛的传教工作基地,实是全部大事业中之一重要部分。中国的与马来亚的工作基地，两者将有密切的联系,即如一双孪生兄弟,并无竞争或嫉妒于其间,有之惟各自努力以求成为最有用的基地而已,但这是很可原谅的。
有些人不欲种树，只因其不能于生前亲眼看见其树枝干长大，然而我们行将在此种植之知识树，并不是徒为我们自己之用的。那是为疗治环绕我们的各国而栽的。知识不是德行，然而知识是力量，而且应常为有德行者所有，以使其能为人行善。……
科学与哲学其最繁盛者乃在基督教的国家里，真正的宗教是有利于真正的哲学的，而真正的哲学即是真正的宗教之仆役。……人为什么以为自然历史，植物学及矿物学，于夫各部门的科学不能从欧人所不能达到的各国各地征集资料，以加增其本身范围内之富有呢？……大概医学亦将因星加坡书院之努力而得进步的哩。我们许多的药料岂不是由外国采得的吗？
我们的书院以「人」为真实的个人，是个综合体的人——非只有肉体或只有心灵的，而是灵肉合体而与时间及空间息息相关的。……我们当记取：知识的与道德的文化,如无上帝赐福,是终归无益的。愿上帝因耶稣基督之功德而赐福于这些努力。

马礼逊有一封长函致伦敦传教会的司库兼书记，申论工作区所需的人员，以为未婚的妇女工作者是所亟需的，（这是在那时期中之伟论卓见）兼以健全的理论批评一般人之以神圣的事工与世俗的事工两相比较而过事夸张之不是。
关于传教士的资格一点，他说：
我们必须传教士人人具有真正的敬虔，谦虚的德性，专门的技术或教育，丰富的常识，纯良的脾气，对救主的真爱，及在人类的救恩中促进上帝的荣耀之志愿，而且在异教人中间为耶稣基督的大事业，而视个人与家庭的利益为次要。

关于需要未婚的妇女工作者一点，他有言：
传教士的团体中，应有两性参加，各有特异的资格，地位及职责。为帮助异教妇女了解福音真道计，基督教的妇女工作人员是所亟需的。然而传教士妻室之已为人母者，一到异国，其健康及时间鲜有能使其符合此资格者。是故敬虔的青年妇女来此学习语文及教育本土之少女及妇人是十分有用的。

但是马氏所恶者为一种对传教工作颂扬过分的谀词，致使其他多种可敬的及必需的服务相形见拙或比较失宜。下录数语，至足表示其透视准确的判断，及对其时人粗鄙而溢美的观念之厌恶。
有些推重传教工作过甚，至谓一个最有权力的帝皇之大使比之一个传教士亦有逊色。这是通常的比较。然而大使与传教士各有伟大之处，不能相提并论互作比较的。一个乞丐，如其果是上帝的子女，比之一个作为上帝仇敌之帝皇，当然是伟大得多，但如每对乞丐便称其比之国王较为伟大及较为有用之人物，则诚为不合宜且无效用的「溢美之辞」了。

东印度公司职务上的要求致令马礼逊不能久居马六甲。中国当局与人民未能忘怀于有些不幸的冲突事件。因此之故，广州的大班不能不致函催其速返。马氏乃于七月十八日乘船北归，于八月八日抵澳门。秋间，他得接好消息：梁发之妻已皈信基督教了。梁发夫妇均欲他们的小儿子领受洗礼。马氏遂于十一月二十日为其施洗礼，祈祷云：「愿这个中国小家庭可在此土成为传播真理于其人民之器具。」梁发因曾受清吏之迫害而证明其信仰之真实性。因为他编著及印行一本小册而被捕入狱，捱受笞刑以至流血。八年以来，这个中国信徒忠诚地，无畏地，继续为基督作证。其时，马氏已准备不日回国，甚欲得有人焉，留在此土，可为基督教之正式代表，于是为梁发行按手礼，封立其为宣教士（即牧师）是为中国基督教之第一位牧师。
马礼逊卒能回国渡假。他先致函洋行大班，谓来华十六年于兹，蒙公司董事会许其回英，予以旅费，今决成行，并请其准将藏书几千册一并载之船上。公司许之，于是以一八二三年十二月五日乘民船离广州，次日，转登滑铁卢号放洋。在动程之前不久，他欣然报告史丹顿云：「华英字典已完全印就了」。
在长途航程中，他为亡妻撰一小传，又著中国简史以为学校用的。此简史系以问答体栽出之，抵英未几，即在伦敦印行。
在重洋上过了一百天，卒安抵英伦，于一八二四年三月二十日登岸，复由陆路赴伦敦。

 

 

第二十章 归英国两年

马礼逊回到祖国，当然满心欢喜。可惜美中不足——所带回来的中国书籍尽被税关扣留。他在广州时久已捱尽官员的拖延手段，此时却要一尝英国官场同样的作风。前此，当他的华英字典下册寄回时，税关要抽税一百镑。现在呢，他的藏书万卷须缴税若干，他没有宣布出来。但他购书的价钱已费了二千镑强——这都是为着增加国际间的善意好感而非为牟利的。税关这样不合理的态度，真令他愤怒了。
他得了史丹顿的助力，向财政部大臣申请免税，虽得了有利的答复，而事情仍拖延下去。马氏本要急于北行的，但又不忍舍这些宝贵的书籍而去，然而官场的冗赘作风（公文兜圈子）不能令其怀有快捷放行的希望。他迫于暂将书籍留后，先行北游。以后数月，诸般交涉均归无效。这里有一个人急要将这一批无价宝的藏书献与国家，然而一般官员心目中所见到的只是可抽剥重税的东西！直至一一访问了财政部大臣皮耳爵士及其他名流之后，得他们的援力，始获批准放行。
其间，马氏曾觐见英皇乔治四世，又曾以所译的中文圣经一本进呈。他对于这样的世上荣耀怎样看法，则不得而知了。
马氏所得获之较为实际上荣耀乃是被选为皇家学会会员。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会也邀请他赴宴。他们前因其翻译圣经而在注册簿上勾销了他的名字的。如今在这宴会上，他们将他郑重介绍与当代最驰名的人物。希望他们能领会那场合之滑稽啊！
马氏原意在祖国只作短期的居留。然而因为各传教会向其提出种种意见，乃不得不改变计划。一连几个月内，他在长途车辆及各旅舍中居住，曾往纽加素探视其家族，曾往兰开夏探视其自己的小儿女，又曾往苏格兰探视米怜的孤儿，复曾往巴黎会见东方学者，并因事遨游爱尔兰及东方各大都市。他到处被邀约作宣教或演讲的活动，忙个不了，疲劳亦甚。更有一友人怪责他已北行六百英里而不再多走二百英里去看他一看。马氏惟有复函道歉，自云疲劳难堪，正所以讥其无常识也。
回到纽加素，他大受本地人士及当局之欢迎，屡在教会宣道，听者拥挤异常。旧地重来，他盘垣于卅年前钓游之地，不胜其乐。
他又善用此时机，访见当代之伟大人物，或听其演讲，或与其通讯。各伟大的宗教社团亦纷纷向其作种种请求，他惟有视自己能力之所及而对付之而已。
当马礼逊呈献其全部圣经译本于伦敦传教会及圣书公会的年会之际，他们一是表示最高度的热诚。
然而他的中心思想仍在福音之传播。他的眼光仍是远阔得很。他一力建议设立一所东方语文学校于英国，宗旨在传播基督教知识于万国，以为宣扬基督教真理于普世之工具，兼以训练各教会的传教士实行基督最后的遗训：「尔往传福音于万国万民」。
马礼逊为着推进设立东方语文学校事，故而延期回华——虽然在假期中只得半薪而已。他的大计划包括：搜集世界各国的情报，建设一大图书馆，及公开演讲。这一所学校，终得开办，由社会名流赞助，而马氏则许其自由借用个人所藏书籍。他开始演讲有关中国的问题及教授中国语文。他又在赫尼自己家中开设一妇女中文研究班，而且提倡组织一个妇女传教工作促进会，以期实现派遣未婚妇女到外国去。所堪引人兴味者，入此班的妇女，其中一人即是欧德施女士。她开始在此学习中文时，年方十九，其后即为第一位未婚女子之前往中国内地者。她之为人是很能干和很擅权的；据中国人传说，后来甚至驻宁波的英国领事也要事事听她命令而行哩。
马氏又极力提倡在牛津与剑桥两大学设立中文教座。其时，法国政府已在巴黎聘有中文教授了——为什么英国不能照办呢？但这一请求，虽获同情，终未立刻生效。
他奔走南北，仆仆风尘，以口以笔为中国的传教事业而呼吁，真是不遗余力，屡曾陈议于各传教会，以期克服祖国人士对此大事业之无知及冷淡。结果虽未如所期，令其失望，但传教于中国这大责任，已得一般青年男女踊跃担负起来，纷纷在全国各处组织社团以协助马六甲的英华书院。
在这些活动当中，马氏初时当然不克亲自照顾他的儿女，但他衷诚感激贺伦博士及其他人等之代其负责者，使此一双小儿女衣丰食足，快乐进步，无稍缺乏。至一八二四年十一月，他与艾思庄女士结婚于利物浦，而卜居于赫尼。两儿女迁居于此，至是始再有家庭之乐。在这里，他继续写作，投稿于传道杂志及中国杂志。后者是他所发行与编辑的。凡此工作皆是在家中所干的——就在儿女的嬉戏与亲友之访问中工作如恒而不受萦扰。
马礼逊的多种经验在在显出有涵养的心性，不骄傲的自立自主，镇静的尊严，与夫毁誉不惊宠辱不动的真正谦德。伦敦传教会推举他为董事之一——这是违反会章之例外举动。他即去函与董事会主席云：
请代我向各位董事致谢。我只是得为传教士，已极满意，并无指导他人一切事务之志愿，但对于这一荣耀（得为董事）亦义不容辞，因为我以为每当远在异教地方工作的教友回国述职之时，应与祖国基督徒各传教会议中的人物有同等发言的机会——这是符合圣经的做法的。我更希望将来明定原则，凡传教士均有被选为董事之资格，则此次之举动（指自己应选董事）实开其先河了。

至一八二五年年底，马氏告知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会以回华之意，兼请准其儿女偕往。他得到答复，许其复职，但以三年为期，且不许其儿女同行。马氏心中自然觉得诧异而大为不安。这出其意表的禁令及短促的任期之理由，并未有明言。他即以心平气和的姿态及笔调致书与公司董事会，缕述其历年工作之艰苦性质及有利的成绩，而个人所得的酬报则较之公司其他职员为低。但这函终未发出，因又恐怕如得获准将须改变其传教事业之性质也。友人有怂恿其请求与公司其他职员平等待遇者，如得赡养费及其他权利，惟其坚决不肯，且答以意欲退回至传教工作的岗位，而不愿为个人利益而有所干求云。
抱着这崇高的精神，他准备回华复职，作最后一次的去国。面对再与小儿女生离之大恨，他致函与其妻云：
当职务宣召我之时，至温柔的爱情与至严酷的感觉，在我心中同时并发。在这内心交战中，我断不能做一个临阵退缩留在祖国的懦夫。愿得天佑。更请你予我以鼓励使得勇敢而担任这大事业。这样做法，相信可以令您得有慰藉的。

幸而马氏第二次申请与儿女同行终得允许，因此他即着手准备举家动程。但他继续在语文学院及在赫尼教授妇女中文直至二月方止。他又花了一千镑购买书籍以为将来在中国的任务之助。
在那时，交通不便，通讯维艰。我们须想像马氏远道赴中国之意义为如何。他对人说，如遇雨季，每与马六甲通讯一次，须时六个月方得回音。如果祖国的朋友，要等到接了他平安抵中国后的讯息然后写信给他，则他须要等到两年而后始得收祖国的通讯了，然而他在日记上自书云：「愿我对自己的患难缄默忍受。愿我们心中念及基督所受的苦难，则转觉我们自身所受者为甚轻了。」

第廿一章 重来中土

在第二次的赴华航程中，马礼逊也遇到诸种困难——这原在他意料之中而并不因之而畏缩不前的。他一家四口所乘的船为「奥维号」（Orwell）设备与声誉俱不佳，不过他相信船主是友善的。一八二六年五月一日，他挈家人登船。航程横渡大西洋经南美洲而东来。沿途备历艰苦——外有风雨，内有叛乱，打破海上单调的生活。一次在飓风之中，因船上载有油类的桶打破而失火，全船几兆焚如。在闪电狂风之下，前帆木杆被吹断了，船身日夜转动不息，极为难堪。
然人类的凶残比之自然的暴力尤为可怖。时在七月廿四日星期一，方马礼逊与家人共处舱房内而独自看书之际，骤闻刀剑尖锐之声交作。原来船之前部有船员叛变事发生，船主即以武力压止之。谋叛者声称饱受苛待，冤屈难伸，因此人人手按圣经发誓，团结一致，反抗压迫。他们终极的目的是要杀尽船上职员而夺得全船。无疑的，他们的怨恨，确有理由。马氏承认职员责罚船员过苛；马夫人与小儿女在最狂烈的飓风之下，绝不因个人之安全而哭泣，独是一见船员惨受鞭挞，叫苦连天，则不禁凄然下泪了。
得了船主的许可，马氏亲自前去与叛徒谈论，卒以利害是非说服他们，人人服从命令，如常工作。不幸，有一为首滋事者，仍以铁器威胁大伙。他即被捉获，绑在船上受笞刑。另有三人欲上前援救其人，也同样受刑罚。其中二人被锁押于马家舱房之上，铁索琅当之声，终夜可闻。其后，此二人挣扎脱身，抱着救生水泡，跳入海去，希望得在苏门答腊登岸。这时，船距岸二十英里，两人不可再闻再见了。
是役也，据马礼逊自己的日记，当然谦辞记述经过，不夸己功。然而即此。可见其从容镇静之态度，高崇伟大的善意，卒能劝化此辈愤怒至甚的暴徒，但事后，有些为首者竟受严罚，大违船主之诺言（由马氏传达的）真令马氏不乐不安了。
到爪哇时，马氏与麦都思欣然相会，彼此讨论工作。二人在星加坡相处两星期之久。马氏乘机对于英华书院的工作，予以新能力及秩序。一八二六年九月十九日，重抵澳门，目睹其住宅及家具，因两年失修，残废不堪。尤甚者则其藏书室几尽为白蚁蛀蚀了。
安顿家眷毕，马氏又须独自回广州岗位去，照旧工作，日日年年「坐在同一室中同一椅上」。中间，当然有人事的变迁，因为在那时欧人无有久居东方者。然洋行诸君，不须马氏之开声劝募，即自动捐助英华书院五百镑以示敬佩，此与公司董事会蹙额不预之态度，两相对照，适得其反。
他的伟大任务——翻译圣经，前后得英国圣书公会捐助印刷费不下万镑，全部工作早已完成了。其所编著之华英字典，则由东印度公司拨款共一万二千镑以印行之。是故他现在心里只计度如何推进这开山大事业。其日记有云：
倘使我继续下去研究中国精深的文字，可以至死不已的。然而我现在已可写出通顺的中文了，所以我当不再研究中国的法律，而集中力量以浅白文字教授基督教。

于是他决心著作一本中文的圣经注解，又拟自撰一本「由神天启示的家庭教育」。（题目原文未详）他又开始编著一本圣经索引，备列年期、史事、及文学诸款。复编著「广州方言字典」。为掖助洋行中有意学习中文者起见，他开设一所中文学校。他又力助开办一所「大英中国博物馆」。此外，对于一向所关怀的海员们之利益，他又开设一家咖啡馆。
关于他自己及马六甲同工人员的工作，马氏须常报告祖国。这工作成为他的严重事务（节目）之一。其次，广州万宝堆积，诚为东方的百货市场。各处的同工人员纷纷请托他代行采办个人所需的品物，他又一一应命效劳。诸凡这些服务，皆外人所不得而见者。
他担任「广州志乘」期刊的撰述员，其实是副编辑。这是在中国出版的第一家英文报。创办人是麦涤孙，于一八二七年出版，每星期刊行一次。至香港归英后，乃迁至该处，改名「香港志乘」。当此期刊创始时。麦涤孙力请马礼逊为其臂助。他答应之，但其条件是：关于宗教道德问题，只须有发表意见之完全自由。他真个得此自由，而所获的酬报是每年三百元——得由其捐助于任何慈善机关。
他常因洋行于星期日并无主日崇拜之举行，引以为忧。他自愿担任祈祷及宣道——义务不受酬的工作。但洋行的大班婉辞却之。这并不是因其不悦马氏个人，只因他与其余诸人深恐受脱离国教之嫌，致于未便也。（按：当时凡不奉英国国教，而加入其他自由教会者，如公理会等——皆被称为「脱离者」，然而那位心胸宽大慷慨好施的美商欧理凡（即赞助美国传教事业至力者，下文再有叙述）即慨然开放其住宅以为此用。自后，每逢星期日上午，马氏于此先向小数的中国人宣道，继则对着约有二十名外人宣道。晚间，又有非正式的宗教集会，同在此举行。他又在洋行举行每月一次的祈祷会——这大概是在中国前所未有的创举。
当然，有些人对于此举，加以讪笑。另有些人则每当马氏在公桌上谈及宗教与道德的话之时，即以手掩眼以嘲笑之。然而他在远方所遭受的反对，比这些鄙屑的嘲笑为尤剧尤烈。那时，欧洲的学人，澳门的教士，纷纷毁谤他，责备他，攻击他。有以其为欺世盗名者，又有诬其抄袭剽窃者，复有评其翻译不善者。甚至有谓实非华英字典之原著人者，公然在欧洲的期刊亚洲杂志发表。马氏处之泰然。不事争辩。独是对于翻译不善之谴责一端，则只谓没有一本翻译的圣经堪称为完善者，惟希望彼辈自译一本完善的出来。
英国的人士皆不识中文者，马氏对他们为自己洗脱一切的抨击，几为不可能之事。幸而他在患难中有朋友挺身而起，仗义执言，自动投稿，为其辩护。其人是谁？即在公司受职之名学者戴维士是也。可是在大陆之攻讦马氏者又多方运动戴氏，欲其加入阵线一致攻击马氏，允在「亚洲杂志」为其（戴氏）揄扬。然而戴氏究为英国君子，何能接受？反挥函斥答之，曰：
你对马礼逊如此仇视，诚为憾事。关于马氏之品评，我不得不同意于史丹顿爵士之推崇其为「欧洲第一名中文学者」。马氏为东印度公司办理文牍历有年所，人所共知。他又能写作中文，其快捷通顺一如中国人。中国人久已称其为「马老师」。这一称号是有决定性的。马氏由此而得有确定的地位，足以使其视欧人关于他的中文学识之评论为鸡虫得失之争。（原注：「蛙鼠之战」）

然在传教区内,马氏所遭遇之严重的反对，尤有甚于欧洲及祖国的中文学者之嫉妒。此时，天主教徒已认识其工作之力量与影响,乃利用种种有效办法以裁制其用处。马氏赋性本来不是个狂信者，也不是不能容人者。他的书札表示对于一八二八年及一八二九年有关解放天主教徒的两法案，均极欢忭，深以天主教徒之得与其他公民共享平等权利为幸。由此可证明其确有恢宏的度量。然而天主教徒之对付他，却不如他对付天主教徒之慷慨宽大了。他尝印行一种无定期刊物「传道人与中国杂记」及其他小册与中英文宣教辞等。所有印刷机件及设备皆其自费购置，亲由英国带来的。不料澳门的主教(一个不识英文的老人)及教士们，对这些刊物竟大发雷霆之怒，以为「传道人」之名称是僭窃教会的权威。主教乃以此事向澳门立法局提出。于此，马氏所为竟被判决为叛教的。由是，澳门总督备文致东印度公司的大班，请求禁止马礼逊在其家中再行开设此印刷所。
对于马氏呢，这印刷所无异是一切之一切，因为于其时直接宣扬福音是无可能的。印刷品是其主要的工具，而对于刊物之力量他是具有无限无穷的信仰的。他的日记云：
对于识字读书的人民，以印刷品宣扬基督教知识的功效等于口头的演讲。而且在世上许多地方，施用此方法较为容易。只须几位生活的教师，藉印刷所为助，即可以传播知识于远方，即等于多倍的教师而无印刷品一般。

马氏又谓，佛教传教士不事宣讲，但只从事于翻译及著作书籍，而儒教的伦理学也是以同样方法而传播的。当其收到东印度公司之函(一八三三年六月廿二日自澳门发)，我们可想而知其必深深感到这是一个基本问题了。原函略谓，现奉到澳门总督来文指称，根据主教报告，马氏在家印刷各种不合天主教会的教道之刊物，因为在葡属各地内非经审查不得私设印刷所，故特奉函通知，以后请勿再在家中印刷各种刊物云云。
马礼逊本性原是一个静默和平（不好争，不好辩）的人，惟当一涉及生死关头的大原则之时，他立即成为一个刚强不屈的战士了。前此，对于多种对其个人之攻讦，他尽可以不理不答，然一为需要所迫，他即表现自己绝非一个等闲的平凡的雄辩家。他对于此函之答辩，不是小剑利刃之突击乱刺，而却是大刀阔斧之迎头猛劈。他视此函为「三合一的专制主义」之协同体；即是天主教士，葡国政府与英公司当局。他的抗议是以「注释」形式出之，而附于公司来涵之后，与原件一并送还公司处。其文曰：
1.确然的，我的宣教辞所敷陈的教道是不符合于天主教会的，然而并无攻击天主教会的话，「传道人」刊物中亦无之。
2.澳门是属于中国的——这已得完全证明，而并非葡王的领土之一部：是故他们的请求是越过窃权之举。（原注：中国之承认葡国在澳门的所有权，系在一八八七年签约之后。）
3.英公司设有印刷所在澳门已约有廿年之久，至今依然存在——自己喜欢印什么便印什么，刊物皆在澳门发行，从未受过审查。
4.今公司意欲何为？——将以我只是一个英籍人乎抑是公司一职员乎？遵守这些规则，则凡有印刷事必先付审查,而并非完全停止印刷所事务。公司将举其自己的印刷所以受他人之审查乎？抑欲完全停止其业务乎？两皆不欲。
职是之故，我抗议此一事件之全部活动，以其为潜越窃权的行为，以其为专制与压迫的行为——正是葡人与英人同受了天主教士所嗾使的行为。

作为公司的职员，马礼逊并无他途之可选择——惟屈服或辞职耳。而他又明知，一旦辞职，将无地立足，即被逐出澳门（如不被广州驱逐出境）。于是，他不能不服从公司的命令，但仍作不断的抗议。在「广州志乘」中，他即运用其所已得之自由发表权，强调发挥印刷自由之原则，态度强硬，毫不妥协。试读下录一篇论说，如见其人。

印刷自由论——劳博•马礼逊

「所有法国人均得享有发表及印行其意见之自由；审查制度永远废止。」——这是法国新宪章所规定的。
天赋人类以言语，使人为有理性的生物，其所以异于口哑而无理性的禽兽者此也。有智慧的人，于社交之中享受理性的盛筵，此智者所视为远优于肉体的享受者也。是故政府无权减缩或干涉人们之知识的沟通，犹之其无权减缩或干涉人们肉体之安适，或其自然食品之一部焉。根据此大原则，除却最危险的罪犯而外，无一人所用之纸、笔、墨，可被剥夺而去的。而印刷机者，不过较为快捷的写字机器耳。语其效能则在神恩之下，既可令人的心灵，虽有时间与空间距离中仍能交换其思想，复可藉此贡献于有理性的生物(人)以享受及进步远多于任何肉体上的安乐。是故举凡一切的政府，如其动作与施设是基于平等与公道之原则者，无一能禁止人们自由施用印刷所者。
中国久已许可欧美各国人士侨居于沿海地方。诸色人等，各得沿用其所习惯之衣饰、饮食、跳舞及其他娱乐。在这些外人中，没有一等人有权可以管治其他外人之习惯或意见的。如要剥夺了一个欧人或美人之报纸，即等于剥夺了他所必需的食粮一般。设使葡人没有这样的口味——不喜欢这些滋味；设使他们乐于顺从教士或主教的主意，姑不论他们阅读书报与否，尽管任他们自行其是罢。然而，在他方面，他们无权禁止书报之印行以为许多前来中国能读英文的人士之读品。（原注：澳门是中国完整的领土）。他们如此做法，正是侵犯天赋的人权。我们承认法国新宪章那一句话为我们的格言，足以表现这大原则，而殊堪作为一切人类的大宪章——是大自然的定律，亦即是上帝的定律，因为吾人思想、言语、写字以及印刷的能力都是上帝专为其所创造的人之快乐而特别赋予的。因此之故，没有一条人造的法律可以取销之。『听从你们而不听从上帝，这在上帝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罢。』这是圣彼得当年在耶路撒冷对着一般祭司与统治者之自辩辞（徒4:19）。显明的，上帝的定律，必须服从——虽然人的法律在任何教会或任何国家中也许是与其相反的。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凡反对言语、文字及印刷的自由之一切法律，在良心上是可以不遵依的。
「暴君（专制者）可以施行刑罚，惟上帝则将赞成」。

马礼逊凭着三个中国基督徒之助力，仍然继续散布经已印行的刊物于遐迩各方，而且他感觉到不得不尽量反攻压迫他的人。其所运用的印刷所乃在葡人权力所不及的地方。这时他报告伦敦基督圣教书会，关于上言的情状有云：
在广州继续印刷的工作也是大不稳当的。除了澳门或星加坡之外，再没有较近的地方可以自由工作的了。……我曾发出二万册杂著小册，内有圣经选录及其注解，天主教与基督教（改正宗）之分别，关于聋哑院之通告等等。我要向中国人表明天主教之传说与习尚是违反圣经所载的基督教的——这是我一向所不为而现在所不得不为的。

第廿二章 种种服务方式

在马礼逊一生最后的几年间，也就是东印度公司在中国享有专利权之最后几年间，各洋行与清吏的关系中，纠葛愈来愈多。每次交涉，均由马氏身当其冲，受气不少。同时，他在公司的位置几不能再事强留，因为公司人事变迁，有些新来的高级职员（他的上司）盛气迫人，殊为难受。他曾具函辞职，准备回家专心致力于传教工作。他的健康，亦渐呈不支之状。其日记云：「我将下台了，但我很喜欢得见主已差遣他人前来继续此工作。」幸而在这最后一时期中，他至终未被迫而脱离公司的关系。
他继续工作，常去探视病人及抚慰病至垂危的海员。对于中国人之有灾劫者，他也一视同仁，同样为其服务，即如对其本国人一般无异，由以下一事可为实证。在一八二七年之初，有一艘法国船，载有酒、丝及其他珍品，停泊于安南，听候修理。其船旋被没收，乃另雇一中国大船转运货物到澳门去。不料，在中途，船夫顿起谋财害命的歹意恶念，以最凶酷的手段，将船上乘客全行杀毙。只有一二人跳入海中得免遭毒手。但此二人中，其一溺死，其他（欧人）悻遇救，得回澳门。葡人知其事，即将此案移交清吏办理。此船卒被截获，各犯法者一律判死刑，先行押解到澳门与那独一被救生还的欧人对质，然后行刑。
但被捕的人犯中，有一人并未下毒手，而且曾以暗号向各欧人搭客警告者。那生存之欧人亦欲救回其一命。马礼逊为伸张公道起见，尽力相助，亲任翻译，费了不少力量，其人卒得释放。当时，全广州人士皆赞颂马氏之见义勇为，拯救无辜，而获释者，更去函拜谢，愿叩首答谢其救命大恩。
无论在苦难抑在安乐中，无论遭失意或成功，马礼逊一本大无畏的精神，向着艰难的前途而迈进。在澳门的藏书室，因邻居失火而被殃及，致受严重的损失。他的书籍，全受损坏，有些至不可再用——这是一个文人的莫大损失。关于此意外事，他只轻轻的说了一句：「M先生谓，因我过分酷爱各书的精致装璜，故受此罪罚。」这就是他艰难作战的经验之一部分，然而他依然奋斗上前，虽失望而不灰心，不丧胆。

第廿三章 传教士陆续增援

马礼逊独自工作，为时已逾二十年。其间，恒河外的事业稍见进步，但马氏仍恳切盼望中国开放门户。他心中久已渴望多得传教士前来增援，但有一天东印度公司垄断商务，则有一天英国的传教士不易立足于广州或澳门。然而美国的工作者当然不受此垄断之限制的。于是他转向美国请援。那个胸襟宽大的美商欧理凡一力答应全力支持，他乃得大鼓励。
一八二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星期日晚上，马礼逊心血来潮，五中大动，不独是为中国的需要之故，而且是为着一般讲英语的外人之需要之故。他已常向一群小数的外人宣道，但因大多数人之漠不关心，故思之心痛。是日举行礼拜仪式之后，他占笔写了两封信。一致苏格兰的覃博士，请其注意苏格兰人对宗教之冷淡无情，尤其是一般在中国的。其他则是一封公开的函寄往美国发表的，请求美国差遣一位宣传福音者到中国来。
过了几天，他又挥函致美国公理会的国外传教会（简称「美差会」催促他们考虑中国的请求。前此，他早于一八二○年受该会聘为通讯会员了，然而事有出乎他意料之外者，该会于他发出上函之前数星期，已在纽约开会捐募了一笔巨款以实行此举。那是「对于传教事业之一种崭新而特异的冲动」。该会秘书伊华芝覆马氏函，略谓来信之请求及鼓励，适当该会积极提倡此举之后，可谓不谋而合，诚是天意；一俟物色得有道德及资格适当的两个人，即差遣其出国赴华；到时务请以经验力助之云云。
先是，欧理凡已慷慨认捐一位传教士来华之旅费及其一年之薪金。美差会即派遣裨治文牧师前赴中国。同时，「美国海员之友会」则派雅比理牧师前来广州担任对海员的宗教工作。这两人同船于一八三○年二月抵广州。马礼逊以极喜乐之忱欢迎之。这是他一生的大日子，即尽其所能，予以助力。雅氏的任期只一年，过此即转赴星加坡，惟裨治文则长期留粤，后来成为一个很出色的传教士。（按：后来裨氏调往浙江）
原注：㈠ 关于热心为道疏财仗义的欧理凡，传教士卫三畏有云：「当美国的传教会经费支绌以致工作前途暗澹之时，他捐款维持，多方鼓舞。他与伙友们在广州为教士们供应一所房子，免其租金，共约十三年之久。他在纽约自己所属之教会，由其提议，于一八三二年捐送全部印刷工具到中国，即以其教会之牧师布仑之名为此印刷所之名。」殆「中国宝库」杂志出版时，他自愿担负一切的损失——如其亏本——而不愿美差会受其亏累。他为此期刊经营一建筑物为其馆址垂三十年。他的公司捐赠五十一个免费客位以备传教士及家人来往美华两国之用。这些及其他多种捐赠皆由其慷慨乐助的。
原注：㈡ 裨治文牧师于一八三二年并办「中国宝库」杂志，自任总编辑垂二十年。后于一八六一年身故，曾任传教工作三十余年，劳绩久著。
原注：㈢ 雅比理牧师于一八三三年五月因病回美，至一八三九年再来，与病魔奋斗五年，卒回美而死。

一八三一年七月，马礼逊致雅比理（时在暹罗）函云：
我们心中对于您的私事及公务感到非常的兴味。主赐给你健康与热心，使你在少壮之年即为其服务。而我呢，劳工的日子快完了。但您与其他圣徒已加入中国的工场，我甚以为乐。……您现在所处之境地，自由得多了，因此对于中国人的利益比之在中国为较多。我愿得见这里的束缚终得解除。我们亟须一般中外信徒与殉道者努力打开这骄傲的国家之门户。

一八三二年，又有一位传教士史迪芬牧师奉美国海员之友会派遣东来，于十月廿六日抵广州。这一事与祖国其他的佳消息均足令马氏心情愉快的。同年十月廿九日，他致涵圣书公会云：
我乐于报告：美国的教会现已开始举办中国的传教事业了。裨治文与雅比理两人是其最初派来的传教士。数日前又有史迪芬乘「马礼逊号」船续来。这船的所有人是敬虔的欧理凡先生。他是基督的忠仆及中国的挚友。他以我的名命其船。他本是隶属长老会的教友，但开放他的洋行以招待公理会的传教士。史迪芬的任务是对海员宣道，及学习中文以实现传教目的的。
原注：史氏受美国海员之友会来华工作至一八三六年三月期满，以后转受美差会之聘留华，至同年十二月（在星加坡）去世。
译者谨案：史迪芬牧师可能是于一八三六年（道光十六年）春间，偕一中国舌人（非梁发）在广州街上宣道派书而分派一部梁发所著的劝世良言与洪秀全者。余另有详细考证，兹不赘。

马礼逊对于另一位传教士郭士立牧师所干的工作，深感兴味。他是德国人，于一八二七年奉荷兰传教会派往爪哇的。这一位多才多艺的人物，于一八三一年开始在中国海岸一带来往航行，沿途分派圣经及基督教书籍。他一连三次的航行旅程之报告，引起英美两国政治、商业及宗教各界人士极大的热心，其影响之大，匪可言喻。由此而引起中国传道会之倡设。此会所派来之第一位传教士即戴德生医生是也。马氏与郭氏两人的工作大有关系。据其向圣书公会报告，谓曾由广州送出书籍一大箱，内有圣经，祈祷书，及小册，交与郭士立带往中国、高丽及日本沿途分派云。旋又致函文字布道会报告，谓已得郭氏来函曾分派基督教书籍小册于中国沿海各港口，北至长城之东。这些刊物均是在马六甲印行者。他中心甚为惬意云。
一八三二年十一月，马礼逊又以欢悦心情致函伦敦传教会，以约有传教士七人前来远东工作。其中只有卫三畏牧师一人是指派来华的。其他三四人往马来亚。卫牧师与杜里牧师二人同船东来，于一八三三年十月廿五日到广州。卫氏关于初来粤时之印象有如下之记录。
我以商人身份向行商报到，行名「光源」。行商与我素未谋面，但肯为我之担保人。
我被介绍与马礼逊博士及其好儿子约翰会面。此外尚有裨治文与史迪芬——我们一共六人，同守圣餐典礼。越数日，我又得晤梁发。我对这里的工作仍有大希望。其「作始也简」不致令我心沮丧的。
在其时，最大的困难乃是延聘合式的教师受我以中文。我得一文学优长的先生。他特别谨慎从事，以防他人告密。他每次来授课时，必携一外国妇女的鞋子与俱，置之案上。如有生面的人或有所畏的人进来，他便佯称为制造番鞋的工匠以资掩饰。一连好几个月，他继续这样做，直至他自己确信所有的惊惧是毫无根据的。

至一八三二年，马礼逊来华已历二十有五年了。他手写一篇报告书，略述廿五年来的中国基督教开山事业。今节录数段于后，藉见其成就及其所得而见者。
二十五年前之今日，第一位基督教（改正宗的）传教士独自来到人地生疏的中国。……初时，人皆以为学习中文是不可克服的难事。这难事现在已成过去了。我卒能学得中文，而且又得获其他诸种方法继续学习之，以期精益求精。字典、文法、字汇之编著，及种种翻译，均已完成及印行了。中文学者（外籍的）在国内国外已日渐增加，或为世俗或为宗教之目的的。自今而后，中文将不再见弃于人了。
马、米合作之圣经译本，及其他宣教小册，祈祷书等等，亦均已印行。现在呢，感谢上帝，已有传教士多人由他国（英国而外）纷纷东来，极力援助发扬——及解释基督教的工作。伦敦传教会在马六甲英华书院所开设的中文印刷所，及麦都思先生在爪哇所开设的印刷所，各已发出多种刊物，页数以百万计，满载永恒的福音之真理。而英华书院则给予本土青年数十人以基督教的教育。现在又有本土的中国人宣讲基督的福音，且逐家逐家施教于人。
以上就是这里的传教开山事业到现在所成就之大概。我们并不夸张伟大的成就，但我们忠诚地感谢上帝使此工作进行不息，而且在死亡与灾难之中仍能年复一年的、再接再厉的努力向前迈进。
他续陈述英国美国印刷所之开设，报纸杂志之印行，传教航程之施行，又报告中外工作人员的姓名。此时，中国的工作人员共有三名，即梁发、屈昂及李新是也。
到现在为止，只有十名曾受洗礼的中国信徒，连上言三人在内。梁、屈二人之皈信，得力于米怜博士在英华书院的工作，他们原是那里印刷所的手民。其他则是一个学生，现在该书院。

那报告书续叙对海员的工作及他种基督教活动。其结论云：
主的仆人们，同在这传教事业中工作，虽各来自不同的国家及隶属相异的教会，而均能合作无间，友爱逾恒，精诚团结。藉此报告书，我们深欲引起全世界各基督教会的注意——大家努力传道于东亚之四万万同胞。……基督教会啊！且听听救主最后的命令：
「你们要到全世界去传播福音与万民」。
这报告是一八三二年九月四日由马礼逊与裨治文联署的。

 

第廿四章 生离即死别

如上所言，马礼逊须长留其家人于澳门，而自己离居广州公干，每年至少有六个月时期如此，有时甚或尤要长久些。由八月至下年二三月，他必须驻于广州，俟公司船队回国后，始能回澳。这样的分隔，令马氏夫妇均感不乐，尤其是年老两人的健康日形不佳。这时，他们的家庭已有儿女六人——二人是前妻所出，四人是续配所生的。马礼逊原是一个慈爱的父亲，失了家庭的乐趣与温暖，令他极为难受。
他久已期望他的长子儒翰得成为一名精通中文的学者，而致力于修订圣经译本及其他文字工作以助中国。儒翰旅英时，曾有一短期间肄业于弥山学校，其后乃到英华书院致力于有用的工作。一八三○年十六岁时，他有机会得随从一个美国商业团体同游暹罗。这时马礼逊致函与他云：
得知你要到暹罗去，我心甚慰。但你仍年幼，此似非智举。我对于你的热心，引以为慰。我虽为你筹划其他的计划，不过凡是计划，每因后来所发生的事故而至不能施行的。听天意之指导究是最好的计划。假使你能在得获固定职位之前，先到欧洲一次，那是最好不过的。然而你有圣经在手上，又有上乘的各门知识的欧洲作品在目前，所以如果非因健康之故而迫于变易环境，而你现在又有工作可做，则我当不催迫你急于回欧。慎勿执役过劳，但同时又不要懒惰。期间有一中道可行的，当以宗教精神珍重身体的健康。毋令自尊之心与求学之志迫令你勤工过度为是。任基督之爱驱策你，使用的，以为其大事业。

儒翰之到暹罗去，为时仅甚暂，因为同年九月即回到广州，随侍乃父，勤力攻读中文。其父说：“虽然年仅十六，他已受聘为广州外商的翻译员了。我希望他将来有一天从事修订马米合作的圣经译本。”
一八三二年年底，儒翰再有机会前往暹罗安南一带。这回是随同一个美国使团前往缔结商务条约的。马礼逊亦许其成行，随去函伦敦传教会云：「愿主一路偕着他，祝福他。我的愿望及祈祷乃是得眼见他此后够资格翻译基督教书籍成为中文。……」同时，他致女儿丽碧函云：「我已劝告儒翰勿从事商业，而常指示其当为商人传教士。……我相信他不因是一个不受薪的平信徒传教士而稍减其热诚与效用。」
因其子年纪太幼而远赴暹罗——这实是冒险之举，他于是乎挥长信，谆谆教以立身处事之道。这是饶有趣味的文件，因由此可想知他自己生活与工作的方法也。录之于后：
关于你此行，我几乎动了不忍之心。我为你要投身入这样的社会而耽心不已。如果你真要去，则十分警惕与常常祈祷是万不可少的。愿上帝常赐恩典眷顾你的心与口。
兹将以下诸条方法示你：
㈠ 凡遇各事，心中必须祈祷，求神助力。
㈡ 可随意谈话，但勿与生面人或外国人争辩。
㈢ 细读每一文件，先要洞明其意义，然后执笔翻译。……
㈣ 一遇艰难之章句，如有可能，当就商于本土人。
㈤ 如有重要文件，当仔细研究，用至优的英文写出来，乃缴呈上去。是以，凡匆忙了事及苟且塞责，两种恶习，切当避免。一有工作，即时做完，切勿耽搁，因为因循延宕，终须迫你匆忙潦草的。……
当紧记我教你常常操华语，以期出口流利。又须练习发音清晰，令人易听易明。我又常教你汇集多句有力的习用的成语。这是我久欲为而未暇为之而终至后悔的。

再由其致儿女的家信节录以下两段：
你来信有「匆匆写就」之语，希勿在信内养成惯用如此或其他的解嘲辩词，当尽心尽力写得那么多就算那么多——这就够了。
每日当在天书上，留一好的记录。在每日的回忆录上当慎为自省，不要等待明天。当我初来中国时，每日祈祷三次——早午晚三时祈祷上帝呵护我每次数小时之久。

当其长子儒翰去暹罗后，他转与其年方七龄的次子同居，以作伴侣。这时他俩夫妇的健康俱日坏一日了,他对于爱妻之体力日呈不支之象，甚为焦虑，深恐如不能恢复则又须远离了。过了几个月的痛苦犹豫期，他终于迫要准备遣送爱妻及儿女们回英。
在这时期间，有好几方面，前途渺渺，不能确定。东印度公司专利的执照快要取消——这是很有可能的。如一实现，则牵涉到马礼逊的前途极大。他为此惧。公司的执照一旦取消，他当然随而解职了。虽然他为公司服务已历廿五年，而当事人为其向公司请求赡养金则又被拒绝。

一八三二年十一月，他致信伦敦传教会有云：
东印度公司已否决给我赡养金，即如其所给予公司的医士或牧师的，大概以为另有他团体给我经费补助之故。请为此作严重的考虑。

当记取：马礼逊一向为发展传教事业计，常自解私囊，慷慨捐输。故于此时，不得不考虑另谋他职，否则必须退而请求伦敦传教会之经济助力了。如须专靠传教会之薄酬，则以后当不能如前之随意捐款于各机关了。
正在这前路茫茫犹豫莫定之际，他迫要与家人分离，担负他们的旅费，及为他们在英国开一头家，而同时逆料或不待他们到英时其个人之薪即停发了。马夫人本极不愿行的。因为她也觉得丈夫近来的身体已渐呈不支之状了。将届一八三三年之夏,她又见丈夫胃口不佳,右臂觉痛，以及能力衰颓，种种病症，更引以为忧。但公司的医生则谓其病症并不严重，解除她的忧惧。于是，她乃肯去，船期在十二月初旬。
此时，儒翰已可暂行代理父亲在广州的职务，马礼逊于是决留居澳门至家人动程为止。他本欲偕行的，但转觉绝无可能。幸而有一友人在英愿招待其家人于家中，他去信深心感谢其隆情厚谊，并谓自己虽于近四月来健康不佳，不能多事写读，而因家庭供养计不得不独自留在中国任职云。
于其家人启程之前一月，公司急召马礼逊返广州，因在一运鸦片船上有械斗发生，一中国人及一英水手毙命。他虽不愿行亦不可得，遂即返粤垣，翻译此案文件。其时清吏又要求必以命偿命，追捕凶手，但不可得。此案如何结果，尚不可知也。
本图于最后几个星期间与家人团聚竟不可得，这真是他最苦恼的事。他自广州致妻函，表露其中心感情云：

愿上帝加强您的心灵，为您的艰难职责而赐您恩典。所最爱的儿女们！愿上帝呵护他们。他们克尽子女之道，品性可爱，令我心中大感愉快。我相信今后您们迁居于基督教的社会中，是于他们大有裨益的。此次之别离之最痛苦的事，就是我们一家分散是无限期的。也许您将能交托儿女于慈祥而忠诚的亲友而回来我这里。也许将来的结果是优于我的忧惧。上帝永不离开我们的。……

过了几天，他又发家书云：
此时，澳门与广州，相距已觉远，然则英伦与中国又将如何呢？感情有时要我对你说「不要去」，但我们已决定了，不能反悔。谁能预说前途如何？也许藉此得福哩。「愿上帝的旨意得成就」。上帝啊，我们是属于你的，请勿弃我们如遗啊！吾爱啊，我现在正要认识在基督中所得的慰藉，极愿在上帝之宝贵的应许中安度信仰的生活。……

马礼逊在广州的职责虽重，幸终能说服公司的当事人，暂由其子代理，使其自己可以于家人动程之前两星期得回澳叙别。马夫人与小儿女儿热烈欢迎，一家团叙。一时，马氏左顾右弄，乐不可支。
然而快乐的时间，不久便过去了。最后几天，全家人等忙于执拾六个人的行装。在一八三三年十二月十日，这即是英皇韦廉四世签署简派律劳卑为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以代替东印度公司之日，马礼逊与家人在风雨交加之下，乘一葡船出伶仃洋，等候回英之船开到。这时,渣甸氏慨允马家一行人在其洋行之船中暂住,等候英船。在饥寒与晕船交迫之中，一家人再得叙片时。
十三日，出洋的大船开到了，儒翰亦前来送别。马夫人遂挈儿女登舟，翌晨启碇。四个月的长久航程于以开始。马礼逊站在渣甸船面挥手惜别，不禁黯然魂消，老泪纵横矣。
次日，他即在此船上致妻函，道及昨日离别之苦，其结尾数语最值得录出。
我立定宗旨将自己整个贡献于中国人；特别是，如以前的决心，贡献于圣经。我欲在我们自己的印刷所印行一本新版的圣经。愿上帝使我手所做的工作得顺利成功，日日昌盛。

马礼逊乃偕长子带着忧伤的心情乘船回广州去。沿途又遇逆风，经两昼夜始达。从此，马夫人与五儿女与他相去日远一日，终无再见之日，盖生离实即死别也。
马氏因未能逆料于公司执照取消后，英政府将作如何处置，乃不敢继续租赁澳门之住宅。于是遣其子前往结束一切。从此，马氏不再有自己的家园及家庭生活了。

第廿五章 忠于职务至死之日

马礼逊久已立志要死于工作岗位上的，终于素志得偿，荣誉归之。在中心孤寂，身体多病，与满怀忧惧之下，他焦急地等候祖国的消息——关于政府对于东印度公司的专利执照及与东方自由贸易之事。他深知如此突然的变化，必遭遇极大的困难，但对于他个人的影响则尤为重大。他的日记云：
广州（英人方面）对于这新制度，大为震动。希望与恐惧交作。对于我们在公司受职者，殆无异是致命的打击。我佯作不预见其种种后效。我以为这种种后效必然很大，但我祈祷其将有利于中国，不独是徒然有利于英国的，因为我不是那一类的爱国者——要靠损害人家来尊大自己的。我不以为基督教承认这样的爱国主义。然而一般之谈论自由贸易者，有几人能以中国的幸福为念的呢？

在这焦灼等候期间，他几于每日写家信寄给爱妻，直至去世前三日为止。他深以自己的健康为虑，似乎自知毕生的工作快要结束了。其日记云：
这真是可喜可乐的事——上帝已在这传教事业中，培植了有动力的工作人员了。我现在感觉自己在这里对于这大事业并不是十分重要的了。纵没有我，这大事业仍继续向前发展的。

两月后，日记又云：
我因自觉不适，不能再从事文字工作，深感不安。在这孤寂的生活中，我愿多干些中文工作，但头脑与能力俱不能支了。好吧！我必需告退了。在以前的日子，我工作很多很多，也许已达成任务——这是分配给我的。愿上帝宽恕我——如果我有错误或罪愆。

中间，广州中外人士皆因东印度公司的变化而大为震动，大为惶惑。清吏方面更多方打听，要知道英国为什么这样干，究有何诡谋。此时，东印度公司专利的时代已成过去了。这新政策是时势所迫，不得不施行的。自从美商得有自由贸易的权益，极力经营及发展远东商务。英国此时随之而改变制度，是势所必然的。不过，一般深识中国情形者，知道将来必惹起困难及危险问题。马礼逊为准备协助当局应付来日的艰难计，又致力于中国法律之研究——自许为依然是一个中文学生。
据他这时的日记，当时的人，意中均逆料新来的当局必要借重马氏的，但他自己健康不佳，而将来在政府下的工作，与清吏来往公事文牍，必比前愈多而愈烦，故不欲受政府之职，但为糊口计则拟在传教会受职云。
他不自知， 这时祖国的友人们纷纷给他荣誉，推崇备至。例如：东印度公司前大班毛佐理在国会演说中国问题一小时，当其一提到马礼逊之名之时，全场欢呼。政府此时正要倚重他，必要他服务的。史丹顿又为律劳卑预贺，以其得一如此好的助手。马礼逊虽不慕世俗浮名,但如其得闻自己之得人奖饰推崇至如此而不喜乐于心者，当是不近人情而违反自然的了。然而这一切的虚荣又何尝得满足渴欲再得爱妻及儿女的伴侣之至情呢？此时的家书表示忆念家人儿子之心殊切。在其毕生最末的一阶段中,他回忆卅年前初被选为传教士的旧事，历历如绘。其所记至为有趣的问答,谓主事者问其对异教人之看法是否与天使之看法相同，则因自己不知天使心中之看法如何故不知所答云。
一八三四年六月十三日，律劳卑应任驻华商务总监督之消息终于传到广州。过一月后,于七月十六日，律氏偕家人到澳门。马礼逊亲往迎之，律氏夫妇接见他时，甚为客气，表示好感。
律氏一到，即召集公司人员，宣布英廷之新政策。马礼逊随即被委任中文秘书兼翻译官，阶级同副领事，年薪一千三百镑。政府照公司旧例，每月拨助英华书院经费一百大元。马氏表示允就新职，但颇以不穿宣教师的道袍而要穿副领事的制服为怪异也。
这样就是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结局。公司船队最后一次于一八三四年一月卅一日离华回英。此后，新制度开始。律氏乃欲改旧制而长驻广州，冀不需求助于葡人。
律氏夫妇即成为马礼逊的至友。律夫人表示对宗教的兴趣，请其随时到其家坐谈，望时或与其女儿们作宗教谈话。七月十九日，律夫人又函请其于翌日，星期日,在前公司之礼拜堂内公开讲道。马氏准备应命，即将其上月所写就的一篇宣教词著手修正。这是他一生最后的宣教词。题目：「我父家多第宅」——适于此时写成，似甚合宜。（所谓「语谶」）最不幸者，或由嫉妒，或因宗派关系，忽有本应极力欢迎此举之人竟提出反对。律氏不欲对东印度公司之礼拜堂施行权威，宁愿不举行此事而又不欲在私人住宅举行礼拜仪式，此举乃作罢论。
马礼逊对于教会中一部分人士之垄断式的专擅制度，因多种原因，坚持反对的强烈见解。在几个月前，他致信与印度加尔各答的大主教解释他个人及同工们不能前往他那里请求国家教会的封立典礼之理由。迟至一八三四年六月十五日，他还写了一篇：「“教会”一名词之施用与误用」，试图打破此种专擅制度，但恐归无效的。他早已用此题宣教，宣言他原是隶属长老会的，但晚年则赞成公理会的各原则云。
七月廿二日，律氏向马礼逊表示，拟于明日上广州，兼欲其偕往。时，天气殊热，马氏身体又不适，但不得不尽职随行。不幸马氏终宵要在露天的船面上过夜，受尽霉湿与热度暑气及风雨之侵凌。这是极端疲乏与苦痛的一夜。若有意志稍弱的人处此，必藉辞不肯即时投身服务了。然而马氏虽以极孱弱的病驱，仍恪尽职守，勉力从事，无稍懈怠，以适应情势之要求，正如吉百龄的诗——「如果」所提出的资格：
如果当你的心神筋骨，久已劳苦疲倦不堪再用之时，
而你仍能号令其再做一番事业，
你一生的灰炉中无所余剩，
只凭着一线不绝如缕，仍旧叫你坚持不放手的意志。
而振臂一呼，坚持再干下去；……

以后，马礼逊即为律劳卑翻译其与清总督（卢坤）；来往公文。总督以英廷未得清帝许可，突派官员前来长驻广州，且欲与清吏直接交涉，对等往来，大违成例，坚不承认。（按：旧例，凡外商有所来请必须假手华商转达，而无向官方直接交涉事）由是交涉棘手，无法解决，陷于僵局，而马氏以病入膏肓之微躯适当其冲，更不能支持，至不能步行至监督办公处。
星期日，即马氏一生所度之最末一次的星期日，他以中文主持礼拜仪式，参与者十二人有奇。是日夜间，他写最后一页的日记谓监督署昨日发表全体职官姓名，而他的名字乃在各医官、牧师、及书记之上云。

次日，七月廿八日上午八时，他致妻家书，这是他的绝笔。
爱妻啊！我们又受过疲劳的一天，仍忙于政治争论事，但依然未得接近解决。我的健康如常。（不佳也）（按：马氏至死时，尚未收到家人抵英后之来信。）

他全日觉得身体疼痛，软弱无力，而仍须乘轿往见律氏二次。次日，星期二，轿夫不敢再来。但如其果来，马氏之能再去否实未可知。是时，他病势垂危，极为严重，身体发热兼有其他复杂病症。以下两日，星期三、四，医生均来诊视，痛苦无能稍减——当时所能有的医药已尽用了，终无术回天。延至星期五晚上十时，他的灵魂卒自由离去躯壳。时维一八三四年八月一日也。
无疑的，马礼逊因奉公尽职过度努力而致减短寿命。死时，得年仅五十二岁，但每一分一秒钟都没有虚度，都在长程赛跑的活动中。如非其有过人的及不可克服的勇敢，必不能捱受至如是的长久期间。他初来华时，身裁瘦削，因多年的劳工是坐下来干，绝少运动，卒伤及本来强健的体质，致不能支，死前数月，寝食行坐俱已不安适。许多人处此，必停止工作，但他仍竭力做工，不肯休息。死后，医者检验遗骸乃知其身体久已不适宜于其任务的了。
在其葬礼中，一切饰终之荣誉，他应有尽有。律劳卑及全体驻广州的欧美人士皆来执绋，亲送灵柩至运棺出口之码头。商务副监督罗便臣爵士与孝子马儒翰护送灵柩至澳门。这一位与世长辞的战士永远休息于东印度公司前所购置的坟场，与其元配莫氏共同安眠于其处。

第廿六章 不朽的光荣

这个疲惫的工作者，已停工歇息了，但他的工作继续生活下去。他已遵依上帝的旨意而为其时代服务，终于一瞑不视，然而他的生命是永远为将来而致用的。不错，他的「华英字典」，现已有更优者出现，而其所翻译的圣经亦经有多种的修订本。然在这些后起之秀中，他的工作依然存在的，即如初播的谷种永恒生存于以后的收获中。这都是开山时期伟大的重要的作品，实为勇敢的冒险事业，所以开辟新时代的。他所受的任命是将基督教的阵线向前推进。他曾将无可能为的平面凭空提高了。
马礼逊之死事，也有些戏剧性的——适与洋行之结局同时。他的服务是独特无二的，即如其所生活于其下的条件与国际交涉亦是同样无可比拟的一般。自兹以降，再没有人到中国者可复称为基督教在中国传教工作之独一代表人，也再没有人前去干此劳工而事前毫无一些语文的助力及无一本中文圣经在手上。
然而自马礼逊死后,未几即有一艰苦可布的争斗发生，乃令中国开放其门户。律劳卑于马氏去世后不到三个月亦死了——一个忧愤而战败的人，是因在中国交涉积劳与忧吁而致死的。此后，在一个时期间，洋行既废而新制未行。在这青黄不接之秋，种种纠葛、冲突与困难愈来愈多，卒引起中英战争——这是以鸦片为题而其实另有其他种种原因的战争。假使马礼逊在生，他的工作当然比前倍加艰难。他及时得免受此必无可免的恶事，不可谓非不幸中之大幸了。在他时代，特殊复杂的条件是没有几个人之所可能克服者，而他竟能久处其下，奠立基石，以留待后人建设于其上。
卫三畏博士尝作如下之月旦：
虽马礼逊遇到种种之障碍以阻止其进行，有如清吏之对于其学习中文，公司之对于其翻译圣经，及天主教士之对于其在澳宣教，他竟能完成伦敦传教会所指定的两大任务——翻译中文圣经及编著第一部华英字典，他的崇高人格与圣洁生活令其在广州得有许多的欧美朋友，而且仍能居留于公司之内——纵有祖国公司解除其职务之决议案而不受其影响。
(谨按：马礼逊最初受命之任务是学习中文与翻译圣经，上文卫氏所言编著字典一事是为公司的工作，恐误会。)

马礼逊之为人，本性严肃，几至绝无幽默感的——虽然他在极庄严的面孔上有时偶然发出一点嬉戏的微笑。惟其满具开疆拓土者之坚固勇毅性，能捱受一切，不畏人之面孔冷暖如何，不见阻于横逆、患难、死亡或他人之蔑视。有如他故乡之强硬壮大的橡树一般,他挺然卓立，历尽狂风暴雨而不为摇动，但一受了职责之宣召，他的坚决之心与贞固之德也绝不可摇动的。
对于至亲的人，他有丰富的爱情热情，缠绵眷恋备至，但一到不能不离别之际，又不怨天尤人，安心忍受。他半生为公司服务，而横受恶评甚至解职，但在上帝旨意之下，努力工作，只凭自己的才能，令人家折服而视为万不可少的人物至不能任其去职。他受英皇及一大学赐以荣誉，又遇到收入甚丰可以致富的职位之引诱，但毫不为动，一秉初衷，爱人们的灵魂多于一切，而仍保持其原来对于神圣的宣召之忠诚，不玷不染。
劳博•马礼逊是一个强者，一个好人及一个勇士，其有「忠于职守的素心」。
他是属于质朴笃实那一型的人物，外貌不扬，不善装饰，不适合于在「客厅宣道」的。（用他自己的词句）然而他并不是缺乏才智机警与真知灼见的，而他所著的文章则满载关于传教问题之智慧的句语，直到今日仍可奉行者。他有双方兼顾的能干而不偏于友人或敌人一面，更有或劳苦工作或安心待时的大能力，直至等待到最后的彻底的胜利。他谦逊为怀而却是刚毅勇猛的。他热诚于心而却是审慎周顾的。他胸襟宽大而却不是肤浅肤薄的。他是勇敢而却非鲁莽的。他是心志健全而明断合度，且常以全心矢忠于基督的。他的生命标志是宗旨之固定，忍受之能力，及不屈不折的毅力恒心。真的，诚如卫三畏所谓：「他缺乏轻松活泼或诙谐愉乐的神采」；然而他的贞固的决心坚志之所成就，大概是好些个多才多智的优秀分子之所不能成就的。用弥尔顿（大诗人Milton）的话来品评一句，他是「其希望最高而其企图最难」的一个人物。
「不问荣辱，不顾毁誉」，他继续不停的担任所指定的任务。他以最大无畏的精神及不屈服的魄力，为那不可毁灭的，天赐的遗产而生活，为那不朽的光荣的冠冕而奋斗。他传留给世界以「刚直与永恒」之性格。作为中国基督教传教事业之开山祖，他可以与大使徒保罗振振有辞同口合声而言：
我照上帝所赐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基础，有别人在上面去建造，只是各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林前3:10-11）

传教伟人马礼逊
马礼逊牧师与其华人助手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