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真理是学者的本分。寻求真理意味着要存开放的态度，准备接纳一些新发现的道理。在我个人的经验里，我最初遇见那“使我得自由”的真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当时我二十一岁。
博文是哈佛法学院(Harvard Law School)的艾姆斯荣休法学教授(Ames Professor of Law Emeritus)。1985年，他成为艾美利大学(Emoty Universlty)的胡德夫法学教授(Woodruff Professor of Law)；同时又在卡特中心(Carter Center)担任研究员，从事俄罗斯法律研究。
博文教授是学识渊博的苏联法律学者．他的研究也包括国际贸易、法律史、法学，以及法律与宗教。曾著书二十五种，发表文章约三百篇。
博文在1938及1939年先后毕业于达特茅斯学院 (Dartmouth)及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当时我是个不冷不热的犹太教徒，”他说，“但是我一直重视我的犹太教传统，以此为荣，到现在也一样。”1942至1945年他在美军中服役，其后入读耶鲁法学院。
1948年，年轻的史丹福大学法学教授博文，应邀来到哈佛法学院，担任客座教授——此后的三十七年，他一直留在哈佛。
创立哈佛大学的先贤相信追求学问是发掘真理的途径，所指的不仅是世俗的道理，还有基督教的真理——也就是彰显神荣耀的真理。他们相信神同时藉自然界和人类本身来启示祂自己，因此研究自然界与人类的现象有助明白神的旨意。
一个世纪以来，我们距离这个学术理想越来越远。今天教授们讲授的课、堂上的讨论，以及各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指定课本，都甚少或根本不会承认神的存在——更遑论荣耀祂。我们的学术活动与思维，绝大部分与我们的宗教信仰分割。
在今天的教职员、学生与大学行政人员心目中，他们所属的群体不是宗教群体，而是“学术”群体(“academic” community)——以希腊神话中的英雄雅卡底默思(Academus)命名。约在主前390年，柏拉图在一个小树林里设立他的著名学校—— 一所以追求智慧为宗旨、奉献给雅卡底默思的“学园”(academy)；雅卡底默思或可称为高等学府的未识之神。现代学术群体与基督徒群体形成强烈对比，因为基督徒群体一生为敬拜一位认识的神；根据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说，这位神叫世上有智慧的羞愧，又叫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
“耶和华知道人的意念是虚妄的。”(诗94:11)主知道著名历史学家某某教授的意念是虚妄的，祂使杰出的经济学家那个什么教授的著作变为愚拙。文士——神学院的张三教授在哪里？这世上的辩士——法学院的李四教授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林前1:20) 倘若我们追求的智慧不过是虚荣，我们就当停止追求它。然而没有别的智慧吗？没有属神的智慧让我们追寻吗？
属神的智慧与属世的智慧有什么分别？
属世的智慧假定神的存在与知识毫不相干，真理是单凭人的思维、无须圣灵帮助就可发现得到的。另一方面，基督徒的智慧则寻求神的带领、圣灵的引导，以找出我们所知道的，跟神定意要我们知道的，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神既是我们头脑的主，也是我们感情的主；若没有祂的帮助，我们甚么也发现不到。我相信只要我们打开心眼，留意圣灵的感动，祈求祂在知识上引导我们，必能在真理方面有新发现，叫那些认为神的存在与学问毫不相干的人感到惊讶。
异教的学者说：“事实就是事实。”他们把自然界与社会视为客体，是人可以利用脑袋加以解剖分析的。犹太教与基督教学者不把自然界与社会看作纯粹独立存在的客体，而是神的创造，虽与创造者分开，却时刻见证祂的作为。自古至今，天地始终是祂手所作的工，仍然述说着祂的荣耀，反映祂对人类的心意。犹太教与基督教学者不仅试图从受造物中寻找神的心意，还积极为神作见证，帮助世人看见神的心意。
但事实不就是事实吗？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探索月球、历史或生命。他们发现的事实对犹太教徒或基督徒而言，跟对异教徒不是一样的吗？就某种意义来说，当然是一样的。例如太阳今天早上升起来，这个事实是无神论者、多神教徒、印度教徒、回教徒、犹太教徒或基督徒都一致确认的。但从另一种意义来说，却是不一样的，因为任何事实都不能独立于其他事实。时间和空间的现象可从许多不同的角度去看；事实上，太阳当然没有升起，是地球在转动而已。
犹太教或基督教观点反映某些从其他立场无法得知的事实，显示人类历史是神的宇宙计划的一部分，而关乎宇宙的每个事实都与神的生命息息相关。犹太教学者或基督徒学者在本身的学术领域中努力寻求神的心意，寻求神自己。因此，他或她必须是先知，而且也必须是使徒。
对于历史上有关科学与宗教的争论，我们习惯上视之为已过时的问题——如果按科学的旧义，即科学就是纯粹的自然科学，那的确是过时的问题。今天我们不再因为有人声称自然科学已否定了宗教而烦恼；然而，宗教与现代广义的“科学”之间却存在着更严重的冲突，这是我们不得不顾虑的。受世俗观念影响的现代“科学化”思想，尤其是在社会科学方面，与基督教观点水火不相容，因为基督教信仰相信人不仅是自然现象，更不仅是自然现象的观察者；而是受造之物，为神所创造，也领受了神部分的创造能力。
今日普遍流行于学术界的分析方法，基本上是异教的分析方法；那些方法本质上属怀疑主义，而不是建基于信仰的。在社会科学方面，不论是经济、政治或心理学，都是从物质利益的角度去解释事物。在哲学与文学的范畴里，人们日益强调真善美的标准是任意制定而主观的。这些分析方法的背后，是分析者——尤其是社会科举家——妄自尊大的倾向，自以为有权把人视作物体，把自己的学术体系奉为神明；强调因果关系而非创造，重事实而非神的作为；只注目于可见的现世事物，而不是不可见的永恒事物，更否定在学术探索过程中神的自我启示。现代高等学府的劣根性是学术上的骄傲，其表现形式或是教授的怀疑主义，或是学生闲着无聊时发出的好奇心。
犹太教徒与基督徒需要培养一套以犹太教与基督教信仰为基础的思想方法，去思想生命的问题——用基督教的观点去分析社会、历史、经济生活与人的心灵。这意味着起码把一个简单的真理带回课室里去，这简单的真理就是：历史上，我们整个文化与学术的传统均源自我们的宗教传统。
从犹太教或基督教的立场去看，知识上的领悟力与信望爱有密切的关系。学者要培养以信、以望、以爱为基础的学术研究方法；虽然不信者会把这种学术研究方法列为“没有科学根据”，但与客观冷静的分析法相比，它更能发现人性与社会生活的真相。事实上，神呼召我们，不是叫我们只作人生的旁观者，而是要求我们众人——甚至学者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与祂一同经历属灵的死亡与复活，亲尝这些基本的宗教经验。
如此结论也许使非犹太教徒与非基督徒读者感到困惑，或会怀疑这是否有意把他们排斥于犹太教徒与基督徒学者群的门外——说得确切一点，或会怀疑这是否一种藉口，让那少数以犹太教或基督教信仰为学术研究基础的学者，可以脱离学术界绝大多数人的路线，不把事实看为纯粹的事实。无论如何，尽管初期的大学有教条主义倾向，可幸是现代的大学（起码在理想情况下）往往能接纳人们对真理的本质存有基本上不同的观念。事实上，观念的多元化有助大学培养良好的学术环境，容让每位学者按自己的方式，将学术信念与个人信念结合起来。
然而，在这种多元文化环境下，学术群体成员可以——甚至必须——不时交流个人经验。这不是容易做到的，而且必须谦卑才行；尤其是在大学里，尽管这些本该是我们学术对谈的基本内容，人们甚少会讨论真理和基本原则。无论如何，寻求真理是学者的本分，寻求真理意味着要存开放的态度，准备接纳一些新发现的道理。
在我个人的经验里，我最初遇见那“使我得自由”的真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当时我二十一岁，在欧洲修读欧洲史已有一年。我往德国观光期间，布特拉在电台广播上宣布德国己向波兰开战。世界大战就在那个时候爆发，我们许多人纷纷逃难到法国，车站挤满了携带着马铃薯、牲畜和个人财物的农民。我能赶上的最早班火车在午夜时分开出。
我想，继希特拉入侵波兰后，人类文明将被全然摧毁。我当时的感觉，就好像今日的人听闻各大国即将展开全面的核战一样，我感到完全绝望。就在那个时候，我独个儿在火车上，耶稣基督在异象中向我显现。祂的面容使我想起后来看见的一个俄罗斯圣像——伤痕累累、悲痛哀愁——不是在苦痛中，而是带着曾经受苦的痕迹。我猛然醒觉，我没有资格陷入这种绝望中，那背负人类命运重担的不是我，而是神自己；即使人类历史已到了尽头，我要做的就是相信祂。
当火车在清晨抵达巴黎后，我随即步行到圣母院，向神献上我一生中首次的个人祷告。我太太是基督徒，她问我怎能没有看过福音书就信主了。我的答案是，最初的门徒也是这样信主的。
这种“奇异恩典”的经历，不但使我违反自己的意愿和家族传统而成为基督徒，还挽救我脱离那缠累学术界的罪——知识领域的骄傲与幻象。
发表于 2020-6-13 13:3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