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 华人教会不仅要“入中国”，还要“出中国”

杨宁

—— 二零零七年华人差传大会侧记
由“基督使者协会”主办的、三年一度的华人差传大会，是以北美华人基督徒为主体的盛会。二零零七年圣诞之后，我有幸赴费城参加了这次主题为《我不能，神能》的大会。此次大会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它召开的时间正好是新教第一个传教士马礼逊到中国宣教两百周年。两百年来，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筚路蓝缕，几起几落，希望与失落并存，逼迫与复兴同在，有失败的伤痛，也有成功的喜悦。几代西方传教士和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传道人，用生命和血泪走出了一条光荣荆棘路。在这次大会上，由台湾“宇宙光”机构推出的“马礼逊入华宣教两百周年”历史图片巡回览，以上千张珍贵的历史图片和资料，展示了两百年来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共同经历的刀光剑影、血雨腥风。当我回想起马礼逊在绝对的孤独和深沉的寂寞中，如何坚持到底，完成了为在华宣教奠基的伟业的时候，不禁浮想联翩：今天的中国教会，在全球宣教版图中，应当充当何种角色呢？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接受者”而不是“给予者”。中国教会将那些来自外国传教士、教会和宣教机构的各种帮助视为理所当然，坦然地享受着这白白得来的恩典，至多就是感恩和赞美而已，而很少作进一步的追问：“我在哪里？我是不是那个也可以被上帝差遣的人？”中国教会在本国、本土及本教会的“势力范围”之内守成有余，而向外拓展不足，始终缺乏一种“福音全球化”的观念。相反，源远流长的“中国中心主义”的观念，不仅在官府和民间盛行，即便在海内外的华人教会内部，也是一种重要的潜流。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近代以来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形成，与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命运是同步的。“落后就要挨打”的忧愤心态，强化了自古以来中国人“中央之国”的心理优越感。换言之，极度的自卑与极度的自尊的结合，使得绝大多数中国人浸淫于“大中华主义”的文化传统和思维定势之中，许多华人基督徒“情不自禁”地将“中国”看得高于“神国”。

民族主义思潮在华人教会中影响甚大。比如，据我个人有限的观察，海内外很多华人教会中，许多中国大陆背景的基督徒，一听到“台独”便怒气冲天，甚至会激愤地喊打喊杀——在他们看来，“大一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持“台独”立场的台湾基督徒，根本就不配作为基督耶稣里的弟兄姊妹！在基督徒当中持有武力攻台想法的人的比例，并不比普通人当中的比例低。我想反问的是：为什么这些人这么快就忘记了耶稣基督“爱人如己”的教导呢？台湾人难道不是我们的同胞和邻舍吗？我们难道不能像爱邻舍和爱耶稣一样爱他们吗——即便他们在“统”和“独”的议题上与我们意见不一致？还有一个例子便是小敏姊妹所作的“迦南诗歌”。小敏是神所重用的仆人，她所创作的数百首赞美诗歌，不仅深受国内教会的喜爱，也在海外华人教会中广为传唱。这些优美的诗歌的流行，与九十年代以来华人教会的复兴是同步的。但是，“迦南诗歌”也有其时代、文化合地域的局限，其歌词中的“中国特色”过于强烈，“中国”这一主语出现的频率非常之高。中国的基督徒，当然应当爱中国；但是，在爱中国的同时，中国的基督徒还应当具备超越性的“国度”观念，高于民族主义的“人类”视野，以及将福音传向“万国万邦”的异象。如果中国的基督徒只爱中国人，那么这种爱是不完全的爱。我们首先是上帝所造的人，其次才是中国人，而不是相反。换言之，基督信仰理应彻底更新我们固有的“国家中心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所谓“爱邻舍”，便是爱所有的人类。

在这一方面，韩国的基督徒和教会为我们作出了表率。我们看到，韩国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实现了政治转型和经济腾飞之后，其民族主义思潮也风起云涌——比如，韩国民众在世界杯足球赛中的若干过激表现，便让外国人颇为反感。韩国的民族主义激情，与近代以来韩国在俄国、日本、中国和美国等大国的夹缝中挣扎求存的境遇有关，也与南韩与北韩至今仍然处于分裂状态有关。二零零八年初，韩国的左派总统卢武铉下台，稳健派政治家李明博当选，标志着这一狂飚突进的民族主义思潮逐渐进入了一个平缓期。而一直以来，韩国教会并没有受国内民族主义思潮的禁锢和牵制，信仰完全超越了偏狭的政治，在最近二十年间，韩国教会是全球最有普世宣教热忱的教会。韩国虽然是一个人口不足五千万的中等国家，广义的基督徒的数量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左右。韩国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宣教国家，韩国教会向全世界各地派遣了超过了三万名的传教士——中国是其最大的宣教“出口国”。二零零七年夏天，一个韩国宣教团队在阿富汗被塔利班武装分子绑架，带队牧师及另一名男性基督徒被杀害，其余人质在被囚禁多日之后获得释放。此一牵动人心的国际新闻，只是浮现出了韩国全球宣教大军的冰山一角。我在北京和北美的华人教会中，就接触到了许多深深地爱着中国、心甘情愿地服侍中国基督徒、恳切地为中国教会祷告的韩国牧者。近代以来，韩国也是一个在福音方面长期“领受”别国帮助的国家，近年来韩国却迅速地由一个“接受”的国家变成一个“给予”的国家。韩国教会的这一转变，能否带给中国教会深切的思考呢？

此次华人差传大会，有六十多个宣教机构、神学院、出版社、专业机构参与，有两千多名的来自十几个国家、数百个教会的基督徒与会，可谓北美华人基督徒的一次盛会。参与者当然并不仅仅是华人，在会场上，我接触到了许许多多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他们将一生都奉献于“中国人灵魂得救”的愿景之上。其中，有一位是来自挪威的基督徒，自称“老叶”的叶福礼（Finn Torjesen）。他的爷爷叶永青（Peter Torjesen）和奶奶端正方（Valborg），在二十世纪动荡不已的二十年代，凭着到中国传播福音的坚定信念，来到山西省的河曲县，在那里建立了他们的新家、教堂和医院，为这个小县城医疗卫生的发展辛勤工作了近二十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他们的教堂为一千多名饥寒交迫的人们提供了战时的避难所。后来，叶永青不幸在一次日本军队的炸弹袭击中遇难。一九八八年，河曲县的官员通知其家人，叶永青被追认为山西的“人民烈士”，中国当局希望在叶牧师牺牲五十周年的时候，为他建立一座纪念碑，并邀请其家人前来参加揭幕仪式。一九九三年，有着熟练的汉语水平和广泛国际经验的叶家第三代叶福礼和妻子谭美（Sandy），带着他们一对六岁的双胞胎，放弃了在印度尼西亚的工作，并且带领另外两对夫妇，一起开始了在中国长期的居住和工作。他们创办了以扶贫为目标的“永青咨询服务中心”，该中心由五个服务部门组成：医疗卫生部、英语教学部、农业部、咨询服务部和好根经济发展部。“永青”是一个公开的基督教的非政府、非赢利组织，他们从事的工作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彰显耶稣基督的契机；他们神圣的使命也体现在具体工作当中。“老叶”和他的爷爷奶奶的故事，是来自遥远国度一个家族的“爱中国”的故事。这个故事不止是感动我们，更是启示我们：华人基督徒有没有“走出去”的视野和胸襟？华人基督徒有没有勇气和信心，打破“大中华”的傲慢与封闭，去爱和安慰那些异国他乡的灵魂？

此前，由于资讯有限的原因，我很少听说华人基督徒到亚非拉国家宣教的事迹。在此次华人差传大会上，我终于看到和听到了许多华人基督徒感人至深的经历。如果说来自挪威的叶氏家族的“中国情结”延续了三代，并且还将继续传承下去；那么，华人基督徒已经走出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那一步。在大会上，年逾八旬、满头银发的杨嘉善长老，拄着拐杖走上讲台，向大家介绍了“中亚分享援助协会”在吉尔吉斯坦的事工。杨长老于一九二八年生于北京，后来到了台湾，二十四岁受洗成为基督徒。他多年从事航海工作，在台湾与美国之间的航线上当了几十年的船长。退休以后，有一次偶然来到吉尔吉斯坦考察，他发现这个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贫困不堪，许多的家庭破裂，男人酗酒，孩子流落街头，很少有人听到过福音。于是，耶稣感动了杨长老，要他在这里办学校，为这些回教背景的孩子以及他们的家人带去福音，带去爱和希望，带去基督徒的援助。船长办学校？而且是到许多人根本不知道在地图上位于何处的吉尔吉斯坦去办学校？很多人认为杨船长的想法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但是，他却说到做到，立刻终止了公司的业务，与几名同工一起来到语言、文化和宗教信仰都非常陌生的吉尔吉斯坦。二零零零年十月十四日，在吉尔吉斯坦的托克马市，历史上第一所基督教学校开学了，学校的名字叫“恩临基督教学校”。一开始，当地保守的回教徒和官僚排斥他们的工作，不允许子女去他们的学校就读。渐渐地，他们以无私的爱心和一流的教育水准赢得了当地人的信任，连市长也将孩子送到他们的学校中。不到五年时间，杨嘉善和他的兄弟姊妹们，先后建立了三所孤儿院、四所学校和一所残疾儿童学校，一共有两千多名学生在这里学习。他们还申请设立基督教慈善基金，吉尔吉斯坦政府破天荒地批准了这一申请，这是该国宗教和司法部第一次批准的基督教慈善基金。杨长老承诺，凡是到该基金会创办的学校里读书的孩子，不论贫富，一律参加统一考试，择优录取。凡是被录取的学生，校方承担一切教育费用，包括食品，衣物，住宿和医疗。老人还在筹划建立一所基督教大学，首批招收三百名学生，以高质量的教育改变他们的人生。他在大会上吁请华人基督徒中的退休教师前去承担教学工作。在会上，还有一位来自杨长老创办的学校的吉尔吉斯坦的美丽女孩，在台上用中文和英文向大家问好，并祝福说“耶稣爱你！”谁能想到，几年前这个女孩是一个在街头的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流浪儿呢？

　另外一个同样感人的故事是马来西亚籍的华裔牧师黄光赐，他作了一个题为《大漠风沙十二年：在非洲回教徒当中的事工》的报告。自从美国发生“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人们普遍对伊斯兰世界怀有疏离感甚至敌意，然而，十三亿伊斯兰教徒难道都是我们的敌人吗？中国拥有十三亿人，上帝也许正要让十三亿中国人向十三亿伊斯兰教徒传福音呢。黄光赐于一九八零年毕业于香港建道神学院，此后便全然投入开荒、布道、建立教会的工作。一九九一年，他以国际事工差会（SIM）宣教士的身分，全家抵达非洲最贫穷的沙漠国家之一的尼日利亚。此前，他在法国学习了一年法语，并苦学尼日利亚当地的曼加语。他和妻子带着三个儿女（当时分别为十岁、九岁和六岁），从富裕而舒适的美国来到几乎是蛮荒之地的尼日利亚的乡村。黄牧师在分享的时候，向大家播放了若干幻灯片，照片都是用传统相机照的，显得有些模糊不清，他幽默地说，在尼日利亚整整呆了十二年，已经“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了，根本不知道外面早已普及了数码相机。在这些照片中，我看到了他们骑着骆驼出去传道的身影，几个小时的颠簸，人差不多快散架了；我还看到了所谓的“超级市场”其实就是三五个摊位的地摊，风沙一来，所有的货物都被买在沙土之下，买回来的面粉，一般是面粉，一半是沙土。就是这如此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他们一家人效法耶稣、广传福音、教导真理、荣神益人。那时，当地的原主民曼加人当中没有教会、没有圣经，他们付出了无数的血汗与爱心，终于在神的恩典中，帮助当地的曼加人建立了能够自立自养的教会。许多懒惰的流浪汉变成了辛勤劳动的工人，村庄里的暴力冲突事件亦大幅下降。一个家庭祝福了一个地区。在大会上，这个可敬的家庭曾经一起被邀请上台，分别讲述他们的见证。尤其是那三个可爱的孩子，在风沙的磨砺之下，皮肤黝黑；在圣经话语的耳熏目染之下，心灵纯洁如白雪。他们没有享受到同龄孩子引以为时尚的网络游戏、也不知道歌星球星的名字，但他们与父母一起体验到了奉献的幸福，他们今后的人生也必将是丰富而充实的人生。

海外华人教会当然需要“入中国”，当然需要与仍然处于逼迫之中的中国大陆家庭教会实现进一步的整合与互补。中国本土的福音化，本身亦任重道远。但是，“入中国”不是我们全部的工作，海外华人教会绝对不能只是盯着“入中国”这一单向度的使命，而中国大陆的教会也绝对不能仅仅满足于本土的成长。在马礼逊来华宣教两百周年的日子，华人教会已经具备了“出中国”的能力与装备，已经迎来了“出中国”的契机。杨嘉善长老和黄光赐牧师便是其中的先行者，但像他们这样风雨兼程地“出中国”的基督徒和牧者还是太少，还没有形成一股蔚为大观的全球宣教潮流，而华人也远远没有成为跨国家、跨族裔和跨文化的宣教事业中最积极的群体。华人信徒需要领受和承担这一伟大的呼召，在未来的一个世纪里，华人基督徒理应成为世界上最浩浩荡荡的一支宣教大军。

海内外的华人基督徒和教会，同样需要具备“出中国”的激情与实践。“入中国”与“出中国”并不矛盾。华人基督徒和教会“出中国”，不仅是指身体意义上的走出去，更是指精神意义上的走出去。不仅要走出地理意义上的“中国”，更要走出文化意义上的“中国”，走出我们熟悉和习惯的“大中华文化圈”——否则，那些即便是处于中国之外的、享有信仰自由的制度保障的、位于北美和欧洲的华人教会，依然会受制于狭隘的“大中华主义”，以肤色和族裔来遴选会友，“近亲繁殖”，眼光日渐短浅。虽然近二十年来华人的脚踪遍及全世界（因为商业贸易、劳务输出以及偷渡客泛滥的缘故），新成立的华人教会也在五大洲比比皆是，但福音对象仍然主要局限于“华人”这一族群。这种局限性，辜负了上帝对华人的恩典，亦未能在普世福音化的层面上成为中坚力量。所以，此种状态根本算不上真正的“出中国”。当年，阿尔巴尼亚裔的德兰修女，孤身来到陌生的印度，救助那些谁也不愿接触的贱民；德国裔的史怀哲博士，全家来到蛮荒的非洲，为那些生活在原始状态的土著服务。他们的信仰、爱心与行动融为一体，他们便是背起十字架走天路的耶稣的门徒。今天，许多中国东部沿海富裕地区以及北美和欧洲的华人教会，如果仅仅满足于“本地化”的策略，仅仅满足于本教会的建堂等事工，仅仅满足于在“中国人”这个单一的族裔中传播福音，就会缺乏“大使命”和更大的看见，华人基督徒当中就鲜有挺身而出成为与德兰修女和史怀哲的同工的人。如果我们不走出去，福音的种籽也就不可能在更为广袤的大地上生根发芽。韩国的基督徒和教会已经比我们先走了一步，作为同胞的杨嘉善和黄光赐等弟兄姊妹也已经比我们先走了一步，他们需要更多的人风雨兼程。

现在，轮到我们了。


——二零零八年一月二十二、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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