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弟兄的发言:
谢谢阿盟弟兄推荐。同意——十字架是雅典和耶路撒冷共同的仇敌。
我基本上收集了我能找到的中译路德原典和研究著作(包括港台地区),译林的《马丁路德的神学》还在读。加尔文和奥古斯丁的中译著作也收集了,也在读,工作、服侍、家务事情多,精力很有限,进度较慢,希望有机会交流阅读心得。
施特劳斯关于创世纪的解经几年前我曾读过一篇,可以参刘小枫主编《经典与解释的张力》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007274/,记得这本书中有收录。犹太教解经和基督教解经有很大不同,我以前曾略略研习犹太史,但可以参考一下,施特劳斯引领的古典政治哲学风潮非常立论坚硬——不信神且自以为有智慧得可怕,可惜的是迟迟不见主内学者的批判性回应。
另外,顺便说一下,我觉得刘小枫治古典学的方法,我们基督徒可以学习,他主张返回本源(中西传统),有点类似于宗教改革时期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只是不知刘小枫会不会孵出中国的“路德”?今天中国基督徒还是过于纠缠于现代转型后的神学传统,我对教会原典的关注是受刘氏方法的刺激,尽管我完全不认同他的神学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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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盟的回复
XX弟兄:
主内未有批判,我想主要是因为其效应尚未显在具体和当下教会的冲突中。当然,到那个时候,起来预备回应可能就晚了。需要稍微早作预备。国内教会在古典学上可以说尚未起步,海外有一些人有研究,我知道的比如李锦纶,奥古斯丁专家,目前在研究更广泛的教父传统,他有两本教会神学的书你可以买,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三一论,位格者的议题。
对于刘小枫的治学方法与理念,其实这也不是刘一个人就能带动起来的,而是中国社会学术发展一个漫长过程的结果。中国从清末“师夷长技”,搞兵工、铁路、造船起,至五四高举德先生、赛先生的大旗,到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到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启蒙兴起,“走向未来丛书”,到六四之后因沉寂而来的深化,到新千年前后新儒家的崛起(十博士事件可算标志之一)走向中学古典,此种格局之下,西学古典的兴起也算是顺理成章。如此说来,刘小枫不算是“先知”,而可算是“弄潮儿”。
看到这一层,对于刘回归古典的理念,我们就不能简单模仿,而要看教会整体发展的阶段与格局如何。我一直坚持,个人很容易跨越上千年的教会发展脉络,直接对话初代教父,但是教会整体活泼而有生命力的信仰传承,却不能如此简单地跨越,有一些阶段和道路,还是要耐心地走,不能指望我们一下子回到古典,这不仅仅是教育一批孩子从小就会说拉丁语和希腊语就能解决的。这是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基于我们的信仰,我们不能完全支持“回归古典”,意即,不能以“回顾古典”为终极解决之道。这又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首先一个方面,回归古典的理念,宽泛地说,是以古典为本源,以其后至当代一切的思想论说,都当做对柏拉图的注脚而已;细致点说,就是施特劳斯之古典与现代、启示与哲学之争导致的历史观,相信现代的学术发展是一种偏离。这种思想在基督教神学领域内差不多就是“复原主义”,以初代教会及神学为完美之典范,以这之后的发展为一种“偏差”或者说“下降”。但是这种思想,很大程度上否定了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仿佛今天圣灵在教会中没有工作,基督在教会中不掌权一样。
但是我们相信,那感动奥古斯丁等初代教父的灵,今天同样在感动我们,这不是要否定神在奥古斯丁等人身上有特别的引领,毕竟那是个奠定教会神学表述模式的时代,而是说,不要把这之后的教会神学发展,特别是不要把宗教改革当做是节外生枝,是可悲的分离而已,似乎这一切不是上帝的工作——恰恰相反,宗教改革在救恩论方面的成果,可以看作初代教会三一论、基督论、圣灵论之后,又一个重要的神学发展里程碑,这是一个有生命力的延续而不是偏离或下降。如果从启示论的角度,我们和施特劳斯的不同在于,我们相信渐进启示,启示是逐步清晰化的,因此新约也是神的话,而不仅仅是旧约;而在正典形成之后,虽然特殊启示没有了,但圣灵引导、感动、光照的工作没有停止。考虑到当代神学界的一些危险倾向,考虑到教会整体性传承必须有的过程,我不但坚持宗教改革和初代教会时期同样重要,而且对我们更正教而言,必须是首先继承的历史,没有这个,试图“跨越”这个阶段,而直接追溯初代教父,会使我们失落我们信仰的传承和根基。
第二方面的反对理由,就比较简单了:对于基督教而言,最本源的“古典文献”是圣经,是先知话语和使徒的教训,其后的大公教父们所做的,仅仅是注解圣经而已。包括对教会传统的处理也是如此,我们经过宗教改革的更正教强调,传统之权威也是建立在圣经根基之上的。因此,对于教会和神学家而言,最根本的古典研究功夫不是别的,正是研经的功夫,是圣经神学,这也包括继承中国教会老一代对于圣经话语的体验和认知——这是极为活泼,至今我们可以用眼睛看到,用手摸到的教会历史。没有或轻视这个“古典功夫”,所有其他的古典功夫都是偏差。
同时我还要提出第三点理由,说起来同样很简单的理由:所有的古典学研究,所有的神学研究,都可以是没有圣灵,无视圣灵的研究,换言之,可以是“不关身”的学术功夫,人作为主体对文本这个客体的研究功夫。我们若被世界带跑,以为这才是学术,就忘了我们的信仰,忘了神的教导:“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罗15:4)“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或作凡神所默示的圣经),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提后3:16)所以,真正的神学,不是主体对客体的研究和判定,是圣灵保惠师这个主体带领我们这些主体,进入到真理这主体中去,这是一个位格性的关系,位格性的学术功夫。世俗之人,无法明白这一层,他们的研究之偏差,也来源于此。而我们则不可如此,反而要谦卑地做圣经的学生,做圣灵的跟随者,做主的门徒。不仅要“水平地”追求回溯,更要“垂直地”追求被提升。缺一不可。
所以,我相信今天中国教会整体的神学发展,有志于神学侍奉的青年所要做的,不是“超越”宗教改革,直接跳到奥古斯丁、奥利金、加帕多加教父的文献海洋中去(他们当然可以学习,可以是很好的,随时的借鉴),而是在圣灵的带领下,在谦卑的祷告与寻求,在不断操练的教会生活基础上,借着宗教改革之后更正教成熟的教义神学体系,一方面回到宗教改革路德、加尔文所阐述的福音核心,一方面进入更深入、严谨的圣经神学、圣经研究中,有根有基、且生动活泼地继承宗教改革至今的教会神学与灵性传统,从而真正进入到圣经的话语世界中去。这就是宗教改革的精神。
唯有在此神所为我们历史性地设立的信仰和教会根基上,中国教会才好谈回到初代教会,回到大公传统中去。话说到最后,其实很简单,饭要一口一口地吃,千里之行始于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