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律师苗子如何长成人所共知的改教家？| 路德生日专稿

杨宁

2017-11-10  麦格拉思   橡树文字工作室

编者按：今天是马丁·路德的生日。橡树特意推送麦格拉思的这篇文章，使如今的我们一起看到，一名如此重要的改教家，绝非偶然诞生，而是那双创造万物的手，在一段特殊历史时期，使用一个同样有挣扎和软弱但甘愿顺服的人，劈开了阴霾沉重的黑暗期。这是我们值得纪念和感恩的理由，不是为着一个人，而是透过一个人纪念我们那位天上的大君王。


马丁·路德（1483—1546）被公认为最重要的改教家。路德于1483年11月10日在德意志城镇艾斯莱本（Eisleben）出生，由于他的受洗日期11月11日正是纪念图尔的马丁（Martin of Tours）的节期，所以取名马丁。他的父亲汉斯·路德（Hans Luder，这个名字是当时的拼写方式）在翌年迁往邻近的曼斯菲尔德（Mansfeld），在此经营一个小小的铜矿业务。1501年，路德在爱尔福特开始接受大学教育。他的父亲明确想要他成为一个律师，显然知道这会为家族带来经济上的好处。1505年，路德在爱尔福特完成一般的文科课程，可以继续研读法律。

不过最后，他没有用多长的时间念法律。约在1505年6月30日，路德到访曼斯菲尔德之后返回爱尔福特。就在他行近斯道特亨（Storterheim）的村庄时，遇到一场大雷雨。忽然间，一道闪电击中他附近的地面，把他抛离马背。路德在惊恐中高呼：“圣安妮救我，我愿意做一名修士！”［圣安妮（St Anne）是矿工的主保圣徒（patron saint）。］1505年7月17日，他进入了爱尔福特七大修道院中最严格的那间——奥古斯丁修院。路德的父亲对这个决定感到十分恼怒，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与儿子保持疏远。

爱尔福特的奥古斯丁修道院与爱尔福特大学之间关系密切，容许路德在预备接受圣职的课程中，钻研中世纪晚期宗教思想的重要人物，例如奥卡姆的威廉、德埃利和比尔等。1507年，他被任命为教士。到了1509年，他获得了第一个主要的神学资格。最后，1512年10月18日，他获授神学博士学位，达至他学术研究的高峰。不过，到了那时，他已经迁离爱尔福特，在邻近的城镇维腾堡安顿，当地有一间相当新的日耳曼大学。




维腾堡大学（University of Wittenberg）是由选侯智者腓特烈于1502年建立的。他建立这个学问中心的动机，不只是为了教育；他可能想要超越邻近的莱比锡大学的名声。路德在得到博士学位之后不久，就取得了维腾堡的圣经研究教席，而且余生都留在那里（除了偶尔离开之外）。他是接替施道比茨的教席，后者是德意志严守会规的奥古斯丁修会（German Observant Augustinian）的代理会长，在路德之前负责那个教席。

一般认为，路德在维腾堡的讲学构成了他以后神学发展的基础。路德逐渐显明的神学思想，背后是由持之以恒地研读某些圣经经文作为基础，这一点相当重要。在1513至1519年这段重要时期中，路德讲授了以下的科目：

·1513至1515年诗篇（首次课程的讲授）
·1515至1516年罗马书
·1516至1517年加拉太书
·1517至1518年希伯来书

在这段期间的某一刻，路德彻底改变了他的神学观点。对于这个突破的性质和日期，学者之间存在着强烈的争论。在本书以后的章节中，我们将会详细讨论这一点。



路德通过一连串的争论，声名大噪。最先的一个争论是集中于赎罪券的买卖。美因茨的大主教阿尔伯特（Albert of Mainz）允许在他的辖区中售卖赎罪券。在维腾堡地区负责推销赎罪券的是台彻尔，此人让路德深感气愤，促使他写信给大主教阿尔伯特，对这种做法提出抗议，而且撰写了95条拉丁文的论纲，打算在维腾堡大学中辩论。路德的同侪梅兰希顿以后记述，这论纲也“张贴”（为了向公众展示而钉上）在维腾堡的城堡教堂门上，日期是1517年10月31日。这一天后来被视为是宗教改革运动开始的标志。事实上，这份论纲并没有引起多大注意，直至路德把它们广泛流传，而且翻译成德文。

大主教认为，这些论纲是对他的权威的直接挑战，于是把它们随同一封指控信呈交给罗马。然而意外的是，这没有引起多大冲击。教廷这时候需要智者腓特烈的支持，确保可以选出教廷属意的候选人，继承神圣罗马帝国君主马克西米连（Maximillian）的帝位。结果，路德没有被召唤至罗马，为对他的指控答辩，而是由教廷代表卡耶坦（Cajetan）于1518年在当地审问他。路德拒绝收回他对售卖赎罪券的做法的批评。

在1519年的莱比锡辩论中，路德的名声更加高涨。路德与他在维腾堡的同侪卡尔施塔特在这场辩论中，一同对抗一个来自因戈尔施塔特（Ingolstadt）的著名神学家艾克。在论到权威的本质的复杂辩论过程中，艾克设法要路德承认，在路德看来，教宗与一般教会会议都有可能犯错。更为甚者，路德暗示在某种程度上支持波希米亚（Bohemia）的改教家胡斯（Jan Huss），后者早已被谴责为异端。艾克显然认为自己已经赢了这场辩论，因为他迫使路德表明了对教廷权威的观点，而这些按照当时的标准来说是非正统的。

然而，其他人却欣然接纳路德的批评。许多人文主义者的反应尤其重要，他们认为路德的批评显示出他是他们的一分子。事实上，实情不是这样的。不论如何，这个“建设性的误解”（constructive misunderstanding）却导致路德被当时的人文主义者捧为名人，在人文主义者的圈子中声名鹊起。虽然路德与伊拉斯谟在1524至1525年间的辩论，最后终止了路德同情人文主义者进程的想法，他却至少享受了在莱比锡辩论之后几年间许多人文主义者（包括伊拉斯谟和布塞）的默默支持。

路德与人文主义者之间在1519年前后的短暂甜蜜相处，可以见于他塑造自己风格的方式。当时有一个虚荣的做法，就是人文主义作者坚持以他们名字的拉丁文或希腊文的拼写方式自称，这或许是为了让他们看来较为高贵。就这样，菲利普·史华兹尔特（Philipp Schwarzerd）变成了梅兰希顿（Melanchthon，字面意思是“黑色的大地”），约翰·胡斯根（Johann Hauschein）变成了厄科兰帕迪乌斯（Oecolampadius，字面意思是“屋子的光”）。

大约在1519年，路德顺从了这种时代趋势。到那时候，路德一直被誉为中世纪教会的批评者。他对基督徒自由的强调——证据见于1520年所撰写的《基督徒的自由》（On the Freedom of a Christian）——导致他把玩了他的家族名称的原来拼写方式Luder，他把这个字改为埃留提利乌斯（Eleutherius，字面意思是“解放者”）。在似乎是一段相当短的时间中，他厌倦了这类做作。不过，他的家族名称依然采纳了一个新的拼写方式：Luder 变成了Luther。



1520年，路德出版了三部重要的著作，立即成为人所共知的改教家。路德聪明地以德文写作，使他的观念可以被大众所明白：当时拉丁文是欧洲知识分子和教会精英所用的语言，平民百姓所用的是德文。在《致德意志贵族书》中，路德热情地指出教会改革的需要。不论是教义和陈规，16世纪的教会都已经远离新约圣经。他那简洁有力和措辞巧妙的德文，吸引群众认真思考某些严肃的神学观念。

路德受到这本著作的非凡成就所鼓舞，跟着撰写了《教会被掳巴比伦》（The Babylonian Captivit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在这篇相当有力的作品中，路德指出福音已经被掳至建制的教会中。他认为，中世纪的教会已经把福音禁锢在教士和圣礼的复杂系统中。教会变成了福音的主人，然而它应该是福音的仆人。这一点在《基督徒的自由》中进一步加以讨论，路德在这部作品中，同时强调信徒的自由和责任。

直至现在，路德都是争论和谴责的中心。1520年6月15日，路德受到一道教宗诏书所谴责，而且命令他撤回自己的观点。他拒绝了，而且公开把诏书烧毁，以表羞辱。翌年1月，他被革除教籍，而且被传召前往出席“沃尔姆斯会议”。他再一次拒绝撤回他的观点。路德的处境变得越来越严峻。认识到这一点，一个友好的日耳曼诸侯安排他被“绑架”，把他藏匿在爱森纳赫（Eisenach）附近的城堡瓦特堡。

路德在被隔离的8个月中，让他有时间仔细思考他许多观念的含义，而且检讨他的动机的真诚。当他在1522年返回维腾堡负责城中的宗教改革运动时，他的观念已经得到欧洲各地相当大的支持。到了这个阶段，宗教改革运动可以说是开始了。在它的早期阶段，肯定是由路德所塑造的。



路德在这个早期阶段对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是基础性的。他在瓦特堡被隔离期间，容许他致力于几项主要的改革计划，包括礼仪的修订、圣经的翻译，以及其他改革的专著。1522年，德文的新约译本面世，尽管整本圣经的翻译和出版要到1534年才完成。1524年，路德提议有必要在德意志的城镇中设立学校，把教育延伸至妇女。1529年的两部教理问答打开了宗教教育的新领域（参本书第十二章）。

对人类自由意志的观点。路德在1525年的回应并不是措辞最圆滑的文献，而且这导致他与伊拉斯谟最终的决裂。更严重的是，1525年的农民战争（Peasants’War）使路德的声誉受到极大损害。路德认为，封建地主有权制止农民的叛乱，在必要时可以运用武力。路德对这个问题的论著——例如《斥亦盗亦凶的农民暴众》（Against the Thieving and Murderous Hordes of Peasants）——对于叛乱差不多没有任何影响，却严重破坏了他的形象。

或许最重要的争论，出现在路德与茨温利之间对“真实临在”（real presence）的本质观点的极度分歧（参本书第九章）。路德坚持基督在圣餐中的真实临在，显然与茨温利的比喻性或象征性的取向相当不同。虽然许多人试图协调两者的观点，或至少把分歧所造成的损害减至最少——最后都是徒劳无功。由黑塞的菲利普（Philip of Hesse）所安排的马尔堡对谈（Colloquy of Marburg, 1529），尤其显得重要。它的失败，可以视之为是在政治和军事的因素日渐不利，极需共同合作之时，却造成了日耳曼和瑞士的改教阵营永久分离。

到了1527年，路德的健康状况显然不佳，他所患的病现在可确认为是美尼尔氏症（Meniere’s disease）。路德相信自己不会活得长久，就娶了一个曾是修女的女子伯拉（Katharina von Bora）为妻。虽然路德在晚年仍然继续撰写了一些重要的神学著作（尤其是《加拉太书》的注释），他却越来越注意他的健康状况，以及宗教改革运动斗争的政治活动。1546年，当他试图去调解曼斯菲尔德城某些德意志贵族之间的龃龉时，溘然长逝了。

路德对宗教改革运动每一层面的影响，实际上都相当大。他如何理解圣经解释、称义、教会和圣礼的教义，仍然是神学上的里程碑，在本书中将会详论。然而，他对政教关系的观点可能未经深思熟虑，给人以在冲突压力之下构思出来的印象。不论如何，路德必须被视为宗教改革运动两个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故此他的思想必须进一步详论。

（摘自 麦格拉斯《宗教改革运动思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