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锋:告诉你真实的中国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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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锋:告诉你真实的中国教会?!（书稿连载一）——王文锋弟兄谈“我眼中的中国教会”

基督时报蒙作者赐稿 作者：王文锋 更新时间：2011年06月24日 09时15分17秒

编者按：两周前，中国神学论坛创办人王文锋弟兄寄来他的文章“告诉你真实的中国教会？！”，洋洋洒洒的一万字，讲述着这位出生于四代基督徒世家、生长于温州、 事奉于北京的牧者的中国教会情怀。
文章刊出以后，受到不少人的关注，基于对网友的回应，也基于对中国教会的深思，王弟兄便于一周前起意要写一本书，题目也类似。为了能够给自己寻找一种动力驱使他一口气把这本书写完，经过考虑后，他决定通过基督时报边写边连载。基于他亲朋好友来自中国不同的教会背景，因此他试图从一个客观的视角来分享有关中国教会的发展和走势，希望主内肢体一起为他祝福和代祷。

基督时报网站也对上帝在文锋弟兄心中所动的善工感恩，并盼望透过每日连载的方式促进更多人为中国教会代祷，愿中国教会成为上帝的荣耀的器皿！
连载（一）《告诉你真实的中国教会？！》
目录：
一、前言
二、认识教会的途径
三、中国教会的现状
四、中国教会的历史
五、中国教会的展望
六、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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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有关中国教会的消息 ，最令海外人士感兴趣的话题有两个，其一是中国究竟有多少基督徒？其二是中国教会当下的处境究竟怎么样？多数人之所以会问这两个问题，而且不断地问下去，原因在于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实在难以统一。就第一个问题来说，光答案就有十来种，比如中国中央政府网站所显示的基督徒数据只是1000万左右，[1]而代表官方基督教机构的三自爱国会提供的数据是2000万左右，[2]中国最高学术机构社科院于2010年经过抽样调查后的研究数据是2305万，[3]美国普度大学中国宗教和社会研究中心提供的报告数据则是3000万左右，[4]海外基督使团华人宣教部主任英国学者林保德（Tony Lambert）在著作《中国基督徒亿兆 China’s Christian Million》中透露的数据是3000－5000万之间。[5]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童世骏和刘仲宇于2005年所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中国大约有4000万基督徒[6]，中国学者于建嵘根据实地调查后的估算是6000万至7000万。[7]美国《时代》周刊前驻北京主任记者大卫·艾克曼（David Aikman）早在2003年就声称中国有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徒）8000万之多。[8]中国民间学者李凡教授估算有近1亿基督徒，[9]西方著名基督教调查机构“世界基督徒数据库 ”（World Christian Database）甚至估算中国有近1亿1000万基督徒。[10] 美国福音派杂志《今日基督教》甚至认为有近1亿3000万。[11]很明显，这些差异较大的数据不仅无法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反而让人生发更大的猜想和想象。
         同样，中国教会当下处境究竟如何之问题也同样引发海内外人士极大的关注，此类问题的询问也时常出现在众多海外教会聚会的场合。对一些与中国体制内教会保持密切关系的海外教会来说，他们显然认为中国教会的处境早已今非昔比了，即已得到社会和国家的充分尊重。而对于一些一直以来与中国体制外之家庭教会保持往来的海外教会来说，他们显然认为中国政府对于教会的政策不仅没有放松，反而越来越严厉。谁对谁错，孰是孰非，真是难以有统一的口径。
其实就当下普世的基督教环境来说，因信仰教理、宗派立场、事工理念不同产生的分歧司空见惯，不过，却很少有象中国教会那样，能引起世界基督教机构对其如此不同的看法和评论。人们不仅会问，曾经中国教会究竟发生了什么，中国教会当下的状况到底怎么样，尤其是中国教会将会走向何方？
事实上，差异、苦难甚至是争论并非坏事，从某种角度来说，它说明了中国教会正在持续地发展和复兴，曾如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曾说过的：受试炼的时刻常常就是承受赐福的时刻。这的确是一条属灵的规律，从整个世界教会历史的进程来看，也同样可以寻迹到这条属灵的规律，但凡复兴的时代都避免不了教会内部的动荡和事工的纠葛。比如说使徒时期的哥林多教会，尽管教会存在着种种的问题，但是不可否认哥林多教会正在快速发展之中；还有比如说第四、五世纪的教父时代，尽管教会为着确定正统信仰而时常分歧重大，但无疑这种张力是非常有利于教会的健康发展，因为正是在这种辩论和争论中，许多重要的信经被确立了（尼西亚信经、迦克墩信经等），尤其是圣经的正典也因此在纷繁复杂的交锋中确立下来了。还有一个便是清教徒的例子，尽管当时清教徒与英国国教产生了不可缓和的张力，甚至多数被驱逐和残杀。 但也正是因为如此，大部分清教徒才被迫离开欧洲，从而开创了北美新大陆的复兴。当然，这并不是说教会应该要有苦难和纷争，而是说任何环境都有神的许可和美意，诚如马丁路德所说的:试炼是我在追求神的过程中训诲我的师傅。教会发展的历史也一样，尽管她时常伴随着纠纷和苦难，甚至伴随着许多我们难以理解的现象，但是我们的内心始终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一切尽在神的掌握之中。因为神在那里，答案就在那里。
因此，作为海外的教会来说，大家不必太诧异中国教会的不同背景，我们除了为此代祷外， 应该要感谢神在中国的奇妙工作。当然，对于海内外的教会来说，希望了解一个比较真实的中国教会也是一个合理的要求。面对逐渐崛起的中国和中国教会，海内外教会首先面临着的不仅是如何与中国教会接触的问题，而是如何认识中国教会的问题。换句话说，中国教会对海外和国际基督教界来说最大的难处不是如何接触和配搭，而是如何去了解和认识。
当然，介绍中国教会绝非易事，更何况试图要介绍一个客观的中国教会，因为追寻历史本来就难以取得客观。再者一个诺大的中国，任何一件事都有其复杂的背景和处境，更不用说是在一个环境受限制的情况下试图去观察和了解。因此笔者在写作本书之前最想告诉读者的一件事便是：《告诉你真实的中国教会》之结果就是你无法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教会。


[1]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中国宗教概况。（2011年6月21日存取）http://www.gov.cn/test/2005-06/22/content_8406.htm

[2]中国基督教“两会”网站。“两会”简介。 （2011年6月21日存取）http://www.ccctspm.org/quanguolianghui/lianghuijianjie.html。

[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博客。2010年《宗教蓝皮书》。（2011年6月21日存取）http://blog.sina.com.cn/s/blog_69ad0fcc0100l8j2.html

[4]  李向平  、王莹。美国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最多为3000万。中国民族报电子版（2011年6月21日存取）http://www.mzzjw.cn/zgmzb/html/2010-08/24/content_70317.htm

[5]段琦。对2010年宗教蓝皮书公布的基督徒人数有感。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研究所网站。（2011年6月21日存取）http://isbrt.ruc.edu.cn/isbrt/Ar ... 47/201103/1093.html

[6]童世骏、刘仲宇。宗教信徒超过估计三倍。中国日报英文版。（2011年6月24存取）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07-02/07/content_802994.htm

[7] 于建嵘。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合法化研究。中国改革网网站。（2011年6月21日存取）http://www.chinareform.net/2010/0527/17266.html

[8] David Aikman, Jesus in Beijing, Washington: Regnery Publishing, Inc, 2003, pp.7-8.

[9] 李凡。中国家庭教会的发展及其影响。世界与中国研究所网站。（2011年6月21日存取）http://www.world-china.org/newsdetail.asp?newsid=3336

[10]Spengler。日增万人：中国50年内成全球最多基督徒国家。中国儒教网网站。（2011年6月21日存取）http://www.chinarujiao.net/p_info.asp?PID=980

[11]段琦。对2010年宗教蓝皮书公布的基督徒人数有感。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研究所网站。（2011年6月21日存取）http://isbrt.ruc.edu.cn/isbrt/Ar ... 47/201103/10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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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二）《告诉你真实的中国教会？！》 一、认识中国教会的途径 读哲学的人都知道，认识一件事物的方法有时比认识一件事物更重要，因为如果方法错了或有误差，那所认识的事物就会有偏差乃至有重大的差距，甚至还不如完全不了解，因为不了解不会乱说话，而误解则容易误导别人。 认识中国教会也一样，有时错误的认识会让人产生错误的判断，甚至会产生带有偏见的纠纷和冲突。孔夫子曾说过：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孔子的意思是说自己不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而是担心自己没有真正了解别人。 作为基督徒的我们也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担心海外的基督徒不了解我们，却从没有担心自己对中国教会的了解。有时我们对自己不是不了解，而是太不了解了。好多次当笔者听到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彼此之间进行草率的论断和攻击时，心里真的异常难受。比如三自教会的某些信徒时常会论断家庭教会的信仰一塌糊涂，大部分是异端（家庭教会的群体这么庞大，我们怎么能轻易下结论）；而家庭教会的某些信徒也时常会评断三自教会是不信派，没有得救（我们怎么能轻易评价别人得救不得救）。笔者认为很多问题我们不是没有权力评价和论断，而是没有资格评价，因为我们连最起码的了解都没有就乱下结论。笔者深深感触的一点就是很多时候一些历史的悲剧不是行动的失误带来的，而是因为言语的过失造成的。圣经雅各书三：1－2节曾提醒我们：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作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笔者并不反对就一些教理、教牧理念或政教关系进行探讨和辩论，甚至是抨击，但我们需要有理有据，最起码需要彼此多一些了解。 尤其对海外人士来说，认识中国教会显得异常重要，因为由于时空和处境的限制，他们很难真正认识现实中的中国教会。面对纷繁复杂的局势和处境，面对众说纷纭的分析和说明，他们有时一头雾水，搞不明白究竟哪种说法最贴近事实，哪些数据最接近实际。笔者举几例曾让海外人士感到困惑的说法，比如某些牧者一方面说中国教会最缺的是牧者，一方面又说中国将会差派世界上最多的宣教士。前者有人根据《远东天讯》的分析说中国教会还缺50万名牧者，才能供应日益增长的牧养需要；而后者有人则根据回归耶路撒冷运动(Back to Jerusalem movement)的使命说中国要努力差派10万名宣教士。这一“缺”一“差”，真是让很多海内外人士摸不着头，很多人搞不明白中国教会的牧者到底是缺还是不缺。笔者再举一些例子，比如中国教会对一些中国牧者或领袖的评价也常让海内外人士极其困惑，这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有已故的中国教会前辈倪柝声（Watchman Nee）弟兄，以及现在还健在但已旅居在德国的一度被称为“天上人”（The Heavenly Man）的云弟兄（Brother Yun）刘振营。据笔者的了解，这是中国教会已故的和还健在的两位在国际上有极高知名度又一度引起极大争议的牧者。对于倪柝声前辈，批评他的人认为他是有极大作风问题的人，比如梁家麟博士所写的《倪柝声的荣辱升黜》和杨绍唐牧师之子杨安溪牧师的文章《神在中国的手》；仰慕他的人则认为他是20世纪中国教会最出色的教会领袖，如2009年7月30日美国国会众议院表彰他为第一位对西方基督教产生影响的中国基督徒，《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更将倪柝声评为二十世纪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百位基督徒之一。如果说对倪柝声前辈的两种评价还带有通融的余地的话，那对于云弟兄的评价则简直是汉楚分界，两方的评价简直天壤之别。赞誉他的人认为他乃神在这个时代所兴起的大仆人，比如著名布道家布永康（ Reinhard Bonnke）和世界华人教会资深前辈王永信都曾赞誉他为“伟大的神的仆人”和“一位施洗约翰型的传道人”；可质疑他的人则认为他是中国教会的大骗子，2004年10月25日中国家庭教会三位前辈袁相忱、谢模善、林献羔连同85位中国教会牧者联名致信全球基督教会，称云弟兄乃中国教会大骗子。对如上两位人物的两种评价，孰是孰非，谁对谁错，一度让海内外各界人士极其疑虑。尽管笔者与这些事没有任何牵连，但当笔者面对这两件事的时候，我的心境非常沉重，我最关心的不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而是究竟有多少人真正去了解过，换句话说又是有多少人是道听途说的。笔者的观察是真正用心去了解和关心的人极其少，其中大部分人都是道听途说和随意传言的。对此笔者很郑重地提示中国的基督徒，真正有立场、有智慧的人一定是冷静对待事件、谨慎得出结论的人，正如雅各书所说的：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各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雅各书一19）。这让我又想起荀子曾讲过的一句话：流丸止于瓯臾，流言止于智者。其意是说一颗滚动的弹丸流到器皿里就会停止，照样一段还未证实的流言蜚语到智慧人那里就会停止。 到此为止，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便摆在所有关心中国教会的人眼前，即究竟通过哪些途径我们可以相对更客观、更正确地认识中国教会，或者说通过哪些途径我们可以得到更客观的结论。很显然，问题不会很简单，甚至坦率地说，我们很难获得对中国教会的客观了解和整全看法，这不仅在于这其中有很多客观环境的限制，同时也因为中国实在太大了，我们真的很难轻易下结论说中国教会是这样的，或者说是那样的。不过，有一点我们应该可以试图去尝试，那就是尽可能多通过不同的渠道和平台去了解，我们深信多元化的渠道和平台一定会让我们取得更全面的信息和资料。比如说面对中国到底有多少基督徒的问题，笔者深信我们综合包括中国教会内部、中国学术界、官方宗教机构、海外机构等等的数据得出中国基督徒至少有5000万的数据应该是非常可信的。因此笔者如下将例举一系列信息平台，并通过详细的分析和说明，以便给读者提供更多认识的途径和参考的渠道。 1、中国的学术机构 之所以首先谈到中国的学术机构，不是因为学术机构的调查结论一定很准确，而是说学术机构的报告相对来讲比较严谨，因为学术机构的调查数据和报告材料都有其严谨的统计方法和调查程序， 如果说对中国基督教的调查情况真有不太真实的情况，那它的不真实少有是夸大，多有是保留。因此相对来说，学术机构所得出的数据和报告相对比较踏实，如果真有不合理的地方，那只会是遗漏一些事件和数据，而不是数据本身有夸大其词或虚张声势的现象。当然这是指调查机构没有任何利益驱使的情况下说的。比如在2005年，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童世骏和刘仲宇所做的一次调查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当时两位教授负责的调查组共抽取了4500名16岁以上的中国普通群众进行有关中国民众宗教信仰方面的调查。结果调查显示中国宣称自己有宗教信仰的人数达到31.4％，这等于说在中国社会至少有3亿多各种宗教信徒。据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基督徒大概有4000万左右。该调查报告在2007年2月7日中国日报（China Daily）上以《宗教信徒超过估计三倍》（“Religious believers thrice the estimate”）为题发表后，一度在海内外引起较大反响。尽管4000万的基督徒数目比想象的要低不少，但是由于该调查组乃是由学术机构独立完成的，因此也没有多少人表示质疑。 当然，就中国社会的现实处境来看，学术机构的调查也有一些困难之处，比如说一项严谨的统计调查必须会涉及抽样调查，而抽样调查的结果很显然就会公开一些人的信仰状况，这对于某些中国的基督徒来说会有一些顾虑，因此有些被调查的信徒有可能会因为回避身份的公开而填写不真实的情况。比如曾参与2010年中国社科院宗教所进行宗教调查的学者段琦在《2010宗教蓝皮书》发布后所写的一篇《对2010年宗教蓝皮书公布的基督徒人数有感》里就坦言：“同样，是否有家庭教会的信徒，因怕受政府打压也隐瞒了自己的信徒身份，这也不好说。” 而学者左广彦在一篇《中国有多少基督教徒？——浅析‘2010年宗教蓝皮书’关于中国基督教人数的调查报告》里更明了地指出：“考虑到真名实姓回答问题的结果对参军、入党、提干、在单位工作的人际环境及个人或家庭的社会评价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被调查者不要说是未被政府认可的基督教家庭教会的成员，即使是那些受到政府认可的三自教会的信徒，出于对自身安全与未来发展的考虑，有多少人可以毫无顾虑地向政府公开承认自己的基督教信仰？” 以上两位学者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中国人对基督教仍然还有“洋教”的概念，事实上基督教信仰目前在中国根本还没到被社会接纳为自身意识形态范畴的地步，再说中国的党政体系都是以无神论为背景的，因此基督徒回避公开信仰身份也就成为了不少人在公共空间里所持有的态度。于是这便成为了有关学术机构进行抽样调查的自然难题。 当然，学术机构未必就完全具有公正性，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环境里。有时基于政治原因或利益驱使的考虑也有可能会促使学术团体在调查中有意或无意漏报或瞒报一些真实的现象，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比如2010年 《宗教蓝皮书》发布后受到的质疑就属于这一方面的争议，因为很多团体都认为该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基督徒为2305人显然是被低估了，纵观发布后的整体影响，该调查报告所受到的质疑是比较普遍的，笔者无法确定这些质疑是否合理，但是这么多人的质疑值得关注。在思考这次的调查数据之前，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在中国进行宗教调查方面的大体背景。学者左广彦 在《中国有多少基督教徒？——浅析‘2010年宗教蓝皮书’关于中国基督教人数的调查报告》里把中国的宗教调查之背景分为三类，这位学者在文章中有这样的描述： “对宗教问题的调查，从利益驱动的模式看，一般有 几种：一种是政府管理部门或宗教组织进行的内部调查，目的是为调查者自己掌握实际情况而进行的，不是为社会大众服务的，其结果不对外公布。另一种是政府主管部门主导的对本系统内各种问题的调查，但调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对外公布，为了提高该部门工作的社会评价，或是为了为某项政府的政策寻求数据支持，为了要给社会各界一种说法。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是与政府及宗教组织双方均无任何利害关系的、由第三方或学术研究机构为科学研究目的进行的调查，这种调查既不受政府也不受宗教组织任何一方利益的影响，在财务与经费来源上、实施人员及结果处理上与政府或宗教团体均无关系，属于为科学研究服务的学术调查。” 据学者左广彦分析，2010年中国社科院宗教所负责的这次宗教调查乃是属于第二种情况。也就是说它即非纯粹的政府内部管理部门的宗教调查，亦非纯粹的学术调查，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半官方半学术调查。因为该调查项目首先是由国家宗教局立项的，中国社科院宗教所只不过是承担了调查的任务，尽管社科院宗教所在其中组织、设计、布局了调查方案，但整个调查的立项、指导思想、结果验证、结论公布都是由国家宗教局主导的。尽管这其中我们无法确切得知国家宗教局到底给社科院宗教所下达了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或者说这些指导思想究竟是否影响了调查的公正性，但是我们能确切得知这不是一次纯粹由学术机构发起的宗教调查事件。 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 谈及研究中国教会的学术机构，有一个机构是不能忽略的，这便是北京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普世所）。尽管普世所不是专门研究教会的，但是其对中国基督教的研究却是相当深入和独到的，这对于尚处在受限制的中国教会来说（尤其指家庭教会），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因为就目前中国家庭教会的局面来看，其在中国政府以及社会的眼里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更具体来说中国政府和社会还是非常轻视他们的。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在中国政府、基督教两会（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之间所存在的张力。尽管中国政府也希望家庭教会能早日合法化以便成为社会一股稳定的力量，不过由于家庭教会根本不可能归入到政府所认可的三自教会体系，再者政府碍于三自教会的压力，又不能让家庭教会绕过三自体系独立寻求合法化，因此家庭教会问题就始终成为中国政府眼里的棘手问题搁置在那里。 面对如上这种局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澎教授认为要解决当下的中国家庭教会问题，中国政府和社会各界首先必须要积极推动宗教问题法治化的步伐，只有让宗教问题走向法治道路，中国的宗教问题就会逐渐趋向良性的发展局面。基于对中国宗教法治化趋势的憧憬，刘教授便于1999年在北京设立了民间研究机构－北京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近十多年来，借着召开多次的研讨会、讲座、学术交流、出版刊物等等方式，普世所在积极推动中国宗教法治化的步伐。 因着当下中国基督教发展问题的尖锐性，普世所近些年也重点关注了有关家庭教会的问题，比如他们曾于2008年11月21日－22日在北京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民族发展研究所联合举行了一个名为“基督教与和谐社会－中国家庭教会专题研讨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当时还邀请了中国家庭教会的一些牧者一起参与了研讨。普世所的这种态度是非常值得中国政府借鉴的，因为只有尊重中国教会牧者的心声，才能具体解决中国教会的实际问题。 作为一家民间学术机构，普世所能在当下中国的特殊政教关系处境里存在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不管对政府来说，还是对教会来说，都应该要珍惜这种沟通的平台。 对于海内外关注中国基督教发展的人士来说，有这么一个积极关注中国政教关系的团体存在的确也是非常可贵的一件事，比如大家可以时常通过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网站（www.pacilution.com）直接地获悉有关中国基督教在政教关系方面的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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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的宗教机构 比起中国的学术机构，宗教机构的数据可能更难以反映实际的情况，因为宗教机构比起学术机构来说，在生存的空间上更加不自由，发挥的余地更有限，因为国家对于宗教机构的约束力度要大于学术机构。事实上，就两者的机构性质来说，也可以体现这一点，宗教机构往往所赋予的使命是行政性的，而学术机构所赋予的使命是学术性的，这就决定了两者发布信息的考虑因素，即宗教机构所提供的任何报告首先要考虑政治因素，而学术机构所提供的任何报告首先要考虑学术价值。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两类机构的负责人在为宗教现象提供报告时就会凸现出不同的目的和意图。 那么就宗教机构来讲，究竟首先要考虑什么样的政治因素呢。在说明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还应了解中国不同宗教机构的性质。从基督教方面来说，有三个宗教机构是必须要提的，其一是国家宗教事务局，其二是中国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三自爱国会），其三是中国基督教协会。接下来我们详细分析一下这三个机构的性质。 在这三个机构中，第一个机构是国务院所设置的管理宗教事务的职能部门。有关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的职能，据宗教事务局的自我介绍，其职责范围包含如下：研究国内宗教现状和理论，负责汇总、分析宗教动态和信息，起草宗教事务的法规和政策，指导宗教团体依法开展活动，推动宗教团体拥护国家政策，监督宗教团体的涉外活动等。其实简单地说国家宗教事务局的设立是要监控各宗教的发展状况，使各宗教的发展不会与国家的发展形成张力，并努力促成政教关系的和谐发展。从国家统战工作角度讲，宗教事务也被赋予重要位置，国家统战部网站上显示国家的统战工作分为七个局：一局（党派工作局）、二局（民族、宗教工作局）、三局（港澳台海外联络局）、四局（干部局）、五局（经济局）、六局（无党派、党外知识分子局）、七局（涉藏工作局）。[1]其中宗教事务位列第二局，可见国家对宗教统战工作的重视程度。这让很多人想起1993年11月7日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全国统战工作上的著名论调：民族宗教无小事。 由此我们也可以清楚地得知国家宗教事务局的机构性质，尽管它的职责是为各大宗教服务，但作为政府的重要职能部门，它首先被赋予的乃是统战工作的使命。因此从信息渠道角度来讲，宗教局所提供的有关基督教的信息资料更多的是带有政治指导的新闻通报，而非基督教方面实际的发展状况。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有关基督教“两会”的情况。 从名义上来看我们觉得这两个组织似乎属于基督教内部的机构，不过从中国政教关系的处境来讲，其性质就比较特别，即它们既是属于基督教内部的机构，同时亦是承担政府部门和教会之间桥梁作用的特殊组织。笔者认为中国教会之所以在普世教会里非常特别，那就是因为中国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宗教组织——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三自爱国会的特别在于它既象教会机构也象政府部门，反过来说，它既不象教会机构，也不象政府部门。有的时候，它以教会的形态出现，有的时候它又以政府部门的组织现身。 其实从80年代教会重新开放以来，对于三自爱国会的存在就一直受到中国教会的争议，这种争议不仅来自家庭教会，在三自体系下的情况也一样。在90年代的一些年份里，中国三自爱国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甚至一度发生了很大的张力，一些基协的人认为三自爱国会在50年代成立时其主要的职责是推动中国基督教会反帝爱国，而如今中国教会已完全脱离西方的控制，因此三自爱国会已没必要存在了。而三自爱国会的人则认为当前形势下中国教会还有很多内外事务需要三自爱国会去做团结和防范的工作，因此坚决认为三自爱国会存在的必要性。双方的这种张力和冲突到2000年时险些弄到公开摊牌的境地，后来由丁光训出面协调后才制止了纠纷的扩大。丁光训的做法是把中国三自爱国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由两班人马整合为一班人马，也就是说让三自爱国会和基协的负责人互相交叉兼职。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两个牌子、一班人马的局面，就两个组织的地位来讲，名义上定位是两者平等，不存在谁领导谁，事实上从内部的不成文规定来看，是三自会领导基协的，这颇有点象“市委”领导“市府”的味道。有关三自爱国会的生存方面，其实在80年代就有人考虑过应该取消它，丁光训曾说过三自爱国会和基协都是“脚手架”，等“房子”盖好后都应该要拆掉，其意是说三自爱国会和基协都不是教会，而是服务于教会的机构，等到教会的事工壮大后应该要停止这两个机构的功能，把中国基督教的活动权回归教会本身。很显然，丁光训当时的这个认识是非常有见地的，不过之后由于一些事件致使基督教“两会”一直保留到如今，并逐渐成为管辖全国教会事务的决策部门。 其实从功能角度来讲， 三自爱国会早该要结束它的历史使命了，因为三自爱国会其职责显示其只是中国一些基督徒自愿加入的爱国爱教组织，简单地说它只是代表了一些基督徒的政治立场，它既不是由中国教会加入的联合机构，也不是基督教堂会的联谊机构。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它无权管理和组织中国基督教的事工运作。但是就体制内教会的实际情况来看，却只是三自爱国会在发挥作用，而中国基督教协会其实是形同虚设。笔者认为事实上从教会的发展和协调来看，中国基督教协会的存在是有它的必要性的，因为中国教会之间的联系和配搭无论如何是需要一个全国性的机构来协调的。当然这种协调的主体是教会或堂点而不是机构本身，机构应该只提供服务的角色。不过，很遗憾的是，目前中国体制内教会的情况却是基协服从于三自爱国会，三自爱国会听命于国家宗教事务局。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基督教两会不仅逐渐成为一种政府性的部门，其全国不同阶层的两会领导也逐渐变成具有官员性质的职分，因为很多进基督教两会的牧者自然就是当地政府政协的成员。这种进入基督教两会既成政府政协成员的情况对大部分牧者来说是具有极大吸引力的，因为它让很多人从此有了接触世俗官员的机会。 基于以上的原因，我们便发现基督教“两会”所反应的信息和报告是很难真实地反映中国基督教的状况的，换句话说我们通过这二个机构是很难真实了解中国基督教的全面情况。之所以这么说，原因在于中国体制内基督教的主导权不在堂会而在“两会”这两个机构。因为两会里的职分已具有官员性质，因此在任的领袖大家都非常慎重考虑自己的言行举止和信息发布，怕担心因此失去了前途。笔者也曾试图通过一些渠道邀请一些体制内的牧者参加一些研讨会，但是结果是这些在两会里担任职分的人都不敢公开发言，究其原因，就是担心自己的前途问题，具体来说，就是担心发言不逊影响自己在两会里的升职。 反之，如果中国基督教的事务之主导权在堂会的话，那么情况就会完全不一样，因为那样堂会就可以自由开展事工和发布消息了，如果是这样，那海内外的教会就很容易得出第一手的资料。而如果主导权在两会的话，那么显然两会就自然会谨慎发布消息了，因为大家都顾忌自己的前途问题。当然，基督教两会很难真实地反映不等于没有参考的价值。无论如何，通过这几个机构所提供的信息资料，我们也大概能了解中国政府部门是如何发布基督教政策的，以及体制内基督教都发生了哪些官方的事。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三个机构不能反映中国基督教的一些“丑事”，但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三自教会的“喜事”。比如通过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的官方网站（www.ccctspm.org）以及其所发行的全国性杂志《天风》，我们每天都能了解基督教的某一些消息。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信息也仅局限于三自教会的新闻，完全没有涉及家庭教会的消息。 [1] 中共中央统战部。机构设置。中共中央统战部网站。（2011年6月26日存取）http://www.zytzb.cn/publicfiles/ ... /201012/6901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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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会背景的不同带来的观点误导： 有关中国教会不同背景的问题，最大的不同莫过于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不同。事实上深入了解一下，我们还会发现中国教会还有一种介于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之间的名为“第三势力”的教会（是城市新兴教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简单地说就是这类教会既不能称为三自教会又不能称为家庭教会。他们的存在形式也有多种多样，有与三自教会及家庭教会两边都接触的，也有与两边都不接触的。通常来说，他们的出现有两种原因，其一是由于他们对三自教会及家庭教会的信仰认信都有不满。其二就是随着一些在城市里兴起的牧者，他们既没有三自教会的背景也没有家庭教会的传统，因此就在生存形态上走中立路线。有关第三势力教会的生存理念，总的说来，他们大体持守实用主义的做法，即一切的做法以事工是否能顺利进行为总的评价标准。通常的做法是他们会借用三自机构牌子作为合法生存的保护伞，而实际上则是走独立开展事工的路线。随着海外对中国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两面都接触之情形越来越普遍，因此第三势力在海外的生存空间似乎较前两类教会更大。具体来讲是这样，如果他们在海外遇到认同三自教会的，他们就会以认同三自教会的姿态出现，而如果他们在海外遇到认同家庭教会的，那他们就会以认同家庭教会的姿态出现，或者他们会自称三自教会和家庭教都可以接纳。据了解，第三势力教会的主要群体在浙江的温州。 尽管中国这些年“第三势力”教会异常活跃，不过，对海外基督徒来说，他们脑海里大体的形象还是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两者的区别，因此中国教会在海外基督徒心中产生不同观念的一个主要原因便是中国存在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不同体系。由于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至今还处于完全对立的状态，因此海外人士在与这两类教会的接触中便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比如与三自教会群体有过密切接触的海外人士就会产生这样一个印象：中国教会的事工其实在很释放的环境里进行，并没有受到政府的干扰和打压。而如果是与家庭教会接触密切的人，则可能会产生另外一个印象，那便是中国教会事实上非常不自由，政府对教会的压制不仅没有放松，反而有强化的趋势。有关这两方面的描述，我们浏览一下孙明义弟兄之文章《认识中国家庭教会》开头的一段就能让读者深刻体会： “一个明媚的仲夏下午，我作为来自中国的访问者，参加了美国中部一家华人教会的主日崇拜。敬拜结束後，教会里的两位长者，走上来与我交谈。 第一个老弟兄知道我是从国内来的，就语重心长地嘱咐我们多加小心，因为他最近从报上看到，又有某个家庭教会的基督徒被捕。从他的言语中可以听出，他对於中国家庭教会的同情与支持，以及对於政府的批评。 接著，另一位在教会中颇受尊重的长者，过来和我交谈。他一开始就比较直接地问我，家庭教会对於三自教会的态度。然後他谈到他回上海时，参加过几处三自教会的活动，印象很好。三自教会还给他一个印象，就是他们非常主动靠近和接纳家庭教会，可惜家庭教会太封闭，不愿意与三自教会和好。从他的话语中，可以听出他对於三自教会的同情与认可，以及对於“地下的”、“封闭的”、“不愿意合作的”家庭教会的反感。”[1] 事实上，对中国教会有过亲密接触的人会发现，有关中国教会群体的不同背景不仅是指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之间，在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各自内部也有非常不同的背景。也就是说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各自内部也绝非是单一的一种状态。拿家庭教会来说，笔者曾在《从洛桑事件看中国教会的不同立场》一文中以家庭教会如何看待政教关系之分别把其分为五种类型：坦荡派、谨慎派、维权派、和谐派、低调派。 A、家庭教会： 坦荡派 坦荡派基本态度是，教会迟早要公开，或者说本应该要公开，因为教会本就应该是“世上的光”、“山上的城”，没有必要遮遮掩掩的。具体到中国家庭教会的时代处境，他们认为教会应该坦荡地面对任何的世俗力量和群体，不管是逆境还是顺境，教会都应该积极寻求与政府及社会群体的接触。面对政府或社会群体的任何政策和舆论，该派牧者都愿意展开沟通和对话，他们非常愿意与政府部门进行良性的沟通，以期盼政府部门能颁发更开明的宗教政策。 他们始终认为中国政教关系应该要有更健康的关系，即基督教应该要有更独立的生存空间。不过，坦荡派的特点不仅在于他们开明的态度，同时也在于他们坚定的立场。就是说如果在对话方面没有取得进展，那他们也不会轻易在信仰方面做出妥协。总之他们愿意对话，但也绝不妥协信仰原则；他们愿意坚持，但也随时保留对话的空间。 一些学者认为此派的牧者在将来中国教会的发展过程中将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勇于承担历史责任的态度和使命感会使他们始终处在未来中国教会历史的风口浪尖上，正是因为有这种魄力，他们也必定会始终处于中国教会未来走向的焦点之中，当然他们在其中会付出很多的代价，因为先行者总会都付出代价 。 总的来说，该派教会基本上来自大城市，其牧者也多为知识分子群体。高学历的教育背景加上坚定的信仰立场以及宽广的文化视野，将使他们在未来中国教会的整体走向上将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 谨慎派 此派牧者的做法首先考虑的不是牧会的理念而是事工本身，也就是说在面对中国家庭教会的特殊时代背景时首先考虑的不是整个中国教会的历史使命，而是自己的事工是否受影响。从做事的方法角度来说，此派趋向于实用主义，即一切的考虑以事工是否稳妥为基础，如果一种环境不能保证事工的顺利进行，或者会威胁事工的安全指数，那他们便会采取措施来降低不利于事工的局面。换句话说，只要有严重威胁现有事工处境的任何资源和机会，他们都会考虑回避和拒绝。从目前中国家庭教会的处境来看，持有此派立场的牧者在目前中国教会里还是拥有绝大多数的。 不过，有学者评论，尽管此派教会和牧者在中国教会里具有绝大多数，但是他们在整个时代里将难以发出强有力的声音，因为他们的态度是务实性的。作为处在风起云涌时代的中国教会，务实性的教会和牧者是难以承担领袖责任的，因为任何领域的领袖必不可少的一种条件便是具有一种冒险性的勇气，务实性的教会和牧者尽管可以在事工上积累众多的实力，但是在历史性的使命和责任里往往会缺席。 维权派 持有此派立场的教会在目前中国家庭教会里只是属于少数群体，不过她们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因为有关海外媒体对中国家庭教会状况的报道大部分来自维权派的举动。维权派的基本主张是希望通过自己的信仰表达来促进中国政府改善政教关系，此派人士非常坚定地认为基督教信仰和教会群体乃是促进国家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 他们对国家的政治制度、文化建设、伦理体系等等领域都负有更新的使命，他们希望通过信仰的力量促使中国社会能向更健康的方向发展。需要指出的是，此派人士对公共空间的使命绝不是一种赤裸裸的政治目的，而是由信仰所延伸出的一种时代使命和责任感。他们不同于非基督教群体的维权人士和民运分子，他们的坚持是基于神圣的信仰原则和神学理念。他们中的个别人或许有自己的社会理想和政治抱负，但是这一切的理想都是基于时代的信仰使命和博爱情怀。 他们愿意基于对国家和民族的博爱精神，带着基督信仰的神圣使命，来憧憬中国社会的理想未来。总的来说，他们针对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是很不满的。 综观整个中国教会，很显然激进派始终是处于少数状态，原因有几方面，一方面是真正具有维权使命的牧者毕竟是少数，而具体到拥有清晰政教关系知识的牧者更少，而要在这方面付出代价的人那可就更少。再者，很多的牧者都有自己的固定事工，这些事工涉及固定的场所和设备。如果有人要在维权方面投入精力那首先必须要有“赴汤蹈火”的思想准备，因为这种代价不仅会涉及事工的安稳方面，甚至连家庭和自身的性命都要考虑清楚。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中国家庭教会维权派的身体力行者只是少数， 但是很多家庭教会在心得里是非常同情他们的。很多家庭教会认为维权派事实上是在替他们承担历史的使命，通俗地说是在替整个中国家庭教会“吃螃蟹”。 不过，经过去年的洛桑事件和今年的守望事件后，中国家庭教会的维权派群体似乎在增强，因为原先以守望教会为代表的持守坦荡派立场的洛桑会议中国区筹委成员在经历2010年被阻拦赴非州开会以及今年守望户外聚会事件后，其立场逐渐由坦荡派在向维权派转变。换句话说，原先坦荡派的立场是希望与中国政府进行良性沟通以求家庭教会在登记和合法化方面寻求突破，可由于政府在权衡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关系后拒绝了以坦荡派家庭教会群体的呼声。这便使得坦荡派在发展道路上有意无意地选择了加入维权的行列。笔者认为从近期来看，家庭教会的坦荡派遭遇了重大的挫折，但从长远来看，政府的代价可能更大，因为家庭教会的坦荡派乃是中国家庭教会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的主力军。得罪知识分子为主的群体所付出的历史代价，深信中国政府不是没有遇到过。笔者深信中国政府也有难言之隐，究竟其中有何内情，有待日后历史揭秘。 和谐派 所谓的和谐派，指的是一些对三自教会、家庭教会之关系不敏感以及与政府部门保持和谐关系的教会或牧者。事实上此类教会就是以上所言的第三势力教会之一。之所以会出现持和谐立场的家庭教会和牧者，乃是与几个原因有关，其一是有众多牧者由于是在海外信主和被呼召做传道人，因此他们非常不同于国内的牧者，即他们没有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概念，至少没有深切的体会。如果他们在海外事奉，那么就更不会提及一些教会背景的问题，如果回到国内，他们也不会刻意牵涉这些话题。其二是很多的事工也逐渐驱使出现和谐派的路线，比如说很多的国外机构和教会为了开展事工便选择走与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两边都接触的路线，由此他们的做法也逐渐影响了国内的某些教会的路线。还有一个原因也是和谐派出现的重要原因，由于中国教会这些年逐渐出现了一些对文化使命和公共领域有负担的教会和牧者，因此出于事工的需要，他们必定会采取和谐的路线，因为他们认为如果要在公共领域公开地存在，那必须要调整事工的全新策略，其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就是如何保持与政府以及社会群体的良好关系。出于这方面的顾虑，他们必须要开辟一条和谐的道路，以便让公共群体接受他们的存在，继而使事工能更长久地持续下去。 对于和谐派的出现，传统的中国家庭教会也难以作出一致的评价，因为家庭教会本身就不是一个凝聚力很强的整体，再说和谐派的类型也不是基于同一个根源。近些年的和谐派时常会在这些领域出现，比如职场培训事工、音乐事工、网络媒体事工以及福音出版事工，由于这几类事工需要追求群体上的影响和果效，因此他们便有意淡化三自教会或家庭教会的背景。再者，根据这些事工的特点，它们往往即可以在三自教会体系里活动，也可以在家庭教会里推动 。 从中国教会的整体走向来看，和谐派的教会将很难取代三自教会或家庭教会的存在形态，因为中间路线往往会使得两头都不讨好，除非中国教会出现历史性的转折点。不过就中国教会的机构发展和公共领域使命来讲，和谐派的走向是有很大空间的。日后有关中国教会的音乐事工、网络媒体事工、职场培训事工、婚姻辅导事工等等都将会由和谐派的牧者和专业人士来主导。 低调派 在目前中国的家庭教会里，此派有非常多的群体。他们在信仰上基本是持守基要主义的立场，除了教会的常规事工外，他们对社会公共空间里的事工几乎没有使命，他们愿意一生在教会的常规事工中活动，对于一些开展文化使命的教会和牧者，他们认为这乃是一种“惹是生非”、“节外生枝”的做法。这一类的教会信众和牧者团队之所以在中国具有众多的群体，那是因为中国家庭教会的发展和复兴长期在农村和乡野，因此牧者的类型是比较朴实和低调，再者教育学历的低下和文化素养的贫乏也使得他们难以对社会领域产生福音的使命。 再者，由于中国长期的政教关系形态，使得这一类型的中国家庭教会早已习惯于长期受压制的处境。对于任何的压制和迫害，他们只寻求信仰方面的回应和灵性方面的慰藉，根本不希望从政教关系方面找寻解决的途径。当然，从牧者的心态角度讲，这些牧者都是一些心态比较单纯的人，他们低调的姿态除了是因为传统观点的原因外，也跟他们朴实和朴素的心态有关。从不利角度讲，他们缺乏远大和宽广的视野，从有利角度讲，他们少有野心和雄心。 [1] 孙明义。认识中国家庭教会。《举目》杂志。第26期。（2007年5月）http://www.oc.org/web/modules/smartsection/item.php?itemid=3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