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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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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狄马可（Mark Dever）写了一系列博客文章，题为“这些加尔文主义者从哪里冒出来的？”。他列举了 10 个原因，解释为什么改革宗神学的五大要义（TULIP，郁金香）在福音派中蓬勃发展，提到了一些极具影响力的牧师，如司布真、钟马田、派博和麦克阿瑟。他还提到了美南浸信会内部关于圣经无误的争议，以及像巴刻这样的作家和真理旌旗（Banner of Truth）这样的出版社。狄马可从这些广泛的来源中，挖掘出近期改革宗复兴运动的根源。
我赞同狄马可的所有观点。不过，我在想是否还可以加上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9·11 事件。虽然各种做法、传道人和出版社为近期改革宗神学的复兴奠定了基础，但为什么这个运动最大的增长只发生在过去十多年？9·11 事件在改革宗复兴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谈到 9·11，我指的不仅是恐怖袭击本身，还包括由此引发的一系列事件：两场代价高昂的战争、对恐怖主义的恐慌情绪和经济大衰退。这些相关事件进一步加剧了劫机者引发的文化变迁。
此外，过去十年还发生了许多可怕的自然灾难（两次大规模海啸、卡特里娜飓风、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地震、美国东南部的龙卷风等）。虽然这些与 9·11 无关，但或许这些悲剧在新加尔文主义的发展中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迫使基督徒们不得不直面一些棘手的教义问题。对我们许多人来说，这些经历让我们在面对人类苦难时，更深刻地体会到上帝主权的重要性。
9·11 事件对福音派的影响有多大，实在难以衡量。我们顶多只能从零星迹象中，窥见它在神学上引发的连锁反应。除了亲身经历那场恐怖的人，很少有人会把那个可怕日子发生的事与神学观点的转变联系在一起。我猜想，在那些年轻、躁动、归正的基督徒中，几乎没有人会认为 9·11 是他们转向改革宗神学的一个关键时刻。
然而，有时候影响我们最深的，并非个人经历，而是我们所呼吸的文化空气。有没有可能 9·11 事件及其文化余波“改变了空气”，使得福音派中相当一部分人开始思考一些之前不那么紧迫的问题？
让我们来看看 9·11 后的文化氛围如何为新加尔文主义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第一，9·11 事件迫使“关于邪恶的问题”成为神学反思的焦点。
恐怖主义将“邪恶”这个概念从正向思考和实用神学的“炼狱”中解救出来。一直以来，整个社会都在试图避而不谈“邪恶”与“罪”，然而，这些尝试都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子里，对真相视而不见。9·11 事件之后，政治家开始重新使用这个词。传道人开始关于邪恶和苦难现实的系列讲道。
但许多年轻人并不满足于仅仅承认邪恶的存在。我们开始深入思考神的主权和人类责任之间的关系。关于恶的经典问题——“如果神是良善的、全能的，为什么会有邪恶存在？”——再次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
9·11 事件之前，我总是从自由意志这个角度来理解邪恶和苦难：
神希望我们爱祂。
爱不能强求。
因此，神赐予我们自由意志。
所有的坏事都是人类运用自由意志的结果。
不应该让神背锅。
但 9·11 之后，这套标准说辞彻底崩塌了。亲眼目睹恐怖袭击造成的惨烈场面后，我开始怀疑自由意志是否值得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仅仅为了让神能够得到人自发的爱，就让人拥有自由意志，这值得吗？难道没有比我们爱神更重要的事吗？
我还意识到，自由意志的说法并没有让神完全撇清责任；它只是把祂的存在又推远了一些。我记得当时在想：祂只需一句话，就能改变飞机的航向，避开大楼。祂轻而易举就能让安检人员注意到恐怖分子，在他们登机前就把他们揪出来。祂本可以赐给联合航空 93 航班的乘客足够的力量，冲进驾驶舱，在飞机坠毁前控制住局面。这三件事祂本都可以做到。但祂没有。为什么没有？如果你明明能够阻止一场悲剧却选择不阻止，这是否意味着你也要为此负一定的责任？
第二，9·11事件创造了一个新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流行福音派的那些简单答案不再让人感到满意。
面对“9·11 式邪恶”，典型的福音派回应往往是耸耸肩，然而把目光转向那天中的“上帝时刻”寻求安慰。各种故事广为流传，有的讲述某位女士在大楼倒塌前千钧一发逃生，有的报道两根钢梁在高温中巧妙熔成十字架的形状，还有人提到在五角大楼烟熏火燎的废墟中完好无损的圣经。许多基督徒没有去深究 9·11 的邪恶，而是从神的仁慈中寻求安慰，感恩祂没有让最坏情况发生。
但我记得，这些回应在当时看来是多么得苍白无力。双子塔倒塌了。有人幸存下来。感谢赞美主！但其他人却丧生了。这时我们还要感谢赞美主吗？如果说神让某些人活了下来，那是否也意味着祂让某些人离开人世？
还有那些感性的回应。“9·11 那天神在哪里？”他们说，祂就在那里，在那天所有英勇行为中。神与那些随塔楼坠落的消防员们同在。神与那些在现场救治人们的救援人员同在。神与那些试图从废墟中救人的志愿者们同在。
但这种回应也不够充分。它只是把注意力从更大更紧迫的问题上转移开：劫机者控制了飞机时，神在哪里？在真正关键的时刻，神在哪里？许多福音派信徒描绘的神，就像一个慈祥的老爷爷，来得太晚无法阻止悲剧发生，祂只是帮助我们重新拼凑破碎的生活。
第三，9·11 之后的文化环境恰好适合年轻一代深入研读圣经，寻找人生最困惑问题的答案。
典型的福音派回应太过肤浅，我无法接受。它们回避难题，提供暂时的安慰。从我与许多朋友的交谈中来看，那些感性的回应也没有引起他们的共鸣。接下来的几年只是让这个问题更加严重。那些温情脉脉，老少咸宜的基督教内容，不管是广播，还是书籍，都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好友意气风发地奔赴中东战场，却被冰冷的运尸袋送回祖国。
9·11 不仅动摇了双子塔的根基，也改变了文化氛围，动摇了许多年轻福音派信徒的神学基础。我们开始质疑那些一直以来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许多人开始深入探究，渴望找到答案。而改革宗神学并没有回避这些棘手的问题。
回想起与我同校的基督徒和教会青年团契里的朋友们，我看到了两种走向。一些人在与这些问题搏斗后退缩了，停留在那种典型的福音派回应中，既安全又感性十足。但大多数人最终成为了改革宗基督徒，或至少倾向于改革宗。他们发现了约翰·派博及其对人类苦难的深刻见解。他们找到了其他不怕正面应对困难问题的牧师和教师。去年从伊拉克回来的弟弟告诉我，他的战友们读的是派博和史普罗这样的人写的书，而不是罗布·贝尔（Rob Bell）和唐纳德·米勒（Donald Miller）的作品。
在 9·11 之后的世界里，浅薄的福音派信仰无法满足许多年轻福音派信徒的渴求。许多人最终接受了一位威严、令人敬畏、荣美得令人无法抗拒的神，祂打破了我们给祂设定的条条框框。
神掌管一切。
9·11 的邪恶，虽然不被上帝认可，但某种程度上，依然是祂宏大计划的一部分。
十字架提醒我们，神能从最大的恶中带来最大的善。
因此，没有任何痛苦是毫无意义的。
神终有一天会永远战胜邪恶。
改革宗神学给了年轻人一个新的视角，让他们看到一位伟大的神，祂允许邪恶发生，虽然我们无从得知祂为什么要这样做；祂也是有大能的神，最终必能战胜邪恶。关于神主权的教义不再是与书呆子较劲的工具，而是在动荡时期中一个给我们安息和确据的避风港。
第四，9·11 事件在年轻一代牧师的事工中留下了深刻印记。
如今许多年轻的传道人和教师，与上一代婴儿潮牧者相比，他们的风格不一样。马特·钱德勒（Matt Chandler）和大卫·普拉特（David Platt）的讲道里，不会包含许多具体小贴士以帮你改善生活。虽然他们讲道的风格迥异，但你会听到他们在探讨一些人生最棘手的问题。钱德勒在接受脑瘤手术后的康复期间讲解《哈巴谷书》。大卫·普拉特带领他的教会为遭受龙卷风袭击的伯明翰进行神学反思，提供实际的服务。许多年轻牧师的讲道事工明显受到了 9·11 后世界现实的影响。
当然，我们也看到，成功神学在大行其道。新兴教会曾经风靡一时，然后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有些人在开放神论中找到了答案。约尔·奥斯汀（Joel Osteen）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牧师，他的讲道几乎完全回避了痛苦和悲伤。但是，大量年轻的福音派信徒对这些教会不以为然。9·11 后的文化氛围间接塑造了年轻福音派信徒看待的问题以及他们关注的重点。那些寻求答案的人，从狄马可系列文章中提到的人物和出版社那里得到了帮助。
我们可能无法找到一种方式来解释所有的现象，将 9·11 事件与新加尔文主义的兴起直接联系起来。不过，当我们在思考“这些加尔文主义者从哪里冒出来的”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在 90 年代，改革宗思想就已经暗流涌动。然而只是在 9·11 事件之后，才出现了改革宗的真正复兴。
Trevin Wax（特雷文·瓦克斯）是北美宣教委员会（North American Mission Board）研究和资源开发部的副总裁，也是锡达维尔大学的客席教授。特雷文曾是罗马尼亚的宣教士，是福音联盟的定期专栏作家，并为《华盛顿邮报》、宗教新闻社、《世界》和《今日基督教》撰稿。他曾担任《福音计划》（The Gospel Project）系列丛书的总编辑，并在惠顿学院教授宣教和教牧事奉课程。特雷文著有多本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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