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 年代末，一位朋友问柯蒂斯·库克（Curtis Cook）是否考虑在波士顿建立一间教会。
在这座由清教徒奠基的城市里，福音派信徒寥寥无几，仅占总人口 2%。虽然一半居民信奉天主教，但好景不长——几年后，《波士顿环球报》曝光了天主教会长达数十年的性侵丑闻隐瞒案，教会的出席人数和捐款随即开始直线下滑。而在哈佛大学——这所最初为培养清教徒牧师而创办的学府，2000 年时已有八成学生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
这是一块福音的硬土，但这并非库克拒绝朋友提议的原因。
“说实话，我觉得自己不是干植堂这行的料。”他坦言道。
一两年后，库克搬到波士顿从事校园事工。他热爱这份工作，但很快就遇到了朋友曾经提到的问题——周边实在找不到什么合适的教会可以推荐给他的学生。
“从哈佛往外一站地，有间 60 年代建立的小小的美南浸信会教会，”库克说，“如今只剩下十几个会众了。”
他试图提供帮助，又当主日讲员，又帮他们谋划未来：要不要关掉教会？会众说不，想继续坚持。那要不要重振教会？可是没有现成的领导班底，这事也难以推进。
“当时的处境实在是太艰难了。”他回忆说，“教会已经走投无路，什么建议都愿意尝试。我们花了整整九个月，四处寻找适合的植堂同工，向他们描绘教会的愿景。虽然带了几个人来看看情况，但始终没人感兴趣，也没人被这个愿景打动。”
慢慢地，库克开始说服自己接下这个担子。2003 年，尽管他从未担任过任何教会的长老，所属的宗派在美国东北部也几乎默默无闻，但他还是决定勇敢地跨出这一步。
短短一年内，希望团契教会（Hope Fellowship Church）的会众就增长到 40 人。四年后，人数更是突破 200 大关。如今，教会每周的聚会人数已稳定在 300 人左右。
全美最不信教的州里，马萨诸塞州与另一州共同名列榜首。在这样一个地方，希望团契教会的增长速度算得上相当惊人。更让人称道的是，希望团契一直在为新教会提供人力和财务支持，其中包括他们自己开拓的三间分堂。
“教会的眼光很快就从内转向外，”曾任希望团契副牧师、现已成为植堂者的赫尔辛（Dane Helsing）说道。“只要有人对植堂感兴趣，库克就会和对方坐下来喝杯咖啡聊聊。二十多年来，他已经接见了数百位对植堂有兴趣的同路人。”
正因如此，库克才能自信地说，如今波士顿和新英格兰地区各个宗派和教会网络中的健康教会，比过去 25 年的任何时候都要多。
“我是在圣经带长大的，我也很热爱那里，”库克说，“但现在在大波士顿地区，我能够放心推荐的教会数量，竟然比南方好几个城市还要多。这些教会都在认真建立规范的会友制度、忠心的领导团队，并坚持以解经式讲道为中心。现在真是个令人备受鼓舞的时期。”
来到波士顿
库克在一间颇为极端的五旬节派教会长大，那里特别强调信心医治。谈到自己在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求学的日子，库克坦言道：“那时的我真是太不成熟了。”
机缘巧合下，他加入了浸信会的校园团契。在那里，他不仅得到了属灵导师的悉心指导，还找到了一份工作，更被推荐进入西南浸信会神学院深造。
“那段时间，我开始慢慢了解国内外的情况，”库克说，“我意识到，就算我离开俄克拉荷马的岗位，他们也不愁找不到接班人。但在其他地区，传福音的工人却十分短缺。这让我开始思考是否该去别的地方服事。”
美国东北部就是这样一片福音荒漠。2000 年的美国人口普查显示，即便用最宽泛的标准来定义“福音派”，当地的福音派信徒比例也只有 2%到 4%之间。
就在库克重建希望团契教会的那一年，马克和康妮·斯坦普（Mark and Connie Stump）夫妇搬到了波士顿。康妮回忆说：“那时我压根就没想过能在这里找到美南浸信会的教会。”
马克比妻子和孩子们提前一个月来到这里工作。到达的第一个周末，他就去参加了希望团契的主日敬拜。
“敬拜一结束他就给我打电话说：‘我找到了一间很棒的教会，教会里的人都特别友善，唯一的问题是整间教会只有 18 个人，而且没有儿童主日学，’”康妮说起当时的情景。“那会儿我们已经有个一岁的小宝贝和一个三岁的孩子，而且我刚刚发现自己又怀孕了。所以他接着说：‘虽然这教会真的很好，但恐怕不太适合我们。’”
一路跌跌绊绊
多年后，有人问库克，如果能重来一次，他会怎么做。“我会先在一间成熟的教会担任同工，积累足够经验后再去开拓教会。”他回答道。
因为在最初的时候，他确实是一头雾水。当时，福音派最具影响力的是华理克（Rick Warren）和斯坦利（Andy Stanley）这样的牧者，但库克并不是在郊区经营大型教会的料。后来，他找到了提摩太·凯勒的讲道录音带，凯勒牧师十年前在纽约开创教会的经历给了他很大启发。
“虽然我从未见过凯勒本人，但他的事工对我影响深远，”库克说。“我不仅借鉴了他的很多理念，还去参加了几次相关的研讨会。”
库克还接触到了九标志事工的资料，并专程去参加了国会山浸信会（Capitol Hill Baptist Church）的周末研讨会。
“那时我开始大声宣告我们的愿景，虽然当时还不知道该如何实现，”他回忆道。“我说：我要做解经式讲道；我们要建立有意义的成员制度；我们要设立多位长老的治理体系；我们要去植堂；我们要投入资源向未得之民传福音。”
当你面对仅有十几个人的会众说这些话时——其中还包括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听起来确实有点不切实际。希望团契连一个像样的教会规模都算不上，要如何去植堂呢？又怎么可能建立多个小组呢？
尽管如此，库克仍坚持认真筹备每周的主日敬拜。他从凯勒那里学到，在讲道时要考虑到慕道友的需要，所以他常常会说：“如果今天你来到这里，还不是基督徒的话⋯⋯”
“那会儿教会总共就 17 个人，”他笑着说，“大家面面相觑：‘他在对谁说话呢？我们这儿不是都信主了吗？’”
偶尔有新朋友来访，但通常都不会再来第二次。毕竟，希望团契实在太小了。
“教会刚起步那会儿，发展得既慢又难，我们也犯了不少错误，”库克说。“不过所幸这些错误都不致命，没有让教会夭折。”
甘愿为主做傻瓜
马克和康妮·斯坦普夫妇曾走访过附近好几间教会：有的不够热情，有的太过冷漠，还有的路程实在太远。
“一次又一次地，我们回转到希望教会。”康妮说。这里的讲道扎实，会众也特别友善。起初他们还没定下来在哪里买房，有些举棋不定。但后来他们索性反其道而行，专门选在教会附近安了家。
“那时的教会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康妮回忆说。大家经常一起吃午饭、一起庆生、一起玩游戏。更重要的是，所有人都齐心协力，想方设法让附近的邻居们知道这里有间教会。
比如说，在确定教会名字之前，库克带着四个候选名字跑到超市，花了整整两个小时向路人询问他们最喜欢哪个。（结果“希望团契教会”以压倒性的票数胜出。）
“后来有位弟兄提议免费送圣诞树，”康妮说。“马克和我都不太有创意，第一反应就是：这主意肯定行不通。”
但没想到真有位圣诞树农场主愿意捐赠 75 棵树。于是大家挨家挨户发传单：想要免费圣诞树的尽管联系我们。结果真有不少人打来电话，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就顶着暴风雪去送树。
这股热情延续下来。他们买来能量棒，附上教会的联系卡片，在公交站和地铁站免费发放。随后又用同样的方式派发口香糖、咖啡和矿泉水。
马克和康妮又一次持怀疑态度。“这招肯定不灵，”马克回忆起当时的想法，“这可能是我听过最不靠谱的主意了。”
直到有一次主日敬拜后，他遇到位新朋友，对方说就是因为收到那根能量棒才来的。“现在想来，效果简直不可思议，”他感叹道。
“路人都以为你要推销东西，”康妮解释说。“当他们发现你只是送瓶水，而且不用被迫谈话时，反而感到很温暖。”有些人会保留那张联系卡，“等到生活遇到困境时，就会想起那次与教会人员的特别经历，心想：‘也许我该去试试。’”
报税季时，库克买了一堆邮票，在邮局门口免费派发。虽然邮局工作人员对此有疑虑，但因为并不违法，也就随他去了。
希望团契还在地铁上买了广告位，刊登了一段C.S.路易斯的名言，外加教会的联系方式。“主真的通过这个方式带领人来到教会。”马克说。
“这让我想到保罗说他愿意为基督成为愚拙的，”康妮说。“库克也是这样，他愿意为基督作任何看上去很傻的事。不管什么方法，他都愿意去尝试。”
“但说到底，最有果效的传福音方式，还是我们的会众在日常生活中向朋友、同学、同事分享信仰，邀请他们来教会，”库克说。“神真是满有恩典。总会有人对信仰产生好奇，或是渴望在属灵生命上成长。这些小小的鼓励，一直支撑着我走到今天。”
植堂
希望团契在场地问题上算是幸运，因为他们使用的会堂已经被前任会众还清了贷款。但这栋楼着实不大——只能容纳 220 人。随着教会日渐兴旺，带领同工们开始四处物色更大的场地。
“我们找了好多地方，”马克回忆说。“有一次都付了定金了，可惜还是被人抢了先。”
无奈之下，库克只好增开第二堂聚会，甚至一度尝试开到第三堂。
“正是因为找不到更大的场地，反而让我们提前开始了植堂计划。”康妮说。
现在回头看，这个决定似乎是自然而然的结果。但在当时，要在新英格兰开拓教会实在不容易，对一个发源于南方的宗派来说更是如此。
“我是 1993 年 11 月搬到新英格兰的，”美南浸信会的牧师多赛特（Terry Dorsett）在文章中写道。“每次参加完州联会的聚会都让人心情沮丧，因为感觉这里的牧师们不是在庆祝‘高出席率日’，而是在庆祝'低出席率日'。我曾担任过一段时间新英格兰区会的宣教委员会主席，连续三年眼看着我们所有的宣教教会都倒闭了。”
回首往事，库克总结出植堂者面临的几个主要挑战。
“在我看来，最大的问题是当时几乎找不到健康的地方教会能够接纳并差派植堂者，”库克说。“现在的情况大不相同了，几乎没人会贸然去植堂。新同工都会先到当地教会实习或见习一段时间，适应环境后再被差派出去。这种方式显然更合理，也更能帮助植堂者。”
其次，当时美南浸信会的资助政策是提供两年经费。这在俄克拉荷马这样的地方或许够用——两年下来，教会可能已经有足够的会众实现自给自足。
但在东北部，两年的时间可能只能发展到 35 人左右。库克说，这虽然是个不错的开始，但很少有支持者能理解，在新英格兰建立一个财务独立的教会需要更长的时间。为此，他请求支持教会把原本两年的资助款延展到四年使用。
对希望团契而言，这样的支持已经足够了。到那时，他们已经建制完备，并准备效仿凯勒的模式，开设第二个堂点。
“我们在布鲁克莱恩河对岸租了个场地，在那里开设晚间崇拜，”库克说。“我负责讲道，乐队负责敬拜，我们把它叫做‘希望团契库利奇角分堂’。但我们对这个分堂的未来走向并没有成熟的规划——它是继续作为希望团契的一部分，还是独立出去？我们还没有想好。”
库克的朋友梅森（Bland Mason）来希望团契植堂实习时，他接手了这个分堂，并将其更名为“山上之城教会”（City on a Hill）。此后他更是一发不可收，在八年内开拓了七间教会。
希望团契也没有停下脚步。他们又建立了两间分堂，还为其他几间教会提供人力和财务支持。
“与其努力建立一间三千人的大教会，我们觉得不如建立十间三百人的教会，这样能接触到更多的人，”库克说。这些小型教会不仅“更贴近当地情况，也更容易复制，因为能够牧养三千人教会的牧者凤毛麟角，但我们能找到不少有能力带领四十到三百人教会的同工。”
库克一直在向会众强调这个理念。在每季度的会友大会上，希望团契的会众都会听取宣教伙伴和植堂者的汇报。在每周的牧者祷告中，库克都会为其他教会和未得之民祷告。在预算会议上，希望团契的领袖们会将超过 20%的收入用于宣教。
“他们始终保持开放和欢迎的态度——每年夏天都有实习生和植堂实习生，”赫尔辛说。“他们一直以慷慨开放的胸怀欢迎任何想要学习、体验宣教型教会生活，或是想探讨植堂事工的人。”
他经常遇到一些素不相识的人，却发现他们都认识库克。“我看到了希望团契在宣教事工上产生的涟漪效应。”他说。
新英格兰地区的教会发展
1962 年，8 间新英格兰地区的教会组成了一个小型联盟。如今，新英格兰浸信会联会已发展壮大到 388 间教会，其中超过三分之一是在 2010 年后建立的。而这还不包括其他教派和教会网络中不断增长的福音派教会。
保罗·巴克利（Paul Buckley）说，“感谢主，祂通过数百间规模虽小但忠实持守的教会在作工——我们正在见证一场缓慢但意义深远的属灵觉醒。”2002 年，他在希望教会以北 45 分钟车程处建立了恩典之王教会（King of Grace Church）。和希望教会一样，恩典之王教会也相继开设了三间分堂。
巴克利在福音联盟网站上写道：“如今，新英格兰的许多城镇都有一间或多间传扬福音的教会。在波士顿，大多数地区步行范围内就能找到一间传讲基督、践行福音使命的教会。”
去年，美南浸信会报告显示，全美各地会员人数普遍下降，但新英格兰地区却成为一个显著的例外。从 2017 年到 2022 年，该地区的教会会员人数从约 27,500 人增长到超过 30,000 人。
波士顿地区的教会植堂者亚伦·卡文（Aaron Cavin）在一次当地植堂培训中分享这些数据后表示：“这些数据让我们更加坚定信心。”与此同时，位于东北方向 25 英里处的哥顿康威尔神学院也宣布将增设教会植堂专业。
虽然马萨诸塞州的福音派新教人口比例仍然很小——2020 年仅占 3.65%，但相比 2000 年的 2.37%和 1980 年的 1.4%已有明显提升。
“能够亲眼见证神这些年通过希望教会所成就的一切，我感到无比荣幸，”康妮说，“我从来没敢想象神会如此近距离地在我们身边作奇妙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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